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朝鮮和美國簽訂通商友好條約，這是朝鮮同西方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這個條約的簽訂，由中國居間代理，朝鮮除了最后同美國代表在仁川簽署條約之外，并未真正參與條約談判。

        條約簽訂兩個月后，漢城兵變。中國在不明就里的情況下，偏聽朝鮮在天津的使臣的判斷，派兵入朝戡亂。這是1637年清朝與朝鮮建立宗藩關系以來，中國第一次出兵朝鮮半島。在這次行動中，清軍誘捕了朝鮮國王的生父即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并將其押解至華，直至1885年釋回。

        1882年這個多事之秋被視作晚清中朝關系的分水嶺。

黃氏“藍圖”

        1878年秋，美國海軍準將薛斐爾(Robert W. Shufeldt)率艦前往東亞，執行一項商業外交使命，內容包括與朝鮮接觸。薛斐爾于1880年春抵達日本，試圖通過日本同朝鮮取得聯系，但沒有成功。

        中國駐日大臣何如璋將此事向總理衙門和李鴻章進行了匯報。李鴻章隨即邀請薛斐爾來華，探討相關事宜。薛斐爾倍感柳暗花明，欣然前往天津。就這樣，中美圍繞朝鮮展開的大國政治正式拉開帷幕，而朝鮮在這框架下從一開始就喪失了話語權。

        對于薛斐爾的到來，中朝是有準備的。1876年江華島條約以后，北京為朝鮮的事頗傷腦筋：一來擔心日本不利朝鮮，二來也意識到朝鮮封閉鎖國不可長久。此時，中國學西方搞洋務已經十多年，而朝鮮一切照舊，若遭逢危局，定無力支撐。中國思忖著以上國之地位和所負之道德責任，不得不介入，但其結果如何，實難預料。

        為此，李鴻章及其幕僚積極就朝鮮形勢建言建策。朝鮮年輕的高宗國王也想改變本國積貧積弱的局面，所以他雖面臨國內巨大的壓力，卻很樂意聽取李鴻章們的意見。

        中朝之間的交流有諸多技術層面的困難。一則官方渠道有限——最正式的是北京朝廷和漢城朝廷之間的公文往來，完全不能適應近代外交須臾變化的要求。二則李鴻章雖取得同朝鮮國王公文往來的權力，但畢竟只是個地方總督，不宜站到臺前指指點點。所以，中朝在這一時期的協商主要是通過私人渠道偷偷摸摸地進行。

        其中最重要的，是1880年9月中國駐日本參贊黃遵憲遞給朝鮮赴日修信使金宏集一份洋洋灑灑上萬言的《朝鮮策略》。黃遵憲認為，朝鮮之大患并非日本，而是俄國，而要遏制俄國，朝鮮應“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圖自強?！秉S氏還為朝鮮量身打造了一幅自強藍圖，勸其“于親中國則稍變舊章，于結日本則亟修條規，于聯美國則急締善約?！?/p>

        朝鮮國王對黃氏建策甚是喜愛，決心同美國交際，但很多大臣堅守成法，反對開國。所以，國王秘密派員赴日同中國駐日使臣接觸，互通聲息。朝鮮嗣后的若干舉措，特別是與日本修約，與美國以及中國締約，派遣學生赴中國留學，派遣士人去日本考察以及遣使美國，等等，都是以黃氏藍圖為基礎的。1881年1月，國王仿照中國總理衙門，創建統理機務衙門。這也是朝鮮第一個主辦外交和通商的近代機構。

        國王的改革引起了朝鮮儒生團體的強烈反彈。1880年底黃遵憲的小冊子流入朝鮮坊間，很多文官及地方儒生切齒痛恨，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上書抗議活動。他們指責黃氏背叛孔孟程朱之道，所論實屬“邪學”。一直到1881年9月，這場“衛正斥邪”風潮才逐漸平息，國王一派勝出，得以繼續推行聯美外交。

朝美立約

        多年來，李鴻章一直積極勸說朝鮮改弦更張。按照他的想法，朝鮮應與各國立約，在大國相互制衡中求平安。為此，他自1876年以來一直寫信勸導朝鮮領議政大臣李裕元，無奈李裕元視泰西諸國為不可交，一直未有動作。

