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余名知青志愿者，歷時4年，從數以千計的地方志中輯錄出的600萬字史料集——《中國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六卷本）終于要出版了。

        從2011年冬天開始，這些退休知青就從四面八方趕往上海浦東，登高爬下地搜羅上海通志館中的史料，后來又陸續到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輯錄補充。兩位主編——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金大陸——也是“志愿者”，他們制定方案、培訓團隊、辨析釋疑，并與部分知青共同完成文稿資料的整理。

        和劉小萌、定宜莊等第一代知青史研究者一樣，金光耀和金大陸都曾親歷上山下鄉運動，后來在各自的領域耕耘，最近十幾年才轉而研究知青史。這種轉向的原因，或許和那些分文不取投入史料編纂的志愿者類似，多少是因為對親歷的特殊年代有別樣的情感。

        由于資料的開放程度有限，我們至今無從得知上山下鄉運動的高層決策過程，相關的檔案數據也不易獲得，但新修的地方志提供了一個突破口。“發起這項工作是受到戴鞍鋼（復旦歷史系教授）的啟發，他從明清以來的方志中輯錄近代經濟史料，并指出地方志的重要性被低估了?！?金光耀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全國范圍內的新地方志編纂是始于1980年代的浩大工程，各省、地（市）、縣紛紛成立修志辦公室。有些歷史檔案我們不能直接看到，政府編纂方志是基于檔案的，事實上就能為研究提供寶貴資料?！?/p>

        

“記錄、回顧和研究知青運動的高潮”遲遲沒有到來？

        澎湃新聞：知青文學的興起遠遠早于知青史學的書寫，那么歷史學界什么時候開始把知青運動作為研究對象的？

        金光耀：關于知青研究的第一篇史學論文要到1987年才出現，社會上掀起回憶這段歷史的熱潮則大約是在1990年代初。那時四川知青開始回憶自己青春，喊出“青春無悔”的口號。這一代人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十多年后，也年過半百了，有些事業上小有成功，開始回首往事。所以從那時起有一股熱潮興起，歷史學者參與其中，就有了史學書寫。1990年代關于知青研究的史學論文逐漸增多，隨之有通史性的著作出現。        

        澎湃新聞：這套基于新方志的史料提供了從區域、社會角度研究知青運動的可能性，但這是否也反映了高層檔案不開放所帶來的困境？

        金光耀：目前國內最權威的知青研究著作，應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劉小萌和歷史所的定宜莊在1990年代出版的《中國知青史》。定宜莊在2008年再版《中國知青史·初瀾》時曾經說，以為1998年出版的這本書只是拋磚引玉，隨著知青一代踏入歷史舞臺的中心，會興起一場記錄、回顧和研究的高潮，沒想到十幾個年頭悄然過去，預期的熱潮沒有到來，“而且可能再也不會到來了”。實際上確實有這個原因。     

        從史學發展規律來說，先要有概括性的作品，要繼續深入的話就要從區域的角度深入。比如辛亥革命研究，先有通論性的作品，深入以后出現了對湖南、湖北、山西、廣東甚至某一個縣的分析，顯示出其復雜性，這是好的歷史研究。定宜莊說那句話，希望她的通論性作品之后能有更多細致深入的研究出現。但是沒有。為什么，很多區域性的檔案資料沒開放或者沒整理，還有各種敏感問題，難以深入。在這個意義上，處理地方志資料，為做區域史提供了可能性。有的學者認為地方志不算重要資料，其實如果深入研究的話不是這么回事。

        2009年上海市知青歷史文化研究會醞釀成立，希望專家做點事情。最初我和金大陸提出編一本知青研究文集，就是后來的三卷本《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把從80年代以來有代表性的論文編在一起，作為將來的研究基礎。那么接下去要做什么？我們都認為要做史料建設，否則研究就跟不上。

        

新方志里的新線索：浙江知青更容易結婚？多少知青受迫害？

        澎湃新聞：知青的情況區域差異顯著，這也使得地方志資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比如您在前言中提到的婚姻問題，浙江省的知青結婚率為什么特別高？

        金光耀：我翻閱一部分方志資料后發現，許多問題的研究會因為這些新材料而得到推進，我舉了四個例子：一是上山下鄉運動的安置經費，二是動員政策，三是知青婚姻，四是知青案件。

        關于婚姻問題，劉小萌在他的研究中也提到，資料相對難找。他引用了全國知青辦的數據，指出已婚知青占所有在鄉知青的比例最高達到15.3%（1979年）。我在方志資料中發現浙江省的特殊性，尤其是紹興地區，已婚知青婚姻比例遠遠高過15.3%。這是1980年代的統計，當時有個政策，對一方在農村、一方在城市的知青夫婦，允許辦理接小孩回城的手續，這個統計數據反過來可以推出紹興的知青婚姻狀況。結果發現紹興的農婚知青比例超過30%，和全國平均數相比幾乎翻倍。

