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與普京打算6月16日在日內瓦會面。這會給美俄關系帶來什么尚不確知，但回看既往，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雖談不上規律，卻也有一定的共性。

一個現象是，歷任美國新總統上臺后，都試圖在美俄關系上有所作為，開啟美俄關系的新篇章——即使在上任之初擺出對俄強硬的姿態，隨后也會嘗試與俄達成某種程度的和緩，還沒有哪一任總統自始至終都堅持強烈的反俄路線。

1991年12月，俄羅斯獨立，時任美國總統的是老布什。蘇聯解體令西方歡欣鼓舞，新生的俄羅斯對西方也頗為傾慕，雙方都對未來充滿憧憬。1992年1月，葉利欽與老布什在戴維營首次會晤，半年后，也就是1992年6月，葉利欽對美國進行了國事訪問。美俄達成了一系列重要合作協議，由此開始了美俄關系的漫長旅程。

1993年1月，克林頓繼任美國總統，對發展美俄關系抱有極大熱情。4月，他首次外訪，即與葉利欽在渥太華會晤。兩人一見如故，以“比爾”和“鮑里斯”稱呼對方，很快發展起密切的私人關系。

在克林頓執政的8年間，“比爾”和“鮑里斯”會晤了18次，幾乎相當于美蘇首腦在冷戰期間會晤的總數。葉利欽稱贊克林頓年輕、強壯、英俊、精力充沛，永遠面帶笑容；克林頓則包容葉利欽的一切缺點——1994年9月，葉利欽訪問華盛頓。一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只穿著內衣就跑到賓夕法尼亞大街上，嚷嚷要叫出租去吃披薩；第二天晚上還是這樣。這絲毫沒有影響克林頓對葉利欽的好感，他說“醉酒的葉利欽也比大多數不喝酒的候選人強”。

在克林頓執政前期，美俄關系進入了第一個“蜜月”。

2001年2月，小布什上臺。上任伊始，他就宣布驅逐50名俄羅斯外交官，這是美俄之間最大規模的驅逐外交官事件。就任百日那天，小布什在國防大學發表講話，聲稱要突破1972年“反導條約”的限制。

不過，事情很快發生變化。當年6月在盧布爾雅那，小布什與普京首次會晤，就做出如此評價： “我看著這個人（普京）的眼睛，看到這是一個正直和值得信任的人。我能感受到他的靈魂。”有意思的是，10年之后，時任副總統拜登在莫斯科也看著普京的眼睛，但看到的東西卻完全不一樣，他對普京說：“總理先生，我看著您的眼睛，我認為您沒有靈魂。”顯然，如果不是普京變了，那小布什和拜登的眼睛總有一個是錯的。

在盧布爾雅那會晤三個月之后，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普京隨即宣布將與美國在阿富汗問題上合作。同年11月，普京作為俄羅斯總統首次訪美，雙方宣布發展新型的俄美關系——小布什說這是俄美關系的新篇章，普京則表示俄羅斯將與美國建立全新的長期伙伴關系。布什邀請普京夫婦到他在得克薩斯的農場做客，并說他只會把朋友請到自己家中。

2002年，布什首訪俄羅斯，兩國發表建立新戰略關系的聯合宣言，美俄關系出現了第二個“蜜月”。

2008年，美俄總統同時換人，奧巴馬成功當選，梅德韋杰夫接任普京。梅德韋杰夫被認為有較明顯的西方主義色彩，這讓人們對其任下的俄美關系報以樂觀的期待。2009年2月，奧巴馬政府提出對俄的“重啟”戰略。接著3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日內瓦同時按下象征“重啟”的紅色按鈕，表明雙方都滿懷改善并提升美俄關系的希望。

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在當選前，他的親俄色彩就已經廣為人知，這在歷任美國總統中絕無僅有。特朗普對普京贊賞有加，而且不加掩飾，其任內雖然飽受“通俄門”困擾，但這種欣賞和對俄友善的初衷卻始終未變。

另一個現象是，“重啟”之后，每當美俄關系開始熱絡，往往會發生一些大事，不僅抵銷已取得的全部進展，而且把兩國關系推向相反方向。這些事件有些是偶然的，但更多的不是偶然，有些還是人為制造的，從根本上說，它們是兩國矛盾的產物。

這個特點甚至在蘇聯時期已有表現。1959年赫魯曉夫訪美，這是蘇聯領導人首次訪問美國。由于為美方的熱情接待所感動，赫魯曉夫特意從翻譯那里學了英語“我的朋友”，用來和時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打招呼。但隨后就發生了1960年5月1日美國U-2偵察機侵入蘇聯領空并被擊落的事件，而且美國最初還矢口否認，氣得赫魯曉夫用粗話大罵：這是什么“我的朋友”！

再如1979年6月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在維也納會晤，氣氛十分友好。勃列日涅夫動情地說：如果我們不能達成協議，上帝也不會原諒；卡特則對勃列日涅夫報以熱烈的擁抱。但幾個月后，蘇軍入侵阿富汗，美俄的友好氣氛霎時煙消云散。

俄羅斯獨立后，這種現象幾乎在每位美國總統的任內都出現過。

在克林頓時期，美俄剛開始“蜜月”，1994年1月北約就提出了東擴計劃，隨后車臣戰爭爆發，美俄關系走向“冷和平”。1999年3月，波蘭、捷克、匈牙利正式加入北約，同月，北約不顧俄羅斯的一再反對，對南聯盟發動大規模空中打擊，按照一位俄羅斯學者的說法，美俄關系完成了從“愛”到“恨”的逆轉。