        但李鴻章終于還是等到一重轉機：朝鮮國王希望派一批年輕學生到天津機器制造局學習技術，而制造局為李氏一手所操辦。李鴻章從中看到了朝美接觸的契機，并與朝鮮國王一拍即合，決定藉學生赴華學造，展開朝美締約談判。在朝鮮，這種留學是史無前例的，為此，朝鮮還特意創造了一個“領選使”的名號，由支持開化路線的大臣金允植擔任，負責監督學生赴華事宜。

        1882年1月初，金允植一行抵達北京。很快，學生轉往天津學習，金允植則前往保定會見李鴻章。此時，薛斐爾業已抵達中國，迫切希望能夠和朝鮮全權大臣接觸。但金允植并非全權，無從和薛斐爾展開談判。情急之下，李鴻章建議金允植利用國王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權力一充全權，但金允植認為此系欺君罔上，萬不可為。最后，只好派一名朝鮮人員回國，奏請國王派遣全權來華。

        李鴻章、金允植和薛斐爾望眼欲穿地在天津等了兩個多月，卻全然不見朝方全權代表的身影。到了3月下旬，薛斐爾表示要直接去朝鮮，李鴻章無奈，只好出面同薛斐爾談判。而金允植這位朝鮮使臣，自始至終未參與中美有關朝美立約的談判，全憑中方的通知，才知曉談判走到了哪一步。

        朝美條約草本有三個，但以黃遵憲負責草擬的一個為主。最后，中美議定了15款條約——第1款留空，因為李鴻章希望在第1款中聲明朝鮮系中國屬邦，金允植也十分贊成，但薛斐爾堅決反對。雙方僵持不下，薛斐爾只好電呈華盛頓請示。中美談判結束26天之后，朝鮮派遣的魚允中和李祖淵兩名“問議官”方才抵津，但主要使命是要和中國談判簽約通商的問題，并非李鴻章等人苦苦等候的全權大臣。

        在中美商定的15款條約中，有一款是關于美國在朝鮮的領事裁判權的。領事裁判權賦予外國公民不受居住國法律管轄的權利，是一種治外法權，最能體現條約的不平等性質。然而，這個權利不是美方代表要求的，而是黃遵憲自己主動寫進草本里去的。對此，李鴻章和金允植都表示贊成，認為朝鮮“素昧外情，雖使監管他民，實多難便之端”，而黃遵憲的“暫許美國領事管轄”美國人的建議“甚好”。

        就這樣，在黃遵憲、李鴻章等人的誤導之下，朝鮮將領事裁判權拱手奉送美國，以為這不過是個中西“風俗禮教”差異的問題。中國以其昏昏，欲使朝鮮外交昭昭，其悲劇于此可窺一二。

        條約商定后，李鴻章派曾留學法國的屬下馬建忠，陪伴薛斐爾東渡朝鮮，襄助朝鮮政府與美方完成簽約。1882年5月22日，朝美簽署《朝美通商友好條約》，全文14條。第一款并沒有像中朝希望的那樣寫入朝鮮系中國屬國，而是將朝鮮置于一個同美國平等的主權國家的位置，這一點比1876年朝日江華島條約要來得明確。作為補救，朝鮮國王在馬建忠的建議下，特別向美國總統發了一個照會，聲明“朝鮮素為中國屬邦”，美國對此照會非常重視。6月6日，馬建忠又協助朝鮮同英國簽訂了友好條約，朝鮮國王如法炮制，也發送了一封聲明該國系中國屬邦的照會給英國君主。朝鮮的國門，進一步打開。

清軍入朝

        朝美條約簽訂整整兩個月后，漢城忽然爆發了一場軍士嘩變，史稱“壬午軍亂”。

        嘩變的主因是傳統營伍缺少米糧，而日本軍官指導下的新式“別技軍”卻糧餉充足，引發舊營的不滿。舊營軍士殺死新軍的日本教官，沖擊日本駐漢城領事館，并殺了閔謙鎬等依附閔妃的外戚重臣，意圖抓捕閔妃，同時要求大院君李昰應重新統理政事。大院君樂見其成，遂罷新法，復舊制，并匆匆宣布閔妃死于軍亂（其實，閔妃潛逃到忠清北道的忠州，得以保全性命）。

