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牙”是伊恩·麥克尤恩在同名小說中虛構的英國情報機構行動代號。這次行動，軍情五處計劃通過復雜資金管道贊助十位作家，包括幫他們安排與有地位的出版人會面、舉辦朗誦會、暗中策動評論界關注他們的作品、用微妙方式推動這些作品獲獎。此項行動的十分之一——如果精確評估的話——結果不盡如人意?？紤]到這部分行動的當事人恰好是小說的男女主角（同時也是隱含的共同敘述者），那就幾乎算失敗。原因說起來也屬尋常：所有這類機構以及他們所制定的計劃，不都是粗心大意，屢屢忽略格雷厄姆·格林所謂“人性的因素”么？

        這筆錢，分到每位作家頭上的數目不能算多。有點像是（就小說中這位男主角來看）——可以讓他們向生活討一個長假：暫停賴以糊口的職業工作，專心寫點一直想寫而沒時間寫的東西，海鮮餐廳的“專屬座位”，前菜點香檳和牡蠣，再加上幾瓶口味上佳的白葡萄酒。雖然項目設計者看起來多少有點驕慢——他把行動代號設定為“sweet teeth”（甜牙，喜吃甜食），是一早就認定那些作家無法抗拒這誘惑，但涉案所有作家都欣然接受這宜人的安排，甚至當我們的男主角完全清楚金錢背后的秘密時，他仍然（當然他有一個更加文學的理由）保持沉默，簽收按月給付的款項。

        讓我們猜一下，麥克尤恩之所以想到“甜牙”這個詞，很可能跟他在小說最后致謝辭中提到的那本書有關（在致謝名單上位列第一）：弗蘭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那本書第七章的標題是“糖果”。實際上，麥克尤恩從那本書中得到的東西不止一兩個關于起名字的靈感，比如那段關于“文化冷戰”標志性事件的描述（在小說第十八章），1949年（在小說人物口中時間被說成1950年）紐約華道爾夫·阿斯托利亞飯店舉行的“文化科學領域爭取世界和平大會”，其喧囂且又詭奇的場景，小說家大體上照搬桑德斯書中（第三章）的敘述細節。

        但這無關緊要（小說家有天然權利處置素材）。重要之處在于：在閱讀麥克尤恩小說和桑德斯那部當代史發掘著作后，讀者多半能體會到相通的（兩本書共有的）感受。從六十年代走出來的麥克尤恩，最近連續寫作兩部長篇小說，描寫被納入體制的“才華之士”的尷尬生活狀態（前一部《追日》涉及學院機構和學科建制，這一部《甜牙》有關冷戰背景下的文學體制），但《甜牙》在這種挫敗感之外，更有一種氣餒和沮喪，這種感受，我們從桑德斯書中不厭其煩地大量羅列人名和書刊機構名稱的做法上也能玩味出來。這種感受，也正是薩義德為桑德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所作書評（發表于《倫敦書評》1999年9月）中使用的那個詞組dispiriting truth——這個讓人氣餒的真相是：（薩義德視野中的）“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和文化形象，幾乎沒有（few）人能抵御這種（在本書中即是指來自中央情報局的）甜蜜誘惑（blandishments）。

        讓我們跟著桑德斯列舉：T.S.艾略特，奧登，安德烈·馬爾羅，伯特蘭·羅素，約翰·多斯·帕索斯，阿瑟·庫斯勒，喬治·奧威爾，以賽亞·伯林，戴安娜和萊昂內爾·特里林，丹尼爾·貝爾，瑪麗·麥卡錫，雷蒙·阿隆，克勞德·莫里亞克，克羅齊，漢娜·阿倫特，米沃什，熱內，《黨派評論》，《肯庸評論》（Kenyon Review），《塞萬內評論》（Sewanee Review），紐約芭蕾舞團，波士頓交響樂團，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抽象表現主義……

        直接或者間接（通過所謂grant-making institutions），明知或者并未意識到，在秘密機構運作下，這些二十世紀最杰出的文化形象受到各種曲折微妙的影響，在不同程度上被納入冷戰體制。

        薩義德這篇書評，有個看似搗蛋實則毒舌的標題：《嗨，先生，你想要臟書么？》（Hey, Mister, You want dirty book?）這句話出自開羅大街上一名小書販之口。當時薩義德先生二十歲剛出頭，正站在阿茲巴齊亞花園（Ezbekieh Gardens）旁的集市中，說完這句話，小販就指給他看那堆書：“只要五個皮阿斯特?！痹谀切┤兆永?，五個皮阿斯特可以買三塊菜煎餅（falafel）。

