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15日，天安門西側的中山公園附近發生了一起意外：當毛澤東和外賓乘坐的敞篷車駛向新華門時，夾道歡迎的群眾涌進了馬路中央，將禮賓車團團簇擁起來。坐在后排的毛澤東站起身，一邊向人群揮手，一邊高喊：“人民萬歲！中蘇友誼萬歲！”滿頭華發的外賓也面帶笑容，與激動的市民頻頻握手。整整15分鐘過后，警察才開辟出一條通道，使車隊繼續前進。當天上街的群眾超過100萬人，是開國大典游行人數的三倍多。

1957年4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伏羅希洛夫（左二白發者）。背景中可見斯大林半身石膏像，這是中方有意宣示的政治姿態。

        那位貴賓便是克利緬特?葉夫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Kliment Yefremovich Voroshilov），時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在莫斯科的官方話語中，他被稱為工農紅軍的締造者之一；1935年，他躋身首批被授予一級方面軍司令（元帥）軍銜的5位將領之列，也是“唯二”幸存到大清洗以后的元帥之一。尤其令人側目的是，盡管伏羅希洛夫在1957年就被認定參與了“宗派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但他從未因此喪失政治上的地位，反而繼續被尊為國家元首，直至1960年退休。伏氏去世后，蘇共中央批準將其靈柩葬入紅場墓園，安放在斯大林和加里寧的墓穴之間。對比同屬“國王班底”的貝利亞，真乃天壤之別！

        隱藏在這些光環背后的是一個極度平庸的人物：沒有莫洛托夫的行政才能和文牘功夫，沒有卡岡諾維奇的組織能力和實干精神；不及赫魯曉夫精力過人，甚至也不及貝利亞冷酷無情。就連他賴以起家的軍事生涯，大部分也是由神話和宣傳構成的。可以說，這個人在他的前半生是橡皮圖章式的軍隊統帥，后半生則是橡皮圖章式的國家元首——他的成功實在是無法復制的。

蘇聯元帥，兩次蘇聯英雄稱號、八次列寧勛章和六次紅旗勛章獲得者克利緬特?葉夫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1881-1969）。

“紅色元帥”的發跡

        伏羅希洛夫素有軍事家之名，但追根溯源，他并不屬于傳統的職業軍官，而是軍事史上的一個新類型——革命軍人。在1935年首批獲頒蘇聯元帥軍銜的五人中，葉戈羅夫曾是沙俄陸軍中校，圖哈切夫斯基受過系統的軍校教育，布瓊尼在日俄戰爭前就加入了騎兵部隊；即使是資歷稍淺的布柳赫爾，在1914年大戰爆發后也曾參軍并立下戰功。唯有伏羅希洛夫這個鐵路工人之子是以職業革命家的身份出道的：1881年他出生在烏克蘭盧甘斯克的鄉下，只念過兩年初小。1898年第一次讀到俄文版《共產黨宣言》，五年后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1906-1907年，他參加過社會民主工黨四大和五大，并在彼得堡結識了化名為“科巴”的斯大林。這一時期，伏羅希洛夫的工作主要是組織罷工、印刷宣傳品以及籌備反政府的武裝暴動，多次被捕。有意思的是，他對列寧“化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鼓動不甚踴躍，拒絕打入軍隊組織兵運，為此在各地東躲西藏。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伏羅希洛夫被選為盧甘斯克市蘇維埃主席兼市長，隨后又當選為全俄中央執委會委員。不過11月份內戰爆發后，烏克蘭很快成為德軍、哥薩克武裝及民族主義者覬覦的目標，伏羅希洛夫受命整編烏克蘭第5軍（后改稱第10軍），并指揮軍隊撤退到察里津，歷時三個月。這就是他的第一段軍旅生涯，毫無驕傲可言，但結局是勝利的：作為極少數能從環境險惡的烏克蘭救出一整支紅軍的領導人，伏羅希洛夫這個新手的號召力獲得了黨中央的認可。更重要的是，這使他直接置身于老戰友、南方方面軍總政委斯大林的指揮之下。1918年夏天，在斯大林和伏龍芝（Mikhail Frunze）的調遣下，第10軍成功地把白軍阻擋在了察里津城下。后來這次戰役被無限拔高，稱之為“內戰的轉折點”，伏羅希洛夫作為斯大林和伏龍芝重要助手的形象因此深入人心。