        這么高的結婚比例，和我自己的生活經驗也不一樣。我當時在安徽農場，一個連隊一兩百人，結婚的也就十幾人，比例確實低。但是紹興為什么特殊？雖然還不能做出完美的解釋，但依據方志資料已經可以做初步的解釋。比如，紹興主要是本省本地區的人插隊，容易進入所謂的熟人社會，叔叔阿姨一介紹，就認識了。不像上海到內蒙古，生活習慣差距很大。此外浙江省經濟發達，城鄉差異較小，那么結婚的鴻溝就不那么大。     

        澎湃新聞：涉及知青刑事案件數據，也是過去不容易看到的吧？

        金光耀：目前的少數研究中用過。劉小萌引用過全國知青辦的數據，那里有各省匯總的情況，但各級方志尤其是司法志、法院志、審判志等專業志能提供全面、具體的數據。這些涉及知青的刑事案件或曰知青受迫害問題的檔案資料，在大多數地方都未開放。

        很多公安志、法院志里講到，1973年中央發現知青案件、知青受迫害的嚴重，要加大打擊力度。那么你會看到，以1973年為界，有一系列統計，知青案件有多少，其中迫害女知青的有多少，其他案件有多少。比如浙江省1979年底的統計說，到上山下鄉運動結束時全省共發生破壞上山下鄉案件2942起，其中屬于一類案件（即迫害女知青案件）2557起，其中強奸、輪奸531起，奸污1906起，猥褻、侮辱99起，誘逼婚31起，占案件總數86.9%，受迫害人數3248人。這些數據過去不一定能看到，對研究者而言很有價值。

        

史料的整理提供了做“大數據”的可能

        澎湃新聞：在整理這些史料的基礎上，下一步研究會往哪個方向走？

        金光耀：我和金大陸在計劃，以這部史料為基礎，組織一批學者做進一步研究。一方面圍繞幾個問題深入，婚姻、人口、疾病醫療等等，另一方面針對幾個典型省份如云南、黑龍江展開分析。

        比如人口問題就很復雜，需要交叉學科的方法。目前的統計數據說，從1962-1979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90萬。這個數字是籠統地以省為單位，真正研究起來還有細化的空間。我們希望能找社會學、統計學的學者，引入社會科學的方法。

        去年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教授Andrew Walder來介紹過他的研究，講“文革”中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情況，那是我理想中的研究方法。他把除了西藏以外所有地方的縣級以上的方志都找到了，摘錄“文革”中各個縣的非正常死亡數據，用社會學經濟學方法做統計、畫圖表。他發現，“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峰值出現在1968年，而不是大家一般認為的1966年、紅衛兵運動剛興起的時候。借用流行語，就是用“大數據”的方法對豐富的信息進行綜合處理，這樣的工作，有史料基礎以后才有可能進行。 

“知青教授”的知青研究：“副業”會變成“主業”嗎？    

        澎湃新聞：現在主要的知青史學者，比如社科院的劉小萌、定宜莊，這兩位是清史專家，華師大的朱政惠先生研究海外中國學，您自己則研究近代中國外交，原本都不是當代史學者，但都曾經是知青。可以說是因為個人經歷而轉向知青研究的一代學者吧？您又是什么時候開始進入這個領域的？

        金光耀：是的，我們都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我1971年中學畢業下鄉，到安徽黃山茶林場，1978年考大學才回城的。劉小萌、定宜莊都曾在內蒙古插隊十年左右，他們的研究起步很早，1998年出版《中國知青史·初瀾》和《中國知青史·大潮》兩本書，是這個領域內無法繞開的作品。我當時看到這兩本書很興奮，心想還有人研究知青，挺有趣。沒有馬上想到自己也會從事這個研究。

        2001年冬天，我下鄉過的黃山茶林場知青三四十個人在一起聚會，大家說想為農場做點事，我和朱政惠提議編本書，馬上得到大家響應，后來出版了《知青部落：黃山腳下的10000個上海人》，這就成了我研究這段歷史的契機。這才和其他的知青史學者有比較多聯系。

        金大陸是在上海郊區下鄉的，他更早些時候也已經在關注這個問題。

        目前很多知青學者的知青研究都還是“副業”，不過以后可能慢慢會變成“主業”。知青之間的聯系挺多的，年輕時有過那段特殊經歷，感情很特殊?，F在越來越多的老知青退休了，聚會越來越頻繁，這個話題可能也會談論得越來越多。   

