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9日，一項名為“家·春秋口述史計劃”的活動開始活躍于社交網絡，活動面向全國高校大學生，征集家族史口述記錄影像作品。計劃的主題脫化于巴金名著《家》《春》《秋》。“春秋”指代歷史，“家·春秋”則是關于“家”的歷史。

        說起口述歷史，人們先想到的可能是崔永元。而這一次參加口述歷史的主體卻是高校大學生，絕大多數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90后。這項活動由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會主辦，11月20日，基金會理事長崔永元發微博評價這項計劃說：“你們關注歷史，國家就有希望。”

        這項口述史計劃上線3個多月來，有78組團隊、30多所高校、幾百名大學生從全國各地發去報名視頻和計劃書。目前，25組作品通過網絡票選和專家評審而進入眾籌、執行階段。

        《東方歷史評論》編輯李遠江說：“當我給學生講歷史課本的時候，無論我多么努力地講，學生依然不聽，但當他們自己去調查自己身邊的歷史時，非常專注。”

        在這群為家族史奔波、采訪、拍攝、記錄的大學生，為什么想參加這樣一個記錄家族史的計劃？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就此采訪了幾組參選大學生。

黃陽：做家鄉史，記憶不會說謊（21歲，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專業）

        黃陽的外婆家在四川省安仁鎮，這個鎮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地主劉文彩。百度百科對劉文彩的注釋寫著：“川西地區中國四川大邑縣安仁鎮人，著名的大地主，軍閥劉文輝之兄。是集官僚、軍閥、惡霸、地主于一身的臭名昭著的反動人物。”而黃陽的外公就曾是劉文彩家的佃農，母親也曾就讀于經劉氏公館改建的紅太陽幼兒園、前身為文彩中學的安仁中學。“他們說劉文彩根本不是外面傳的那樣。”

        黃陽的外公說當年安仁的一切都與劉文彩有關。黃陽感受到了做家族史的責任感。“對我來說那是對故土故人的責任感。那個時代的政治需要，給劉文彩涂抹了太多不屬于他的符號。因為膽怯和無力，人們選擇噤聲，但是記憶不會說謊。到現在，安仁鎮的人都還感謝劉文彩。”回到課堂時，黃陽為同學們轉述了外公所說的劉文彩。老師當場說，如果不是黃陽說的這些，他印象中的劉文彩就一直只是“大地主大惡霸”。

        不久，“家春秋”團隊就到人大進行宣講。會上主持人提到了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黃陽當場就報名了這個口述史計劃。

        不過，黃陽也漸漸發現計劃的進行沒有想象中容易。接觸過劉文彩的老一輩基本已經離世，而剩下的老人也多八九十歲，無論身體、記憶和表達都難以支撐采訪。到現在為止，黃陽采訪了三個人。一位是劉文彩的第三個兒子，已90多歲。這位老人和照顧他多年的阿姨如今住在安仁鎮安置小區一間堆滿藥品的房間。

        “他生病后便不接受采訪，這一次也許是因為我是安仁鎮的孩子，他接受了。”黃陽回憶起采訪細節，特別感慨，“阿姨說老人愛看報，每天她都要用手抓住他的手寫字，用這種方式給他‘讀報’。我進行采訪也是，因為他耳朵不好，都是阿姨抓住他的手在床邊寫字來‘提問’。他說話很艱難，但是那天他對我提問的回答都很長很長。阿姨送我們出來時說，他已經很久沒有說過這么多話了，她覺得他很累但是很想繼續說。”

        另外兩位已采訪對象是黃陽的大外婆，以及一位姓代的爺爺。“都是八十歲的老人了。我的大外婆的娘家曾經就是劉家的佃農，她主要講了當年收租的真實場景。代爺爺是劉文彩孫子的小伙伴，小時候常在劉家莊園玩耍，他主要講他兒時和劉文彩的接觸。”采訪的結果讓黃陽震動，家鄉人的說法很一致：“說起我們安仁鎮，就要曉得劉文彩。不管怎么說，文彩中學是他修的，修街道修水渠也都是他。他對安仁鎮，是好的。他是個好人。”

        “其實2005年有一期‘鳳凰大視野’做的就是劉文彩，那個節目已經完成了向大眾‘還原’的任務。而學界對劉文彩這個人物的‘還原’也早在十多年前就完成了。”黃陽向澎湃新聞坦言，“可我覺得我做這個東西的意義在于，它源于家鄉人的記憶片段。所謂‘還原’，任務太沉重了。這些記憶或許從微觀角度對‘還原’有所貢獻吧。”

陳和豐：普通人的歷史才是社會變革最真實的反應（22歲，上海大學歷史專業）

        1965年到1984年，數萬上海干部職工參與到了上海小三線的建設中。而陳和豐的爺爺和奶奶，也被卷入這股“小三線”的洪流。對于這段家族史，陳和豐從小就有所耳聞，但直到2013年9月底爺爺去世，陳和豐在整理爺爺的遺物時，才發現爺爺留下的很多資料。這些檔案記載了陳和豐從不知曉的家族史。