1930年代的紅軍宣傳畫：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注視著T-35多炮塔坦克的洪流。

        在此期間，伏羅希洛夫得到了一個新頭銜：“軍事反對派”。作為非職業軍人出身的統帥，他和斯大林對舊軍官的專業意識及忠誠度深表懷疑。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軍隊不需要總參謀部，有大批武裝的工人和騎兵就足夠了；防御與退卻不可取，進攻才是一切。伏羅希洛夫公開質疑托洛茨基倡導的軍隊正規化、重用舊軍官等政策，托洛茨基隨即解除了他的指揮權，改派他為第1騎兵軍軍委委員。在1919年的一封公開信中，托洛茨基對“軍事反對派”做出了精準而冷酷的預測：“他們妒忌和仇恨每一個比他們有教養或比他們有技術的人。這類新官僚不愿學習，從來不愿在自己身上找失敗的原因，總是尋找替罪羊，總是樂于大叫背叛；他們保守、懶散，對所有提醒他們應該學習的人表示不滿。這種官僚己經成為破壞新國家的絆腳石。”

第1騎兵軍高級指揮官與蘇俄革命軍事委員會野戰司令部成員集體像，1920年。前排由左至右為：紅軍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不是那位同姓的政治家），軍委委員古謝夫，西南方面軍司令員葉戈羅夫，軍委委員伏羅希洛夫；后排由左至右為：軍委會野戰司令部參謀長列別捷夫，西南方面軍參謀長佩京，第1騎兵軍司令員布瓊尼，軍委會野戰司令部作戰局長沙波什尼科夫。        

        然而騎兵軍的新環境對伏羅希洛夫卻很受用：軍長布瓊尼是行伍出身的半文盲，在制訂作戰計劃和發布命令時極其依賴新來的軍委委員；大部分戰士是來自南俄的農民，自由散漫、缺乏紀律，需要一個政委式的角色來督促，伏氏無疑是最佳人選。更重要的是，騎兵軍具有“軍事反對派”熱衷的一切要素：機動性、非職業化、進攻至上，這使伏羅希洛夫感到如魚得水。騎兵軍先是把缺少根據地的鄧尼金白軍逐出了南俄和烏克蘭，隨后參與了對烏克蘭民族主義武裝的進剿和入侵波蘭的行動；1920年下半年，他們在克里米亞半島殲滅了白俄將軍弗蘭格爾的最后幾個師。一系列勝利構成了“紅色騎兵軍”的傳奇，伏羅希洛夫則是最耀眼的新星之一。

        盡管列寧譏諷過伏羅希洛夫的虛榮心（后者在黨的十大上炫耀性地展示兩枚紅旗勛章），但他還是在1921年進入了中央委員會，成為俄共（布）25名正式中委之一。在斯大林控制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布局中，伏羅希洛夫和其他“軍事反對派”成員開始節節高升：1923年，他與奧爾忠尼啟澤一同入選軍委會主席團；1924年，升任莫斯科軍區司令員；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迫把陸海軍人民委員（部長）的職務交給伏龍芝，伏羅希洛夫則成為副委員。9個半月后，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季諾維也夫分子”伏龍芝在胃病手術中死于麻醉劑誘發的心臟病，這樣伏羅希洛夫頂上了空缺，并在1926年進入了政治局。到這時為止，他的全部軍事經驗還不滿9年。

1923年五一勞動節，伏羅希洛夫（箭頭所指者）與伏龍芝共同主持第一次紅場大閱兵。兩年后伏龍芝病逝，伏羅希洛夫成為其接班人。

“本人文化不高”

