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美關系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在經歷了起起伏伏之后，中美關系已經走到了一個新階段。是分道揚鑣，還是殊途同歸？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著名美國問題專家王緝思教授，以戰略家的前瞻視野，分析了在中美對抗的魔咒日益逼近的時刻，兩國關系中最重要的問題。

中美對抗的魔咒日益逼近：“中美兩大國最終會走上沖突和對抗之路？”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中美關系曾經歷了長期的嚴重沖突與對抗，包括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熱戰，臺灣海峽的對抗，政治意識形態的冷戰，以及經濟、文化、外交的相互隔絕。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上海公報》發表以來，中美關系雖然出現過若干次嚴重危機，但從未出現過長期激烈的戰略對抗，發展基本上是平穩的。

        如果不沖突、不對抗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本質特征，那么它的雛形已經出現了。同時，近年來，兩國政府高層已經就中美應當且必須避免沖突與對抗達成共識，而且這種共識是40多年來歷代中國領導人和歷屆美國政府用不同方式、不同語言反復表達的。

        值得深思的是，為何中美關系經過長達40多年的穩定發展，以及兩國領導人關于避免對抗、發展合作發表過無數次宣言，仍然有不少國際輿論和兩國國內有影響力的人士認為，中美兩大國最終會走上沖突和對抗之路？

        在思辨意義上，中美沖突與對抗之所以仍然是一個魔咒、一個未來選項和可能性，存在著以下幾種可能。

        第一，兩國領導層并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對方的戰略保證，即中方不能相信美國關于“一個穩定、強大、繁榮的中國符合美國利益”的說法代表了美國領導人的內心想法，而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實質是“遏制、西化、分化”；美方不能相信中國關于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不將美國排擠出亞太地區、不同美國爭霸的說法是真心話，擔心中國“韜光養晦”的思想反映的是在當下中美實力差距仍然巨大的條件下的一種策略算計，而不是長遠的戰略考慮，一旦中國羽翼豐滿，就將挑戰美國霸權。這就是所謂中美戰略互疑。

        第二，許多研究者和觀察者不相信中美官方所表示的不相互沖突對抗的言論有足夠的實際意義。他們可能認為，兩國政府高層所表達的意愿即使是真的，也不一定能夠掌控和改變兩國關系走向對抗的長期趨勢。有的中國人認為，由于美國的目標是竭力遏止中國崛起，中國只有犧牲自己的核心利益，屈從于美國，才能避免對抗，而這是中國絕對不能接受的。相反，也有美國人說，只有美國對中國采取“綏靖政策”，聽任中國政府在國際、國內為所欲為，才能避免跟中國發生沖突，但這是違背美國立國之本與根本利益的。這種斷定中美關系本質上是零和博弈的想法，在一部分社會精英中根深蒂固。

        第三，中美兩國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發展道路的根本差異，使兩國關系漸行漸遠。孔子說過：“道不同，不相為謀。”兩國關系在表面上取決于兩國政府如何處理雙邊和國際問題，其實最根本的決定因素是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兩個大國究竟是分道揚鑣，還是殊途同歸；是合作維護和改革完善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還是各自按照自己的世界觀和利益去劃分有形或無形的勢力范圍。用形象的語言來說，就是究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還是“同床異夢”，將世界一分為二？這種思路，是“制度決定論”的一個延伸。

        上述三種思辨在意義上的可能性，部分已經成為現實，至少成為兩國部分政治精英的現實考慮。之所以出現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議題，就是因為兩國分別出現了戰略互疑、零和博弈論、制度決定論等種種對中美能夠避免沖突對抗的懷疑，而且這些懷疑是以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推論為前提的。一個理性的推論，來自于國內凝聚力的需要。2 000多年前的中國思想家孟子就指出了“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的道理。對當代中國來說，美國是最大、最明顯的“敵國外患”，在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語境中似無疑義。已故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說：“對于美國來說，理想的敵人該是意識形態上與己為敵，種族上和文化上與己不同，軍事上又強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信的威脅。”由此可見，兩國都有理由把對方視為“理想的敵國”，用以喚起國內的憂患意識，激發愛國主義，提高民族凝聚力，加強社會穩定。在某種意義上，同對方的沖突對抗，至少是局部的緊張關系，不僅有思想基礎，而且有一定的物質利益基礎（比如美國的軍工利益集團）。

