20世紀60年代的世界革命浪潮中，巴勒斯坦的解放事業曾經占據精神核心的位置。而革命退潮后，巴勒斯坦不斷被污名化（哈馬斯的恐怖主義）和悲情化（廢墟與難民）。今天這一切似乎又發生了變化，2019年以來，全球抵抗運動如火如荼，在2020年被“黑命攸關”運動推向高潮，巴勒斯坦重新回到了情感團結的中心位置。就像曼德拉在1997年所說，“沒有巴勒斯坦的自由，我們的自由是不完整的。”

當地時間5月21日2時，巴以雙方達成的停火協議正式生效，結束了長達11日的武裝沖突。但顯然，以色列當局的定居者殖民和種族隔離制度以及巴勒斯坦民眾的抗爭行動不會隨著停火而停歇。世界范圍內，在倫敦、墨爾本、巴黎、紐約、柏林以及許多其他城市和區域，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正在持續展開，抗議者們堅定地與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他們要求自己的政府實施制裁和禁運以削減對以色列的武器供應和經濟支持，譴責以色列當局過度使用武力、無差別轟炸加沙人口稠密的平民區，旗幟鮮明地反對以色列當局的定居者殖民和種族隔離制度。抗議現場時常出現這樣的口號：“停火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人權和正義”。

輿論場似乎在發生變化。曾經，如薩義德在約30年前所言，任何人要想在西方主流媒體上發表批評美國政策或以色列當局的言論都極其困難，而發表敵視阿拉伯民族/文化或伊斯蘭教的言論則再容易不過，甚至會招來大量簇擁。而如今，就像巴勒斯坦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指出的，“浩劫（Nakba）”和“起義（Intifada）”等詞匯終于進入了主流媒體、對定居者殖民和猶太復國主義真正意涵等問題的討論終于進入了全球（尤其是西方）的公共話語。與此同時，美國民主黨內具有左翼傾向的政治家（如眾議員亞力山卓·奧卡西奧-科爾特斯）開始承認和反對以色列當局的種族隔離政策，并提出議案試圖阻止美國向以色列出售精確制導武器。此外，曾經的一大禁忌——將以色列當局的所作所為與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相提并論——也被打破。2021年1月，基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權組織卜采萊姆（B'Tselem）發表報告，首次將以色列定性為“種族隔離”政權。曾領導非國大（ANC）與種族隔離白人政權談判的南非現任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評論道，強迫巴勒斯坦居民遷出、為以色列定居者讓路、摧毀加沙地帶的房屋使他“回憶起南非的可怕歷史”以及“我們自己的種族隔離制度帶來的巨大痛苦”，“當我們看到這些畫面時，我們不可能不與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長期被親以色列情緒統治的西方輿論場正在醞釀不同的聲音，曾經不可逾越的壁壘顯示出瓦解的跡象。

不妨把視角投向街頭，來尋找這種變化發生的可感形式。在世界各地聲援巴勒斯坦的集會上，人們在揮舞巴勒斯坦國旗的同時手握“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克什米爾自決運動、女性主義和性別公正運動、緬甸公民抗命運動等運動的旗幟和標語。從“自1948年起巴勒斯坦人無法呼吸”到“從巴勒斯坦到克什米爾：非法占領是罪行”，從“巴勒斯坦是一個女性主義議題”到“從羅賈瓦到加沙：粉碎殖民主義”和“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方案在庫爾德斯坦”（后者成為有別于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這些標語和口號印證了世界范圍內諸社會運動的匯流，凸顯了交織的生命經驗、交叉的壓迫結構和交融的情感聯結。

“自1948年起我們就無法呼吸”

喬治城大學伊斯蘭研究博士候選人瑪麗亞·哈努恩（Marya Hannun）是在美國長大的巴勒斯坦人，她從個人視角觀察到這次聲援巴勒斯坦運動的不同之處。她發現自己的社交圈子里公開批評美國政府對以色列當局的物質支持的人越來越多，那些此前從不關心相關議題、向來保持沉默的朋友也開始為巴勒斯坦發聲。新聞媒體中也常見對以色列非法占領、過度使用暴力等行為的批評，而且不少專欄文章將以色列的侵犯人權行為與美國的警察暴力聯系起來。她認為輿論場的這一轉變與“黑命攸關”運動息息相關。