        所有僥幸熬過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人都會記得一個細節：在“二戰”爆發前的歲月里，領袖為了表示謙虛，在很多場合是避免長篇大論的，他把時間讓給了伏羅希洛夫。后者往往以這樣一句話作為開場白：“本人文化不高……”事實上，這并非自謙：在當時的蘇共領導人里，伏氏的確是學歷最低的；更有甚者，他對自己主管的陸海軍事務也稱不上精通。

        但這并不影響伏氏成為全民偶像：1920-1930年代蘇聯依然與大部分歐美國家相互敵視，扶植一位“紅色軍事家”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既然斯大林更愿意擔當革命導師，那么伏羅希洛夫就是次優人選。斯大林深知，真正有進取心的紅軍將領對擔任行政職務和參與黨務活動興趣寥寥，但虛榮心十足的伏羅希洛夫對此相當看重。后者很清楚，老戰友“科巴”能給予他的一切，他若憑個人才能永遠也別想獲得；而他需要付出的，不過是服從和忠順而已。

        就這樣，“伏羅希洛夫”這個姓氏在少先隊歌曲、中學教科書和黨的宣傳物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由于斯大林“謙虛”地拒絕為自己立傳，御用文人轉而熱情謳歌伏氏。作為回報，“大清洗”期間，伏羅希洛夫在總共383份逮捕和處決名單中的185份上簽了字，這個數字僅次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結果，5位一級方面軍司令（元帥）中的3位、15位二級方面軍司令（相當于大將）中的13位、9位海軍上將中的8位、57位軍團長中的50位、186位師團長中的154位、全部16位方面軍級政委和28位軍團級政委中的25位從紅軍的花名冊上消失了。至此，伏羅希洛夫對領袖的吹捧終于可以兌現——“斯大林是紅軍的締造者、精神支柱以及勝利的組織者”；畢竟，更粗的支柱已經被砍倒了。

1936年，斯大林和他的親密戰友伏羅希洛夫在一起。

        即使是在大清洗的腥風血雨中，伏羅希洛夫也沒有放過滿足個人虛榮心的機會。1938年，紅軍計劃更新坦克裝備，由列寧格勒基洛夫工廠（185廠）與哈爾科夫共產國際工廠（183廠）分別提交方案。185廠的總設計師科京（Zh. Kotin）是伏羅希洛夫的女婿——準確地說是養女婿，因為伏氏夫婦并沒有自己的子女，他們收養了伏龍芝的女兒——他“善解人意”地把樣車命名為KV，即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的縮寫。盡管183廠的設計更為出眾，伏氏還是拍板優先生產以自己命名的新坦克，而讓183廠繼續“優化”其方案。后者歷經種種磨難，直到1940年才投入量產，但總產量超過了84000輛，它就是一代杰作T-34。至于科京的KV系列，隨后被證明過于笨重，算上改進型也只生產了5200輛。

蘇德戰爭初期，一輛被德軍擊毀的KV-1重型坦克。這種與其命名者同樣平庸的戰車在1941-42年損失慘重，很快退出了一線。諷刺的是，科京察覺岳父已經失勢，立即終止了KV系列的序號，他把新一代重型坦克命名為IS——約瑟夫?斯大林（Iosif Stalin）的縮寫。  

        比KV坦克的厄運稍早一些，伏羅希洛夫本人也開始走背字了：1939年11月，“科巴”任命他為侵芬軍隊總指揮，準備打一場短促的進攻戰。然而“紅色元帥”賴以起家的騎兵戰術在芬蘭人堅固的防線和冬季的嚴寒面前毫無用武之地，經過三個月苦戰，付出32萬人傷亡、上千輛坦克損失的代價之后，紅軍才取得了慘勝。戰后的總結會上，前線將領反復攻訐伏羅希洛夫的無能。斯大林被迫承認，盡管這位老戰友忠順有加，但已無法勝任未來的機械化戰爭了。1940年5月，伏羅希洛夫被晉升為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副總理），國防人民委員一職則由鐵木辛哥接替。在隨后的衛國戰爭中，他沒能獲得任何一個主要方面軍的指揮權。1941年秋天，伏羅希洛夫一度被派到列寧格勒司掌新組建的西北方面軍，但他沒能重演察里津的奇跡，幾個月后就被朱可夫接替了。