        和“家·春秋計劃”中大部分參與者不同的是，陳和豐從本科到碩士都讀的是歷史專業。他從小就很喜歡歷史。“歷史由過去的人所經歷過的種種事件組成。我們通常在現實中遇到問題，都會到歷史中去尋找借鑒和參考。同時我們研究歷史，就是還原過去的人的部分人生。從他們的人生中，我們會有一種感悟和自省。” 陳和豐告訴澎湃新聞，“平時我學習和研究的歷史都是大歷史，都是出于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群體的人文關懷與價值追求。”

        而爺爺去世后，陳和豐才開始有了了解家族史的信念。“家族史，往往都是普通人的歷史，但盡管普通，它能夠反映在歷史大背景下，普通人最直觀、最切身的感受。當我們談及大歷史，動不動就是激情燃燒的歲月，就是驚天動地的事業，但普通人的生活變化往往才是社會變革最真實的反應。” 陳和豐說，“況且，只有對祖輩的歷史有了解，后輩才能有一種家庭責任感和傳承家族精神的自覺意識。”

        陳和豐采訪了奶奶，大伯，父親。一開始，家人們會覺得自己都是小人物，沒必要進行研究。但是這個過程展開后，陳和豐發現，家人們似乎都有一種強烈地還原當年歷史的情緒和感懷。

        “我爺爺奶奶去安徽的時候，我大伯12歲，我爸爸6歲。大伯既當爹又當媽。” 陳和豐告訴澎湃新聞，大伯說起爺爺奶奶離開時曾承諾等到小三線那邊學校建立起來了就把他們接過去，想不到這一等就等了十五年，作為晚輩他聽了非常感慨。“在了解到我的父親是在從小父母不在身邊的環境下成才的，我更加能體會到他平日里工作的辛苦，同時我也希望平時能多陪陪我的家人，讓他們能夠滿足。”

        而這次整理自家的歷史，也讓陳和豐對“小三線”這段歷史有了更深的體會。“最直接的體會是一個國家的建設、一個社會的變革看似轟轟烈烈，可這都是無數普通人的默默付出堆砌而成的。我們應該對過去一貫忽略個體的理想主義作出反思。”

童彩虹：歷史其實跟人的記憶是差不多的（21歲，浙江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

        童彩虹想做家族史，主要和奶奶有關。在她小時候，奶奶經常和她說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故事。“我那時就覺得很有意思。前幾年奶奶去世，我想如果可以把她經歷的事記錄下來該有多好。”也因此，家春秋計劃和童彩虹一直以來的想法不謀而合。她和小伙伴想到了一個特別的題目——《我家的浪漫史》，即記錄家中父母以及祖輩的相愛經歷。“這個題材和我們生活很貼近，但少有人發掘，而且祖輩、父輩的愛情和我們確實是不同的。”

        在童彩虹的計劃書中，她寫道：“1919年‘五四運動’后，以感情為基礎的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在城鎮進步青年群體中出現；新中國建立后，舊的政治、經濟體制改變，自主婚姻替代父母包辦和買賣婚姻；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階級陣線十分明確，男女兩性結合多以階級成分為基礎；1970年代，物質基礎好轉，兩性結合開始由階級成分轉變為物質條件；1980年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人們普遍追求發家致富，男女婚姻結合大多偏重于經濟基礎；1990年代，城鎮改革打破‘鐵飯碗’，個體工商業蓬勃發展，婚姻基礎演變為重人才、重知識、重經濟，廣大青年按照自己的理想選擇配偶，自由戀愛結婚。”

        雖然具體采訪和拍攝還沒有開始，但童彩虹和小組成員已經想好了幾個問題，比如“當年為什么會和對方結婚？”“當年的父母對你找對象提出的建議是什么？”“你給自己的孩子找對象提出的建議是什么？”她還特別注明，不問判斷性的問題，要多問描述性的細節。

        “課本里的歷史，都是大事件。但是家族史講述的是小人物的故事。”問及她眼中歷史的含義，童彩虹說，“其實我覺得歷史其實跟人的記憶是差不多的，記憶也有模糊和差錯，這在歷史中也同樣存在。但口述史很大程度上是以個人的記憶去尋找歷史中的真實性，感覺是宏觀歷史和微觀記憶的結合。”

        在別的小組選題出來后，童彩虹也曾短暫地擔心自己的題目會不會顯得“有點low”，但很快她相信從長輩的愛情是可以讀到歷史的變遷和時代的印記。“‘文革’、饑荒這些大事其實都和老一輩的愛情息息相關。” 童彩虹告訴澎湃新聞，“你會感覺歷史其實不是那么高大上的，它可以離我們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