在小布什時期，緊接著“9.11”后的美俄第二個“蜜月”，美國于當年12月單方面宣布退出“反導條約”，2003年又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美俄在阿富汗戰爭中結成的“同盟”關系最終破裂。在小布什執政末期的2008年，俄格戰爭爆發，美俄關系進一步惡化。

在奧巴馬時期，美俄關系在“重啟”后回暖，2010年6月梅德韋杰夫訪美，雙方一氣發表了11份聯合聲明，但到2012年普京回到克里姆林宮時，“重啟”已名存實亡。2013年底，烏克蘭危機爆發，俄羅斯兼并克里米亞，“重啟”徹底失敗，接踵而來的是美國對俄羅斯一輪接一輪的制裁和對抗，雙邊關系墜入新的低谷。  

在特朗普時期，則爆出了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通俄門”。這件事不論真相為何，客觀上都阻止了特朗普政府與俄羅斯接近——它激起美國精英對俄羅斯的普遍惡感，“反俄”成了政治正確。即使特朗普有心改善美俄關系，但除了在見普京時暗送秋波外，并不敢在政策上逾越半步，在其任內，美俄關系下探至冷戰結束后的最低點。

美俄關系還有一個現象，那就是在每位美國總統的任期結束時，美俄關系與他執政初期相比，不僅沒有提升，反而變得更差。如果把過去三十年的美俄關系簡單地用曲線表示，那會是一道先起后伏的波浪線，總體呈向下趨勢，并且越來越低。這里，老布什總統可能算個例外，1993年初他離任時，美俄關系還洋溢著樂觀的氣息，但他與俄羅斯的交集僅有一年時間，構不成一個周期。

這三十年來，盡管美俄關系議題雜多，但核軍控、戰略和地區安全、民主和人權、俄羅斯與原蘇國家關系始終是雙邊議事日程上的主題，也是兩國矛盾的主要來源。對這些問題理解的嚴重錯位和對立，讓美俄始終找不到合適的相處模式。這也是歷任美國總統治下美俄關系的一個共性。

那么，在美俄關系上，拜登會不會重復前任們走過的怪圈呢？

毫無疑問，某些共性會繼續，特別是在兩國關系的基本議題上，但與此同時，拜登時期的美俄關系可能會有所不同。

在拜登任內，美俄關系或許不會重復先起后落的跌宕。這是因為：一方面，拜登對俄羅斯的認識趨于負面。之前作為奧巴馬政府的副總統參與“重啟”對俄關系的經歷，加深了他對俄羅斯的不信任，從入主白宮的那一天起，他對俄羅斯就不抱任何幻想。他說普京是“killer”，俄羅斯則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上臺不到三個月，拜登即宣布新一輪對俄制裁，并驅逐俄羅斯外交官，其對俄關系的開局在歷任總統中堪稱最強硬，超過了小布什，除非有大變故，美俄關系不會出現“大起”。另一方面，當前美俄關系已降到極低，在許多方面不亞于冷戰時期，除非發生軍事沖突，否則很難再有質的下降，美俄關系“大落”的空間也不大。

簡單說，未來美俄關系或許不會再現之前的大起大落，它更可能的路線是曲折而緩慢的爬坡。當然，前提是不會再發生某種足以裹挾美俄關系的重大事件。

既然對美俄關系沒有太高期望，那么拜登為什么會在上臺才兩個月就提出與普京會晤？他希望從中得到什么？對于這個問題，筆者沒有足夠的資料和事實進行判斷，只能做一些主觀的推測。

對美俄關系不抱過高期望是一種現實態度，但這不意味著拜登打算在對俄關系上放任自流，也不意味著他不想在對俄關系上有所作為——對俄關系仍是拜登外交的重要部分，改變美俄關系也應是拜登政府的希望。

拜登提議與普京會晤，并且安排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之前，其原因或是：一、美俄相關議題更具迫切性和現實危險性，除了近乎失控的雙邊關系，還有核控條約問題、烏克蘭危機、伊朗、敘利亞問題等等；二、對“雙遏制”政策進行某種程度的調整，先穩定俄羅斯這頭，以便面對中國時處于更有利的地位——拜登競選時曾說俄羅斯是最大威脅，但在上任后首場記者會上，他只有一次提到俄羅斯，而“中國（挑戰）”則出現了十四次之多。在其外交日程上，中國和俄羅斯孰重孰輕，已經分明；三、抑或這只不過是拜登逐次理順對外關系的次序安排——先盟友，再朋友，后刺頭，最后是最主要對手。

對于拜登與普京會晤可能的結果，外界普遍預測不高。美俄關系積重難返，不會輕易扭轉。不過，不管結果大小，首腦會晤對美俄關系都是一個積極的態勢，至少它恢復了兩國領導人的正常接觸，并且也應有一些正面成果。

對拜登政府來說，這次會晤更主要的意義可能在于恢復美俄關系的秩序，而不是尋求雙邊關系的突破。按照拜登和布林肯的說法，是使美俄關系變得穩定和可預測。不拒絕合作，也不排除對抗，但即使是對抗，也應是“可管理的對抗”。

如果說從特朗普時期的“混戰”變為有秩序有規則的關系也是一種轉變的話，那么這也可以說是拜登政府對美俄關系的“重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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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華勝，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中國論壇”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