        斯大林為伏氏安排了一份奇怪的新工作——領導蘇聯文化事業。這位元帥成為新國歌創作委員會的領導人，后來又受命掌管部長會議文化局，勤勤懇懇地接見畫家、音樂家和導演，做出五花八門的指示。在1952年的十九大上，他依舊入選了中央主席團（政治局）和九人局（常委會），但已不再位列重要的國防委員會。某次軍隊領導人會議上，斯大林突然拍著這位老戰友的肩膀，對貝利亞說：“我們有必要更好地關心伏羅希洛夫同志，像他這樣的老布爾什維克所剩不多了！”沒過多久，指控伏羅希洛夫是“英國間諜”的黑材料就出現在貝利亞的案頭。不過“科巴”到底也沒下定清洗這位元帥的決心，伏氏撐到了前者病死的那一天。

1932年，斯大林（第二排中）接見參加蘇共十七大的紅軍代表團成員。他的左右兩側分別是當時最受重用的四位軍政大員：伏羅希洛夫，圖哈切夫斯基，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

東方陣營的吉祥物

        在斯大林暴斃的那個凌晨，伏羅希洛夫同樣出現在瓜分政治遺產的會議上。他的資歷和聲望不亞于莫洛托夫，但已不適合重新領導軍隊了：朱可夫和布爾加寧在戰時積累起的權勢否決了這種可能。然而有一個位置卻仿佛是為他量身打造的，那就是蘇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列寧病逝后，斯大林把權力重心轉移到黨中央，空殼化的蘇維埃被置于乖順的革命元老加里寧（Mikhail Kalinin）的監護之下。加里寧在1946年病逝后，接替他的是個二流人物。很快，伏羅希洛夫就和馬林科夫、貝利亞等人一起出現在斯大林的葬禮上；1953年3月15日，他正式就任國家元首。

1953年3月9日，斯大林治葬委員會在紅場舉行追悼大會。由左至右依次為：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馬林科夫，赫魯曉夫，貝利亞，周恩來，薩布羅夫（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對普通蘇聯人來說，伏羅希洛夫身上寄托的是他們對那場革命的浪漫主義回憶。就任元首后，他馬上簽署了一份大赦令，將全國1/10的政治犯從監獄和“古拉格”中釋放出來。盡管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就是經伏氏批準才被捕的，大多數民眾還是歸功于新主席。伏羅希洛夫意外增加的美譽引起了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的重視，當他們決意清洗貝利亞時，也征求了伏氏的意見，以達成黨中央、政府和蘇維埃三位一體的一致。終于，令人毛骨悚然的“關心”徹底不復存在了。

1957年4月22日，伏羅希洛夫以國家元首身份向核物理學家庫爾恰托夫（蘇聯原子彈項目負責人）頒發列寧獎。        

        對橡皮圖章式的主席身份，伏羅希洛夫并無太多不滿。他的形象經常出現在《消息報》和《真理報》的頭版，1956年二十大上他第七次當選為中央委員。但伏氏對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企圖表示擔憂：他本人是軍內“大清洗”的直接責任人，翻老賬顯然弊大于利。更何況東歐和亞洲友好國家也對赫魯曉夫的政策提出了異議——1957年4-5月伏羅希洛夫訪華期間，中方給予他空前的高規格接待，并在許多場合擺上斯大林的畫像和雕塑；伏氏也在與毛澤東會談時宣稱“斯大林是個好人，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并獲得后者的贊同。稍后代表團造訪河內時，胡志明也對“去斯大林化”表示擔憂，這使伏羅希洛夫產生了一種印象：赫魯曉夫已是四面楚歌。于是，當莫洛托夫串聯“倒赫”集團時，他便卷了進去；在1957年6月18日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政治局）特別會議上，他也站出來要求赫魯曉夫檢討錯誤、引咎辭職。