黑人抗爭運動與巴勒斯坦的團結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自“黑命攸關”的最初階段起，運動組織者就明確地將這兩個運動聯系起來。今天，“黑命攸關”運動官方借助其強大的線上/線下影響力（例如關注者數量龐大的社交媒體賬號），試圖聯合起世界各地的反種族主義運動。許多在過去一年中嶄露頭角的黑命攸關活動人士都公開呼吁美國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侵犯人權的行為，他們宣稱，對巴勒斯坦議題的沉默與對美國種族不公的沉默如出一轍。隨著美國種族正義運動日益提高的可見度和影響力，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點開始由諸如“兩國方案”這樣的宏觀政治爭論轉向個體人權侵犯的議題。

在喬治·弗洛伊德死于警察暴力后，他的形象被繪于圍繞占領的西岸地區修建的隔離墻上。

從這個角度看，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對兩個運動的聯結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喬治·弗洛伊德死于警察暴力后，他的形象被繪于圍繞占領的西岸地區修建的隔離墻上。2020年5月30日，患有自閉癥的32歲巴勒斯坦男子埃亞德·哈拉克（Eyad al-Hallaq）在經過耶路撒冷的一個檢查站時被以色列警察射殺。事發時哈拉克正像往常一樣步行前往他每天上課的殘障學校，當他經過檢查點時，執勤的以色列警官懷疑他持有武器（事后證明他未攜帶任何武器，當時他只是在嘗試掏出手機），便喝令他停下。哈拉克未聽懂警官的命令，想要徒步逃跑時被射殺。哈拉克遇害后，巴勒斯坦抗議者們將弗洛伊德的照片與哈拉克的照片擺在一起制成各式海報和標牌，上面寫著“兩個國家，相似的制度”或是“從美國到巴勒斯坦……種族主義是暴行”。這種并置源于兩個社群遭受的種族主義警察暴力，共同的傷痛和憤怒構成了這種情感聯結的底色。

巴勒斯坦抗議者們將弗洛伊德的照片與哈拉克的照片擺在一起制成各式海報和標牌“我們的斗爭是一樣的。”

此外，“黑命攸關”運動與巴勒斯坦抗爭運動的聯結也促進了對兩地緊密交織的壓迫技術的關注。美國政府不僅每年向以色列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且其警察部隊在以色列接受培訓，用于鎮壓美國抗議活動的監視技術和安全服務承包商也同時受雇于以色列軍方。壓迫技術互通的同時，對壓迫的反抗和斗爭也在締造聯結。在2014年美國警察殺害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后，于密蘇里州弗格森舉行的抗議活動中，抗議者高舉著標語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民眾則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分享如何應對警方催淚瓦斯的運動經驗。

哲學家和黑人活動家、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名譽教授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揭示了美國監獄產業、種族暴力和巴勒斯坦政治監禁乃至更廣泛議題之間的深刻聯系。她認為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相似性體現在定居者殖民、對原住民的種族清洗、種族隔離制度、運用法律制度來實施系統性壓迫等方方面面。聲援巴勒斯坦有助于進一步改變美國當代運動的政治意識，使之更加豐富厚重。戴維斯堅信“黑命攸關”和美國其他社會運動需要聲援巴勒斯坦，例如聯合BDS運動（即“抵制、撤資、制裁以色列”運動，倡議對以色列進行抵制、撤資和經濟制裁，要求以色列履行其國際法義務，從占領領土撤出、拆除西岸隔離墻、實現以色列境內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的完全平等、以及“尊重、保護和促進巴勒斯坦難民重返家園和重獲財產的權利”），從BDS以及南非的反種族隔離實踐中吸取經驗教訓，豐富自己的政治議程。不僅如此，在理論和意識形態上，巴勒斯坦議題也有助于拓寬“廢除主義”（Abolitionism）的視野。巴勒斯坦的經驗有助于重新審視“監禁國家”等概念，更好地理解占領的日常收容性、監禁的作用機制以及以色列軍隊和巴勒斯坦當局無處不在的警務活動乃至警察暴力。這反過來也對研究更廣泛的議題大有裨益，例如挑戰父權制下的性別二元論，或反對自然化、客觀化以身體、精神和智力為名的區隔和歧視。

