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0年開始，上海市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動員了50多名老知青志愿者，由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和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金大陸擔任主編，從6000余部地方志中爬梳知青運動的相關史料。近日，他們4年努力的成果——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聯合出版的600萬字的《中國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六卷本，以下簡稱《史料輯錄》）終于問世。12月21日，該書在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舉行了新書發布會和2014“新史料·新方法·新視野”知青學術論壇。

        對于這套知青史料集的出版，相關領域的學者認為，這些新史料勢必將推進知青史的研究，拓寬和深化人們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認識。而在這次的知青學術論壇上，對于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問題，再次成為了討論的焦點。

地方志中整出的新史料，將極大推進知青研究

        關于知青研究的第一篇史學論文出現在1987年。1990年代，學術論文逐漸增多，同時也出現了通史性的專著，主要有劉小萌等合編的《中國知青事典》、定宜莊的《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史：大潮1968—1980》以及顧洪章主編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史衛民、何嵐的《知青備忘錄：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生產建設兵團》。

        這些研究的出現，說明史學界已經不滿足于文學書寫和知青個體的回憶等民間書寫，開始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作為史學研究對象。但其中大部分歷史學者本身即是知青，而且原本的研究領域并不在現當代史方面，如劉小萌、定宜莊原本是主要研究清史的，知青史研究算是“副業”，這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知青史研究底子薄弱，離學科化、專業化仍有距離。

        然而，史學研究得以推進的根本要素之一是史料，因為關于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史料的匱乏，將原有史料消耗殆盡后，知青史研究逐漸進入了瓶頸期。劉小萌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近二十年很少有重要的史學研究成果出現，現在《史料輯錄》的出現，正是“雪中送炭”，“當時我能看到的北京方志只有一種，現在在這套史料集里我們就能看到52種?！?/p>

        在史學研究中，新史料的出現往往會引發新一波的學術研究高潮。金光耀說，當初蔣介石日記解密、蘇聯檔案公開曾引發國際國內研究高潮，那么，這套知青史料集也很有可能刺激學者的研究熱情。金光耀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史料輯錄》為知青研究引入新方法和新視野提供了可能。

        《史料輯錄》題目關鍵詞之一的“中國新方志”，是指“文革”結束后所修的地方志，與中國傳統方志相對。自1977年起，修志工作在少數縣市展開，1980年代普遍起來。到2005年，全國規劃的省市（地）縣三級志書6319部已經有86.36%完成修撰。這些新方志里保存了大量包括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在內的珍貴當代史資料，里面的原始數據更是民間口述、回憶中所缺乏的。

        金光耀認為，可以借用社會學、計量史學等研究方法，對知青史進行“大數據”的定量分析。比如，以往無論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檔案還是劉小萌等人的研究，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安置經費問題僅有全國層面宏觀的總述，而沒有給出各省的具體經費數據，“而在地方志中，尤其是專業志如勞動志、財政志中都有，這就使我們可以從省乃至縣的層面上了解知青安置經費的各地實際使用情況。從中我們能看到各省之間的明顯差異，甚至是省內各縣間的不同?！?/p>

        另外，借助《史料輯錄》中對于知青婚姻狀況的數據，整合、比較后能發現原本不被注意的問題，比如，“文革”期間，浙江某些省份的知青與農村青年結婚率高出全國平均水平兩倍還多，而且男知青農婚率遠多于女知青，與一般的認識相反。“大數據”定量研究的可能為概括共性、分析差異等問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新史料還會為知青史研究帶來視野的拓寬。數據呈現出地域差異，和區域研究的視野互為表里?！敖陙恚瑲W美海外中國學研究的熱點之一是區域史研究。中國太大，各區域的差異非常明顯，所以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區域可能比‘中國’更具有書寫的可能，比如清史中的江南史研究。”劉小萌對澎湃新聞記者說。

        此外，豐富而集中的史料，對于如知青生產勞動、精神生活、與當地群眾關系、返城情況，以及諸如知青所到之處當地政府所做的工作、各地為知青工作所設置的專門機構的運作狀況、國家對知青安置的基本情況等專題性研究的推動，也是可以想見的。

對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底該怎么評價？

        對知青運動的書寫，不僅局限于歷史書寫，按照金光耀的劃分，還包括文學書寫和民間書寫。文學書寫在歷史書寫之前，主要是同“傷痕”文學一樣將知識分子苦難歸之于林彪、“四人幫”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極“左”路線，另外在內涵上則充滿了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的悲壯性。而民間書寫主要由作為親歷者的知青所做，他們的回憶、口述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獨特而珍貴的史料，但主題大都集中在傾述苦難和謳歌青春，如四川知青1991年在成都舉辦“赴云南20年回顧展”時，提出的口號就是“青春無悔”。但是歷史學的研究并不一定與親歷者的感覺相重合，甚至存在相當大的疏離。