        如果把這三種思想因素和物質因素比喻為長期高懸于中美關系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那么現在這把劍掉下來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我們至少可以指出五方面的新因素，來說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緊迫性。

中美實力對比日趨接近，世界政治格局變化顯著

        今天中美兩大國之間的關系被視為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關系，是因為近年來中美之間的實力天平迅速地向中國方面傾斜。2003年，中美兩國GDP分別為1.4萬億和10.9萬億美元，中國GDP只有美國的12.5%左右。2013年，中國GDP高達9.2萬億美元，占美國16.8萬億美元的54.8%左右。中國國防開支迅猛增加，軍事力量增強的趨勢令人矚目，而美國國防預算近年來被迫縮減。無論如何解讀GDP和軍費數字，中美兩國硬實力迅速接近，是不爭之事實。許多研究機構得出的結論，都是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30年或更早的時間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對世界事務的影響迅速擴大。在全球治理機制的結構性轉型中，中國逐漸進入20國集團等機制的權力中心。

        與此同時，十幾年以前的中國輿論普遍擔心美國的戰略擴張勢頭和建立單極世界的圖謀，而今的輿論導向是美國霸權風光不再，軟硬實力同時受到削弱。在世界范圍內，“金磚五國”各自力量的上升和相互合作成為國際政治的新特色。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包括歐洲主要國家和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整體實力和影響力下降，許多非西方中等經濟體作為一個群體，其全球權力在十幾年以后將超過歐盟和日本。如果將政治世界分為“西方”和“非西方”，那么全球政治力量的天平也在向中國傾斜。美國在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位子上穩坐了100多年，在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上穩坐了20多年，其面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國家實力地位上升所形成的挑戰，不可能不做出重大的戰略和政策調整。中國在整體實力和世界地位上升的新形勢下，對外戰略和政策的調整也勢在必行。

兩國的政治分歧越發明顯，意識形態斗爭日趨激烈

        30多年來，一部分西方戰略家和知識精英一直抱有一種幻想，即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最終將走向西方式的多黨議會政治，中產階級的增加將導致“公民社會”的成長，市場經濟的擴大將削弱國有企業的實力，等等。近年來，特別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這種幻想逐漸破滅。與此同時，美國人越來越擔心中國的政治制度、發展道路和經驗（“北京共識”）對美國式民主和美國倡導的市場經濟模式（“華盛頓共識”）構成挑戰，從而從根本上沖擊美國試圖主導的冷戰后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美國戰略家亨利?基辛格揭露道：“新保守主義者及其他激進分子認為，民主體制是互信關系的前提：非民主社會在本質上是危險的，傾向于使用武力……與非民主社會打交道，政權更迭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最終目標。與中國相處不是一個戰略問題，而是改變中國治理方式的問題。”

        時下中國的一個主流觀點是：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大變革大調整，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尖銳復雜，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西方把中國崛起視為對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加緊對中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通過互聯網等各種渠道進行滲透。因此，中國在國際、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否則最后必然會出大問題，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當年蘇聯亡黨亡國、東歐劇變，這幾年中東、北非國家動蕩戰亂、政權更迭，都足以讓中國人深思。面對“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和西方咄咄逼人的態勢，尤其是針對西方動輒對中國政治體制、經濟形勢、社會問題、文化傳統等方面的惡意“唱衰”、攻擊污蔑、造謠抹黑，要敢于亮劍，不能客氣，要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這一主流觀點說明，中國官方對美國的政治警惕性和反制措施正在增強。