“我們是巴勒斯坦”

當地時間5月15日，查謨-克什米爾警方拘捕了21名參加聲援巴勒斯坦集會的民眾，其中包括來自斯利那加（Srinagar）的藝術家穆達希爾·古爾（Mudasir Gul），他在一座橋上噴涂了“我們是巴勒斯坦”（“WE ARE PALESTINE”）字樣和一個披著巴勒斯坦國旗頭巾的女性形象。警方隨后將橋上的涂鴉抹掉，古爾因觸犯公共安全法被拘留三天。

查謨-克什米爾的一座橋上“我們就是巴勒斯坦”的涂鴉

回到家中的古爾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巴勒斯坦和阿克薩清真寺的歷史與伊斯蘭教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克什米爾的每個孩子都知道巴勒斯坦。和加沙的孩子們一樣，我們也是在沖突地帶長大的。我們的生活被不受控制的暴力塑造。在2014年加沙戰爭中，我第一次目睹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暴行的實際面目。我在電視上看到無辜的兒童被屠殺，這讓我非常痛苦。我無法忍受所發生的一切，哭了很多次。如今以色列又在轟炸加沙。克什米爾的人們也能感受到相同的痛苦。我不是激進分子。我沒有殺害任何警察或士兵。我甚至沒有扔石頭。作為藝術家，我只是給自己的感情尋找了一個出口。我沒想到，在克什米爾，以非暴力的方式思考和表達自己也是犯罪行為。”

與巴勒斯坦的情況類似，后殖民的印控克什米爾也表現出嚴重的軍事化、非法占領、侵犯人權，以及相應產生的人民抵抗和情感團結。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來，克什米爾人要求自治和自決的斗爭和運動持續至今。巴勒斯坦與克什米爾兩地的歷史境遇在大英帝國的衰落背景下存在著強烈的交疊，而在晚近的對抗性國際政治中，它們也都被粗暴歸入所謂“伊斯蘭恐怖主義”范疇。印度是以色列武器的最大買家，莫迪政府掌權后，印度與以色列的關系越走越近，莫迪曾公開稱贊以色列的軍事和情報部門，尤其是它們對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壓制。在克什米爾，警察和軍方用來鎮壓民眾抵抗的許多策略都是直接從以色列那里學習的。

2019年8月，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政府在未咨詢克什米爾立法機構、未告知克什米爾人民的情況下單方面取消克什米爾的自治地位，將查謨-克什米爾地區一分為二，成立查謨-克什米爾中央直轄區和拉達克中央直轄區，由印度政府直接統治，通過行使總統權力發布《總統法令2019（克什米爾地區）》結束了該地區70余年來所享受的特殊憲法地位。此舉被斥為“非法”和“以欺騙手段完成的違憲行為”。印度政府預料到克什米爾人會奮起反抗，于是增派數萬人部隊駐扎，一時間克什米爾被置于宵禁和通信封鎖之下。包括手機、互聯網和有線電視在內的所有通信形式暫停了七個月之久。

從屠殺、酷刑、性暴力、任意拘留、法外處決，到拆毀房屋、拒絕交還遺體、加強監視、鎮壓抗議，再到文化侵略、抹去歷史，種種嵌入日常軍事秩序中的侵犯人權行為和暴力形式植根于伊斯蘭恐懼癥和控制穆斯林他者的多數主義統治需要，構成了克什米爾和巴勒斯坦民眾對殖民占領的共同經驗。巴勒斯坦的BDS運動呼吁大家聲援“軍事鎮壓之下的克什米爾人，這種鎮壓在很多情況下與以色列的占領和控制形式相似”。此外，廢除自治地位事件后，印度政府在印控克什米爾的所作所為與以色列當局在巴勒斯坦推進的定居者殖民之間的相似之處愈發清晰可辨。克什米爾人認為喪失自治權是對其族群、文化和宗教身份的攻擊，他們擔心取消自治地位會推動大量印度公民遷居克什米爾，推進克什米爾的定居殖民進程，進而為財產剝奪和資源攫取打開大門。