        澎湃新聞：帶著個人經歷和情感寫歷史是不是有優勢也有局限？

        金光耀：對，這個問題我仔細考慮過。我們聚會的時候，一些年輕的研究生去訪問，有些老知青就說，他們都沒有經歷過，懂什么？從歷史學的角度當然不能這樣說。

        我們這代人有生命體驗，看材料、想問題，可能理解得貼切一些，不太隔膜。但有優勢也有局限。我編《知青部落》的時候不斷提醒自己不要把主觀判斷、立場帶進去，但有時候也難免。我們是知青中很幸運的一部分人，上大學、任教，但是很多知青，那段青春喪失了就喪失了，就沒有了。我們回過頭看那段苦難好像是變成了財富，但是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苦難就是苦難。

        所以，從真正意義上來講，知青的歷史要深入研究、發掘，還是要靠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不斷努力。

        

并未遠去的知青運動  

        澎湃新聞：您曾提出關于知青運動的三種書寫：文學書寫、史學書寫和民間書寫。只有民間書寫絲毫沒有“退潮”跡象，始終保持旺盛的狀態，為什么？      

        金光耀：民間書寫確實非常多，我最近也常收到一些作品，比如某個兵團出的、某個插隊的縣、村出的回憶錄?，F在有非常多知青網站、雜志、聚會，很多社會學家在研究“后知青時代”的課題。這些民間記憶可以作為史料的一部分，但和歷史研究還有些差別。

        民間書寫沒有“退潮”的原因，一方面這些知青都到了有閑暇的時候，對于這段特別的經歷有表達的欲望；一方面現在的技術發展提供了更多便利。1990年代出版一本書成本很高，現在不但成本低，而且可以直接利用網絡。

        

        澎湃新聞：知青一代在各個方面影響著今天的社會，比如學者孫沛東做過一個研究叫“白發相親”，提到知青父母對于子女婚事的集體性焦慮，和他們自身曾經被耽誤的婚姻有關。您覺得這一代知青的心理狀態是什么？

        金光耀：我覺得是一種補償心理。1700多萬知青，十六七歲下鄉，二十四五歲“文革”結束，大都沒接受正常教育。對這代人來說這是最大的問題。他們當中很多人都很優秀，都該接受正規大學教育，至少是高中教育。孫沛東老師稱之為集體性焦慮，這種焦慮常常會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就是我這一代喪失了很多機會，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和我一樣。

        就我自己而言，“文革”開始時我上小學五年級，1968年中學畢業，中學數學只學到一元一次方程，英語學到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在青春最好的時光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八十年代的時候作家諶容有一部帶有荒誕色彩的小說很流行，叫《減去十年》，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態。大家都感到浪費了十年，自己也想努力彌補，或者在下一代身上彌補。

        澎湃新聞：您自己怎么評價那段歷史？

        金光耀：整個運動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是荒誕的。但就每個個體而言，受到的磨難和鍛煉，那是另外一回事。整個社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犧牲了一代人。那是非正常的年代，不該有的年代。如果那是自己可以選擇的，你可以說“青春無悔”。問題你沒有可能做出自己的選擇。

        

        澎湃新聞：關于上山下鄉運動的起源，除了政治狂熱以外，是不是還有一種經濟上的、現實層面的解釋？

        金光耀：有。如果把問題放到1968年的點上，中央層面的檔案到底怎樣，還需要仔細解讀。毛澤東為什么在12月21日發出指示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個具體的背景到現在為止沒人講得很清楚。但從一般的現有資料來講，當時確實有一種現實的考慮。1966、1967、1968全國三屆大學畢業生沒有分配，加上初中高中，事實上是六屆學生，在城鎮中一共四百多萬人，尤其對大城市來說，該怎么辦？當時是計劃經濟，工廠容納不了這么多人，動亂期間開工也不足，所以這最初是個現實問題，讓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同時，毛澤東也有考慮，所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改造一代新人。他天然對知識分子有一種不信任感，認為之前接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他對“文革”以前的教育有個基本判斷，認為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就越來越賦予它一個大的政治概念。

        上山下鄉在1950年代就有，但不是強制性的。所以這個問題實際上和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相關。1955年最早出現上山下鄉的號召，那正好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前后，將要進入計劃體制了。一方面沒有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一方面教育也不發達。當時已經出現這種情況：小學畢業生不能都進中學、中學畢業生不能都進大學，這些人怎么辦？如果有市場機制，這些人可以在市場機制中消化，但是沒有。所以我認為這是和計劃經濟體制緊密相關的問題。到了1960年代開始賦予上山下鄉政治涵義，所謂“縮小三大差別”、“反修”、“防修”，這和政治的激進化又是相關聯的。到1968年以后就完全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