        不過，“紅色元帥”在明哲保身的技巧上顯然要高于幾位老同事。自從1918年被托洛茨基教訓了一番之后，他就避免充當出頭鳥。每次政治運動，他都只是附和者，瓜分成果時要求的份額也不大。當赫魯曉夫在謝羅夫和朱可夫的幫助下把全體中委召集到莫斯科之后，伏羅希洛夫意識到局面開始反轉了；他馬上宣稱，“對當前出現的問題，我們大家都有責任”。結果在6月29日的中央全會決議中，只有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四人被定性成“反黨集團”，伏羅希洛夫則全身而退。

1941年十月革命節當天，伏羅希洛夫（右二）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左二）、西南方面軍政委赫魯曉夫（左一）在古比雪夫檢閱紅軍部隊，以鼓舞士氣。        

        赫魯曉夫絕不是一個寬容的人，但收拾伏羅希洛夫的時機還沒到：毛澤東同意在當年十月革命節期間訪問蘇聯，在這時撤銷邀請他訪華的伏羅希洛夫的職務會讓中蘇之間的分歧徹底暴露；況且伏羅希洛夫只是一個喜好虛名的老人，保留這個吉祥物不會留下多少后患。于是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上，伏羅希洛夫依舊與中國貴賓談笑風生，只是言辭更謹慎了。他在橡皮圖章的位置上繼續干了三年，到1960年5月因即將年滿80歲而退休。離開克里姆林宮的同一天，伏羅希洛夫批準授予自己“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沒有浪費一點權力。

        1961年10月，遲到的清算終于到來：在中蘇矛盾趨于激化、赫魯曉夫的政治地位業已鞏固的背景下，伏羅希洛夫已經喪失了利用價值。從蘇共二十二大開幕的第一天起，這位前政治局常委就遭到了口誅筆伐。赫魯曉夫把他和已經被劃入“反黨集團”的四位舊人相提并論。他在“大清洗”中的老賬被一條一條翻出來，臺下的代表開始呼喊：“把整個人開除出黨！”黨中央為這位昔日的“國王班底”保留了最低限度的顏面：當伏氏宣讀了一封承認“犯下嚴重錯誤，深感悔恨”的公開信之后，赫魯曉夫表示：“我們要寬大為懷，相信伏羅希洛夫同志已經真心自責了。”在大會閉幕那一天，莫洛托夫等四人被開除黨籍，伏羅希洛夫這只“死老虎”則以普通黨員的身份退場，離開了政治舞臺。

        三年后，赫魯曉夫本人也被勃列日涅夫取代。伏羅希洛夫再次當選為最高蘇維埃委員，但他已很少在公開場合出現。1968年紅軍建軍五十周年，他第二次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一年后的12月2日，88歲的伏羅希洛夫去世。

晚年伏羅希洛夫。他的左胸最上方佩戴的是1956年獲頒的“蘇聯英雄”金質獎章（金星獎章），領帶正面綴有蘇聯元帥星。        

        但在盧甘斯克人眼里，伏羅希洛夫永遠是那個頭發整齊、留一撮小胡子、策馬奔馳在草原上的紅色戰士。1970年，盧甘斯克蘇維埃申請將市名改回1935-1958年的曾用名“伏羅希洛夫格勒”，這個名稱繼續使用到1990年。1981年，為紀念“紅色元帥”誕辰100周年，一座3米高的伏羅希洛夫銅像在市中心樹立起來。2014年，當地親俄團體宣布脫離烏克蘭，成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與另一個分離主義政權“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合組“新俄羅斯聯邦”。歷史學家當然會記起，1918年，正是伏羅希洛夫在同一地區建立了短暫的“頓涅茨克-克里沃羅格蘇維埃共和國”。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盧甘斯克會再度更名，延續它與那位已故元帥的關聯。

盧甘斯克（伏羅希洛夫格勒）市議會對面的伏羅希洛夫銅像，建成于1981年，高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