與黑命攸關運動類似，壓迫的相似性也催生了抵抗的交織。如果說“苦難”將發生在克什米爾與巴勒斯坦的悲劇相連，那么“悲情”則催生了兩地民眾斗爭中的情感團結。克什米爾人將巴勒斯坦人的抗爭看作先鋒和模板，從中汲取力量、學習經驗。2008年以來，克什米爾人的反抗開始從武裝斗爭轉向以街頭為中心的平民抵抗。例如，克什米爾青年用石塊與印度占領軍隊對抗。投擲石塊是一種古老的抗議形式，可以追溯到反抗莫臥兒王朝統治時期。而街頭投擲石塊的場景也立即讓人想起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色列士兵投擲石塊的畫面。“起義（Intifada）”一詞也在這兩個地區間引起了強烈共鳴。2008年后，“起義”成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和媒體話語中用來描述克什米爾斗爭的常用詞匯，連接了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殖民占領的抗爭。如今的克什米爾“起義”愈發顯示出類似巴勒斯坦“起義”中的非暴力元素，包括不合作運動、抗稅、罷工、抵制商品、集會示威和辭去政府工作等等。

“巴勒斯坦是一個女性主義議題”

自本次以色列當局暴力驅逐巴勒斯坦居民并鎮壓阿克薩清真寺的抗議民眾、引發巴以沖突以來，世界范圍內已有數所大學和相關院系專業（例如人類學系、中東研究系）發表公開聲明聲援巴勒斯坦。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女性和性別研究系與民族研究系共同發布以“巴勒斯坦是一個女性主義議題”為題的聲援聲明，其中寫道：“在學術和活動中實踐反種族主義女性主義觀點的承諾基礎上，我們繼續放大黑人、原住民、阿拉伯人、穆斯林和猶太女性主義和酷兒學者和活動家的聲音，以支持巴勒斯坦爭取解放的長期斗爭。我們呼吁學術界關注和教授巴勒斯坦研究領域的女性主義學者的工作；反對在大學校園內外通過虛偽地將反猶太復國主義與反猶主義混為一談來壓制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支持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當局的抵制、撤資和制裁（BDS）的呼吁；在校園內發起對話，讓學生和大學社群增進對世界各地的原住民解放斗爭的了解。”

“巴勒斯坦是一個女性主義議題”，因為殖民暴行和國家暴力既是種族化也是性別化的。由黑人女性主義奠基的交叉性女性主義框架（Crenshaw 1989）認為女性的重疊或交叉的身份會影響她們經驗壓迫和歧視的方式。交叉性框架拒絕將女性的全部經驗簡化為性別的單個范疇，而是把壓迫系統看作多種因素（種族、階級、民族、殘障、公民身份等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從交叉性視角來觀察，那么巴勒斯坦無疑是一個女性主義議題。以色列的非法占領和種族隔離讓所有巴勒斯坦人籠罩在壓迫、暴力和毀滅的陰影下，對巴勒斯坦女性而言尤甚——她們尤其痛苦地承受著種族隔離的結構性暴力的后果。

長期以來，全球北方的女性主義討論（尤其是白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涉及以色列的時候習慣于保持緘默，盡量避免“提及政治”，盡管諷刺的是，“個人即政治”是第二波女性主義最響亮的口號之一。即使是全球北方的激進女性主義者也往往忽視了巴勒斯坦女性的主體性，在談論巴以議題時粗暴套用現代/教化/世俗vs落后/野蠻/宗教的二元框架，認為穆斯林女性亟待被從邪惡宗教和落后社會中解救（Abu-Lughod 2013）。這種對處于各種交叉性壓迫下的全球南方女性的主體性的無視，混同大屠殺的歷史包袱和對反猶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混淆，遮蔽了大部分全球北方活動家的視線，使他們看不到這樣的事實：對巴勒斯坦女性自己而言，更嚴重急迫的壓迫來源并非伊斯蘭主義，而是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的非法占領；而且，占領和殖民的殘忍后果有著極其性別化的體現。正因如此，巴勒斯坦女性才堅持將追求性別公正的斗爭與民族解放議題聯系在一起。