        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狼狽逃回長崎，并電告外務省。之后，中國駐日大臣黎庶昌才得知嘩變一事，迅速電告署理北洋大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病逝，遵制返鄉丁憂，特薦其淮軍舊部、兩廣總督張樹聲北上天津，署理北洋大臣一職。所以，嗣后直接做出出兵朝鮮決定的并不是李鴻章，而是張樹聲。

        北京當時并無快速探知朝鮮情報的渠道，無論是朝廷、禮部還是總理衙門，都手足無措。此時，正駐扎在天津監督朝鮮學生學習軍工制造的金允植，連同問議官魚允中，成為了中國方面了解兵變的主要信息來源。在獲悉事變后，金允植多次與天津海關道周馥筆談，一面竭力要求中國出兵戡亂，一面在替國王辨白的同時，指認國王的生父大院君為變亂主謀。

        金允植和魚允中二人都是朝鮮國王非常看重的大臣，中國官員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的話。而且，中方所收到的諸如叛軍攻打王宮、閔妃遇害、大院君掌權等消息，似乎也都印證了他們的說法。中方判斷，朝鮮國王危在旦夕，其生父李昰應乃罪魁禍首，目的是要篡權，也就是馬建忠所說的“圖危宗社”、“窺伺藩位”。中國既是上國，理當如金允植所要求的那樣，派雷霆之師前往戡亂，除蕭墻之禍，保其國王，全其社稷。金允植更直截了當地建議，中國官兵到達漢城后，包圍大院君的住宅，以朝鮮王大妃的名義將大院君賜死，“為國除害”。8月底，張樹聲派遣淮軍將領吳長慶率大軍東渡，入朝戡亂。

        金允植和魚允中自告奮勇地擔任中國部隊的“向導官”，隨吳長慶大軍回到朝鮮。清軍用了短短幾天即控制了局勢，將閔妃從忠州迎回漢城王宮。吳長慶等人雖然沒有殺掉大院君，但卻在入朝后將其誘捕，押送到天津，次轉至保定，一直羈押到1885年方準其回國。

        對中國而言，這次出兵不啻于挽救朝鮮社稷于萬一。行動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拯救朝鮮國王，這一點和乾隆年間出兵越南去拯救岌岌可危的黎氏政權，路數完全相同，均為中國在宗藩框架內所擔負的上國道義所推動。

        另外，清代中國身上背著的乃是久已形成的天朝道德，和外藩屬國講究的是君臣父子之道，而不是新近舶來的主權國家概念。例如，在處置羈押在華的大院君時，張樹聲、李鴻章都主張將大院君永久羈押在華，但仍允許國王派員探視。而他們依據的竟是，元朝至元年間高麗忠宣王與其父親忠惠王相爭，元朝將忠惠王流放到廣東揭陽的故事。

        所以，至少在1882這一年，中國對朝鮮的一系列政策的出發點，雖然有大國外交的考慮，但其合法性則來源于中朝歷史上的宗藩成例。中國對朝鮮王室的確擁有這種生殺予奪的權力，只不過和平時期并無表現。這也同時說明，歐洲舶來的國際法并不適用于中朝兩國的朝廷交往。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以國際政治理論來觀察晚清中朝關系，容易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值得一提的是，1882這一年也為年輕的袁世凱提供了嶄露頭角的機會。就在清軍從山東開往朝鮮的軍艦上，時年23歲的袁世凱結識了金允植。袁氏意氣風發，對金允植說：“吾欲提勁旅數百，直入京師，何如？”金允植十分欣賞他的勇猛剛毅，但溫和地建議還是先到仁川視情形如何之后再做計劃。當時的金允植斷然想不到，恰是這位23歲的中國人，不久之后竟會以“欽命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頭銜，在朝鮮駐扎1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