        小販指給薩義德看的書是《失敗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他快速翻閱一遍，也許有點失望，因為一點都不“臟”。后來他跟父親提起出版商，才知道這家公司跟開羅美國大使館有關，而后者在開羅廣泛發放各種圖書，不要錢。薩義德說，這是他與那些知識界重要形象和文化符號的首度“相遇”——盡管特地聲明這純屬pun unintended，但他顯然故意使用“encounter”這個詞?！妒〉纳瘛返淖髡呤且慌稗D向”的前共產黨人（或“同路人”）包括紀德、斯隆、庫斯勒，全都是歐洲知識界大人物。

        多年以后，薩義德在哥倫比亞大學找到工作，結識特里林和瑪麗·麥卡錫等紐約知識圈名人，閱讀、討論——沒有明說，但顯然承認——受他們影響。隨后，薩義德開始在《黨派評論》和《肯庸評論》發表一些論文。

        薩義德用簡要勾勒的幾幅場景回溯年輕時代的精神生活，以及（也許更重要）閱讀史，試圖解釋他那種“沮喪”因何而起。那些他曾閱讀過、思考過，也單純地質疑過的觀念和人物形象，被桑德斯這本書指證，說他們被秘密誘導，積極投身于一場世界性文化大冷戰。尤其他在桑德斯書中看到，為發表他的論文與他通信的《肯庸評論》編輯，本身就是一名中情局特工。

        冷戰期間，秘密機構介入寫作、出版、國際會議、演出、展覽各項事業，此類故事遭人揭露不是新聞。每一次孤立曝光事件照例引發一陣喧囂，有人質疑，有人失望，也有人“信者恒信”——因為現代讀者內心深處早已相信，文本與作者無關。但桑德斯講的故事要復雜得多，不僅僅是被揭露對象的數量——數量確實是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如果一個讀者發現在他個人閱讀史上，對他形成某種觀念有重要影響的作家，有相當大一批都直接或間接地領取冷戰秘密機構津貼、參加由秘密機構贊助的旅行和會議、在秘密機構操控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作品由秘密機構通過貌似中立的出版人組織出版和多語種翻譯，同時以各種微妙方式向各種讀者和各種獎項評委推薦，這個讀者將會如何回顧和審視自己業已形成的各種思想觀念乃至——美學趣味呢？

        簡單的辦法是把這一切都歸結為某種陰謀論。但陰謀論之所以是陰謀論，恰恰是因為它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觀察世界，讓自己在幻覺中安心（因為明知是幻覺）。或者把那些檔案文獻解讀成某種事實上無效的意圖——機構已設置、計劃已制定、資金已散發、會議已召開、著作已發表，但這些并不能證實所涉及的作家在寫作中受到影響。

        但在桑德斯那本書之后（她近乎瘋狂的列舉就好像是麥卡錫主義的反面）,想要真正重整我們的閱讀，仍必須回到那些秘密機構的方法上，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并不像《甜牙》中寫的那樣，她所有的情報局同事顯然都對文學一竅不通——當然那是因為小說敘述者是一個自滿的作家和一個貌似謙虛的女文青。實際上，在這些秘密機構中操刀的都是內行。他們很多人自己就是作家和學者，他們也知道誰是真正值得投資的好作家。

        有趣的地方是，一向被視作冷戰武士大本營的情報機構，他們看中而力捧的作家往往政治色彩模糊。他們尤其喜歡所謂non-Communist left（不信奉共產主義的左翼人士），這倒也不奇怪，也只有成日玩雙重間諜心理戰術的情報機構才能理解這種模糊地帶的價值。其中起作用的很可能包括一種逆向選擇：中情局支持那些莫斯科不喜歡（或者預計可能會不喜歡）的東西。正如一位中情局官員夸口說抽象表現主義藝術是中央情報局的發明（他們贊助和組織這種藝術風格的最初一批展覽），因為他們意識到，這種藝術的存在本身就會讓“社會現實主義顯得刻板和封閉”。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莫斯科禁止和反對的東西越多，中情局就能在它的文化武庫中儲存更多彈藥。