在種族隔離的以色列當局統治下，巴勒斯坦女性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受教育權利、經濟機會和生育健康，政治暴力構成了她們遭受暴力的一個主要方面，其表現形式包括任意逮捕和監禁、對巴勒斯坦女囚實施和威脅實施性暴力、敲詐、以色列當局對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者的威脅等等。巴勒斯坦女性被迫在檢查站生產、在以色列空襲期間大量流產，她們的生育健康和后代被視為人口威脅（以色列內蓋夫[Negev]地區的巴勒斯坦女性在分娩時死亡、胎死腹中和新生兒死亡方面的比率全世界最高。這些都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行動限制和以色列拒絕向巴勒斯坦婦女提供醫療服務直接相關），她們由于以色列的封鎖而無法出國留學，她們在步行上學時常常被以色列定居者用石塊砸傷，或是被以色列士兵性騷擾。

當然，“巴勒斯坦女性”也絕非鐵板一塊的標簽，個體經驗之間存在各種差異。而且，縱然被剝奪了自由、尊嚴和自決權，巴勒斯坦女性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呼吁其他女性主義者、活動人士和學者不只是“透過面紗”看到她們，更重要的是“透過以色列的政治宣傳”看到她們的訴求和主體性。多樣的巴勒斯坦女性團體根據她們的社會位置和具體訴求展開民族解放和性別解放斗爭，在父權制、殖民統治、民族主義話語和國際政治力量的復雜互動中與各方博弈。這方面的努力包括始于1980年代的一系列工作坊和普及教育，以及組織全球北方活動人士代表團前往巴勒斯坦，以便親眼目睹非法占領下的巴勒斯坦生活現實（Elia 2017）。 

巴勒斯坦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多重身份（作為斗爭者、養育者、照顧者、社會生活參與者、文化承載者）均遭到以色列當局的無情侵襲（從歷史上看，殖民政權往往會將控制和攻擊被殖民女性視為掌控和統治殖民地社會政治生活的捷徑）。因此，將交叉性問題納入視閾的女性主義不會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而是必須與巴勒斯坦女性站在一起，為自由、平等、正義而斗爭。從根本上說，女性主義也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至上主義和壓迫統治。巴勒斯坦的女性議題對女性主義者（尤其是全球北方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提出了要求——必須擯棄對世界其他地方苦難的視而不見、堅信只有同一套父權制壓迫結構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及居高臨下的拯救者姿態，開始承認巴勒斯坦女性的主體性、看到她們的堅韌、傾聽她們的訴求。這次巴以沖突后一些大學的中東研究、性別研究和人類學等院系均在網上貼出相關巴勒斯坦研究書單，不妨從閱讀相關研究開始邁出第一步。

尾聲

本文嘗試梳理了從此次聲援巴勒斯坦運動中涌現的更大范圍運動網絡的一個片段，交織的生命經驗、交叉的壓迫結構和交融的情感聯結共同促成了這些運動的合流與交匯。當下，巴勒斯坦人和其他社群正圍繞監禁、執法暴力、移民權利、邊境暴力等議題走到一起，共同對抗性別暴力、定居者殖民、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輿論場的轉變與看上去互不相關、獨立發展的諸思想和實踐的匯合既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也不是稍縱即逝的瞬間，而是長期的動態過程，伴隨著環境的變化起起伏伏，但始終存續、始終與各式壓迫力量抗衡。納爾遜·曼德拉在1997年國際聲援巴勒斯坦人民日上發言時說：“我們非常清楚，沒有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我們的自由是不完整的”。

Reference

https://www.colorado.edu/wgst/2021/05/18/palestine-feminist-issue

https://uscpr.org/feministpalestine

https://thewire.in/rights/our-lives-are-shaped-by-violence-kashmiri-artist-detained-for-we-are-palestine-mural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israel-palestine-india-kashmir-make-pay-solidarity

https://lithub.com/angela-davis-on-black-lives-matter-palestine-and-the-future-of-radicalism/

https://jps.library.utoronto.ca/index.php/des/article/view/28902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1/05/black-lives-matter-israel-palestine.amp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5/15/israel-apartheid-palestine-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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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70289X.2020.1750199

https://anfenglish.com/culture/after-gaza-comes-gare-52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