        美國學者柯文在其經典研究《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一書中早就揭示，事件的親歷者、旁觀者和研究者，對事件的視角和認知有著巨大的差異。在知青運動評價這個問題上，柯文的觀點再次得到了印證。親歷者從個人經歷出發，將所見所感呈現出來，毫無疑問，這種經驗對他們來說就是“真實”；但歷史研究者追求的“真實”并非基于個體體驗，而是基于實證研究。劉小萌認為，良好的歷史學工作者做出任何論斷，必然是在占有各種不同來源、不同性質的史料證據基礎上。

        對于知青運動這段歷史的評價問題，只要從總體情況和制度、現實層面考量，都會明白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的“嚴重失誤”（1981年10月，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而從知識青年的角度來看，“青春無悔”這種判斷和評價則也是部分個體知青的真實情況，知青也在不同程度上對當地農村產生了積極影響。

        “知青運動對農村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方面，1700萬城市青年到農村，很大一部分是到邊疆和偏遠山區，或多或少為當地帶來一些新鮮的文化成分。但這種影響跟一代青年所付出的代價、農民付出的代價、國家付出的代價相比，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1700萬知青在最好的年華中斷了正常的教育，這種損失無論是對于個人來講還是從國家發展角度來講，都是不可彌補的?！眲⑿∶葘ε炫刃侣動浾哒f。

        知青運動的“浪漫化”，影響到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使得這些文藝作品多數是在謳歌青春，反過來又使“浪漫化”加劇。金光耀和金大陸都是具有知青身份的學者，他們認為，之所以“青春無悔”式的追憶大量曝露在公眾面前，主要是因為知青回憶錄的撰寫者大多數都是后知青時代的“成功者”，而那些或埋骨或終老鄉野的知青無法或無由發聲。

        “成功者”有能力有意愿追憶往事，并且往往將昔日之苦難與今日成功建立因果聯系。比如，一位后來成為理論工作者的知青就說，“在我們今天的成功中，都能看到當年兵團生活的痕跡?！钡莾晌粚W者在《史料輯錄》前言中強調，“知青在追憶青春時不能沒有自省和反思，因為他們的青春處在一個瘋狂、荒唐的非常年代?！弊骷覐埧箍挂苍怃J批評：“說什么‘青春無悔’——一個人、一代人所犧牲和浪費的整整一生的時間和生命，是能用如此空洞而虛假的豪言壯語，強顏歡笑地一筆抹去的么？”

        學術研究的這種看法，自然會引起知青的困惑和反駁。盡管劉小萌本身就是知青，也和眾多知青在口述采訪過程中建立了個人友誼，“知青群體不同于其他群體，他們雖然不了解或不認同你的觀點，但當我提出采訪時，他們都毫無保留地提供了幫助，只要一提你是知青，就像見到親人一樣待你。”不過，劉小萌堅持史學研究逃脫個人經驗視角的理念，還是遭到了很多誤解和非議。

        今年年初，劉小萌有感于民間層面對知青上山下鄉“浪漫化”、“美化”過度和現在青年人對那段歷史的隔膜，接受了共識網的采訪（題為《劉小萌：不要美化“上山下鄉”》），重申了他的一貫觀點：切不可把那個肆意踐踏人權的時代理想化。于是，立即有人發問質疑：“劉小萌，你是知青？”并稱劉小萌為“這個英雄群體的恥辱”。這也從側面說明，更加深入和全方位的知青史研究和探討很有必要。

        在本次新書發布會和論壇上，以知青身份參會的張韌發言說，她覺得自愿上山下鄉是她人生中最重要、最寶貴的經歷，她在插隊時也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但是她也知道，很多知青沒有她那么幸運，所以作為知青在討論這段歷史時，要有清醒認識：要把“文革”前和“文革”中情況分開，自愿與被迫分開，個人與整體分開。

        但是張韌也提到，她的這些想法可能會引起很多知青的不快。確實如此，在論壇接近尾聲，一位知青站起來講述了她的經歷，最后說：“我想請問各位學者，難道我們把我們一生最好的年華拿去建設祖國邊疆和農村，真的錯了嗎？到底該怎么評價我們的一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