        秘密機構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是十分老練的（sophisticated）。自1953年起供職于英國外交部情報部門（IRD）的克里斯托弗·伍德豪斯說，該部門編寫各種問題的學術數據報告，按照“涓滴原則”（trickle-down theory），散發給英國知識界重要作者，讓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

        在文學界，秘密機構幫助推動一些作品的出版發行和多語種翻譯，組織對這些作品的討論和推介?，F在已為人熟知的受益作品包括《1984》《動物農莊》《日瓦戈醫生》等，雖然要理解中情局為何出資翻譯像《荒原》和《四個四重奏》這樣的作品，甚至將《四個四重奏》空投到蘇聯，需要有更加復雜敏感（或者根本沒有什么）的美學視野和戰略頭腦。就像在《甜牙》中，很多五處同事無法理解情報局有什么必要贊助男主角那部《來自薩默賽特平原》。有關這些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秘密機構的推廣（尤其考慮到其中一些作品已成今日“正典”），通常會引起很大爭議。但有些事實無法忽略。比如英國秘密機構資助出版的庫斯勒名作《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IRD出資購買參與發行五萬冊），因為遭到阻擊——法國共產黨受命買斷這本書，于是就大量重印，據庫斯勒太太在她的書信中說，庫斯勒就這樣“靠共產黨發了一筆大財”。托尼·朱特在《戰后歐洲史》中說，庫斯勒這本書十年間銷售量達四十二萬冊。

        冷戰秘密機構介入文學寫作和出版,以貫徹其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戰略。安德魯·N.魯賓的新書《帝國權威的檔案：帝國、文化與冷戰》對此展開討論。魯賓把“世界文學”視為以歌德為起點的人類理想，這一理想在二十世紀看似幾近實現，戰后短短幾十年間，一大批世界級文學家相繼出現。這些作家為全世界讀者提供衡量判斷尺度，也給全世界寫作者帶來“影響的焦慮”。這些作家能夠迅速成為全球讀者矚目的焦點，主要是因為戰后出現的新型文學生產和傳播方式：在冷戰秘密機構和他們的代理組織推動下，這些作家的作品被多語種翻譯，在全世界同步出版。盡管他們的國籍、族裔、寫作題材和風格各有不同，但似乎出于某種不為讀者所知的普遍標準，在全球發行的刊物上（這些刊物后來被揭露其背后有秘密機構贊助，受到操控），他們的名字和作品被并置在一起——讀者像是只能從反面去把握這種標準，即為什么是他們而不是另外一些作家獲得如此關注？比如（魯賓舉例），為什么是奧爾罕·帕慕克而不是哈?！ぐ⒗铩ね信了鼓芨玫卮硗炼渥骷疫M入世界級作家行列？

        文化冷戰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勾勒戰后世界文學版圖，魯賓以及桑德斯的研究都無法給出答案。部分是因為那些秘密檔案至今仍受到保護。但他們列舉的大量事實，仍不免會讓讀者產生某種疑慮：我們今日的文學閱讀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被冷戰機構影響、干預和操控的行為？如果當代世界文學地圖在某種程度上是由這些秘密機構參與部署 / 制定標準、樹立權威、劃分等級、給予準入或排除在外，讀者還能不能用“愷撒歸愷撒上帝歸上帝”那種方式來評價這些今日已成正典的天才之作？或者換一種說法，就像勒卡雷小說中遭遇重大挫敗的“圓場”，意識到他們歷年來所獲取的各種情報，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各種分析和假設，大部分已被（對手使用雙重間諜和假情報）“污染”，以至于他們不得不在“頂樓”辦公室坐下來，進行“損失評估”，我們能不能對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幅世界文學圖景也同樣進行一場“損失評估”會議？

        納博科夫不喜歡《日瓦戈醫生》。他說帕斯捷納克的風格眉目暴突、脖子粗大，就好像小說作者的繆斯患有甲狀腺疾病。當他讀到這部小說時，評論它陳腐老套，充斥著不可置信的女孩和羅曼蒂克的強盜，一定是帕斯捷納克的情婦寫的。雖然這評語很毒舌，但讀者可能會獲得一絲寬慰，如果他不喜歡這部小說卻又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斷。在這部書向全世界范圍推廣的過程中，中央情報局多多少少出過一點力。雖然這不應該是你不去讀它的理由，但知道這些事情，可能會讓你找到更恰當的角度來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