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自開國皇帝朱元璋起，便施行海禁政策，不準民眾私自出海，同時也不允許外國商人前來貿易，中國對外貿易的途徑就只有依靠傳統的朝貢貿易。然而規模十分有限的朝貢貿易終究無法滿足全球化貿易的浪潮，因此海上走私貿易逐漸興起，隨之引發沿海的“倭寇”之患。

        歷史上“嘉靖大倭寇”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們是“真倭”還是“假倭”？所謂“倭寇”到底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海上走私貿易與海禁政策較量的結局如何？最終明朝怎樣實現對外開放？12月20日，在復旦大學召開的“變化中的明清江南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明史專家樊樹志教授就相關話題作了報告發言。

        

全球化貿易浪潮下的海禁與朝貢  

        “現在很多人都有誤解，以為經濟‘全球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事情，其實它早在15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就開始了。”樊樹志從明朝所處的世界貿易格局開始講起。伴隨著歐洲人的對外殖民擴張，整個世界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這種全球化貿易浪潮必然要席卷到中國，但當時明朝對外實行的卻是海禁政策。

        所謂“海禁”，就是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與海外各國交往，當然也包括民間貿易往來。那么，當時對外貿易的渠道就只剩下歷史悠久的“朝貢”，即歷代中原王朝把國內的君臣關系擴展至對待周邊國家的關系，藩屬國國王會定期派遣使節奉送貢品，同時接受中國皇帝的“回賜”，這種傳統朝貢體系所附帶的貿易就是“朝貢貿易”。  

        明朝當時所謂的官方貿易通道，就是洪武三年（1370）設立的寧波、泉州和廣州三個市舶司，此后雖然一度關閉了這三個市舶司，但在永樂元年（1403）它們又重新開放，并在這三個市舶司所在地，設置賓館招待外國朝貢使節。這些賓館的職責，除了接待朝貢使節，還附帶轉運朝貢方物，安排隨船外國商人與當地中國商人在賓館附近進行有限的小額貿易。

        

        通常各國朝貢使節北上完成任務之后，還可以讓外國商人在禮部設置的招待所“會同館”附近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當時最暢銷的就是長江三角洲出產的生絲，第二位是綢緞，第三位是棉布，當然后來茶葉超過了生絲”。但小額的朝貢貿易終究無法滿足民間日益增長的貿易需求，尤其在全球化貿易的浪潮下，海禁政策就顯得不合時宜。

        于是，民間就逐漸產生了“走私貿易”這種試圖沖破海禁的經濟活動。“明朝的走私貿易和現在的走私完全不一樣，由于當時沒有海關，所有民間貿易都沒有合法渠道，因而又被稱為‘私販’，與之相對的就是朝貢帶來的‘公販’。”樊樹志特別強調了明朝的走私與現代海關制度下的走私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走私VS海禁：朱紈的悲劇  

        在海禁政策的束縛下，福建、浙江沿海的走私貿易愈加興旺，當時比較突出的兩個走私貿易基地，一個是漳州的月港，另一個是寧波的雙嶼港。月港的走私貿易早在成化、弘治年間就已十分發達，長期的積累為其帶來了“小蘇杭”的稱號。

        面對日益嚴重的走私現象，當時明朝政府的主流意見是要加強海禁，雖然有比較開明的士大夫主張開放海禁，但是阻力重重，特別是在發生了寧波爭貢事件之后。所謂寧波爭貢事件，是指嘉靖二年（1523），日本兩大家族勢力各自派出一支朝貢隊伍，結果他們在寧波為了爭奪貿易主導權而發生武力沖突。結果，這個事件被明朝中央政府內部主張實行海禁政策的官員抓住了口實，最終導致寧波市舶司的關閉，這樣一來，走私貿易無疑更加猖獗。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朝廷任命朱紈為浙江巡撫兼任福建軍務提督，他是一位主張加強海禁的官員，他為了杜絕走私，上任后不僅搗毀了雙嶼港的陸上設施并填塞港口，而且制定了嚴厲的“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等海禁措施。

        

        “由于走私貿易需要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的船只在港口海面進行交易，所以需要沿海人民的后勤支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鏈和利益共同體。如果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那就等于斷絕了這些人的生路。”所以，朱紈的一系列行為不但觸怒了海上貿易的商人，而且招致與海商關系密切的地方豪強和士大夫的反感，他們紛紛彈劾朱紈，導致皇帝下旨逮捕他至京訊問，朱紈得知消息后無比悲憤，最終自殺身死。

        “朱紈悲劇的根本原因是他對于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化貿易形勢一無所知，以為憑借高壓就可以堵塞海外貿易的潮流，但他顯然低估了海上走私貿易集團盤根錯節的強大勢力，嚴厲的海禁措施激化了既得利益者與官方的矛盾。”可以說，朱紈就是不合時宜的海禁政策的犧牲品。

真倭？假倭？

        相比于廣東沿海對南洋的貿易而言，福建、浙江沿海對日本的貿易控制更嚴，尤其寧波市舶司關閉之后，海上貿易供求失衡的問題尖銳地凸顯出來，更大規模的走私集團興起，為了對付官方，他們都配備有武裝。由于這種武裝走私集團的貿易對象是日本商人，因此又被明朝官方稱為“倭寇”，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徽商出身的王直。 

        關于明朝的倭寇，是樊樹志持續關注的問題之一，尤其是“嘉靖大倭寇”（后期倭寇），在學術界也是爭議不斷。譬如，1990年代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的“倭寇”條說，倭寇是指“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而這一定義長期以來也保存在大部分普通人的歷史認知中。   

        然而樊樹志通過閱讀嘉興人李日華和太倉人王士騏留下的文章，發現他們作為嘉靖倭患的親歷者，都早已指出“倭寇”海盜其實就是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海商。而且，“其中大多數都是中國人，都是所謂‘假倭’，海禁斷絕了他們的生計，促使禍亂更加嚴重”。除此外，時任兵部侍郎兼漕運總督的鄭曉也有類似精辟的認識。   

        樊樹志認為當時內閣大學士的話最值得注意。徐階在一次與皇帝奏對時說，他過去以為沿海海盜是真的倭寇，但是最近經過詳細調查后才知道，大部分海盜頭領都是福建、浙江的中國人，真正的倭寇可能只有十分之三，而且還是受中國人的雇傭和指揮。

        因此，所謂“嘉靖大倭寇”，日本人參加的數量實際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國的走私貿易者，以及追隨他們的各色人等，傳統上我們把倭寇簡單定義為“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這種看法和歷史真相是存在距離的。

變“堵”為“疏”，開放海禁 

        漸漸地，朝廷上的有識之士就意識到造成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過嚴，因此決定采取“疏”，而不是“堵”的辦法解決倭患問題。當時平倭總督胡宗憲就決定放棄武力圍剿，轉而使用招撫“倭寇王”王直的手段，而招撫必須以開港通市作為交換條件，開放海禁便成了無法繞開的話題。  

        “胡宗憲的人品很壞，但我們不能因人廢言，因為他是主張開放海禁的。”樊樹志強調說，“胡宗憲雖然想開放海禁，但是他不敢公然亮明自己招撫王直的底牌，只能請求皇帝派遣使節‘宣諭日本國王’，其實這就是一個幌子，他的本意就是要招撫王直。”   

        “如果招撫王直成功，也許開放海禁就會提前”，但可惜的是招撫并沒有成功，由于胡宗憲平時貪贓枉法，他的政敵就控告他接受了王直的巨額賄賂。最終胡宗憲為了自保，只好違背先前的諾言，向朝廷提請處死已經跟隨他前來接受“招撫”的王直。

        

        此后，在眾多有識之士的建言之下，開放海禁已是大勢所趨。終于等到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開放海禁，準許私人出海到東、西二洋進行貿易。“我認為這和當時的內閣首輔徐階的政見很有關系，徐階其實做了很多好事情。”

        海禁開放的影響極大，因為在隨后的兩個世紀內，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這些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國家，它們原本與中國沒有朝貢關系，它們把中國的商品銷往全世界。“當時海上貿易使得中國獲得了世界上白銀資本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非常了不起，反過來說，假如‘海禁-朝貢’體制在明末沒有突破，那么這種輝煌就不可能出現。”樊樹志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