經貿關系中的政治障礙增加，“壓艙石”的作用減輕

        一方面，近年來，中美雙邊經貿關系維持了高速發展，而且仍然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相互投資的政治阻力也增加了。美方抱怨中國的金融業和服務業市場很難進入，中國不斷給國有企業輸血、加強自主創新產業、限制采購外國技術產品，構成了對美國在華企業和產品的歧視；中國向多家外國企業發起了腐敗調查、操縱價格指控和由官方媒體領頭的抨擊行動；美方還指控中國企業（主要是國企）在政府的默許甚至支持下，通過網絡竊取美國技術和商業機密，以彌補研發投入的不足。

        中方則指出，美國國會和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給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和并購制造政治障礙。中國商界和輿論界對于中國繼續持有巨額美國債券有許多非議，懷疑美元匯率下跌和貨幣供給的“定量寬松”等政策都是為了打壓中國經濟，阻礙人民幣國際化。減持美國國債的呼聲在中國輿論界上升。過去，中美經貿關系一貫被視為雙邊關系的“壓艙石”或“減壓閥”，而今，經貿摩擦向深度和廣度拓展，而且同意識形態斗爭相互影響，其對兩國關系的負面作用日益凸顯。

兩國國內的若干不確定因素對雙邊關系造成影響，社會間的互不信任感加深

        近年來，中美兩國出現了較多的不確定因素和突發事件。雖然其中大多數因素和事件不直接關聯到中美關系，但對雙方在對方國家的形象產生負面影響，并通過輿論工具和社交媒體迅速傳播。中國的水污染、空氣污染嚴重，食品安全和公共衛生問題頻發，貪污腐敗案件不斷披露，社會不公造成的群體性事件增多等，在美國政治精英中經常引起議論。美國近年來因金融危機激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多起驚人的槍擊案、爆炸案和國內恐怖活動，聯邦政府因黨派爭端而停擺數周等，都給中國公眾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印象。中國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長王立軍于2012年2月叛逃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事件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形象；美國國家安全局雇員愛德華?斯諾登于2013年5月到中國香港（后到俄羅斯）揭露美國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監聽外國領導人的事件，進一步暴露了美國政治和外交的陰暗面。近年來的一些權威性的民意調查顯示，中美兩國在對方國家的形象好感度下降，特別是在有關政治和外交的問題上，兩國公眾對對方國家的好感很少。

中美在亞太地區的競爭態勢越來越突出

        第一屆奧巴馬政府強力推出“重返亞洲”戰略，聲稱要向亞太地區“轉身”，實現戰略重點的“再平衡”，引起了中國的高度警惕。中國戰略界人士普遍認為，美國這一戰略重點轉移主要是為了牽制中國力量的拓展。

        中國日益重視同周邊國家發展戰略和經濟關系，成為亞太地區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同時，中國加強了在東海、南海地區的軍事力量，強調對釣魚島、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的主權，同日本、菲律賓等美國盟國的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凸顯。許多中國觀察家認為，美國是中國同鄰國爭端的“幕后推手”和“麻煩制造者”。

        美國則擔心中國的戰略意圖是把美國排擠出亞洲，奪取亞太地區的主導權。為了加強美國的經濟競爭力，開拓海外市場，掌握規則制定權，奧巴馬政府大力推進TPP談判。這一制度安排的重點涉及資本開放、國有企業、勞工標準、知識產權保護等。在中方表示可以考慮加入該計劃后，美國官員聲稱只有在同日本、澳大利亞和部分東盟國家等結束有關談判之后，才歡迎中國參加。在軍事安全方面，美國以日本、韓國等為依托的導彈防御系統已初步形成規模，美軍的“空海一體戰”概念也正在落實。這些舉措都被認為是對中國國防力量迅速增強的反應。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外交競爭態勢也在明顯升溫。

        在上述5個新趨勢中，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兩大趨勢，而其他幾個因素基本上是這兩大趨勢的延伸。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和發展道路問題，均非兩國外交決策者能夠從國家間關系的角度進行掌控的。雙邊關系是“表”，實力和發展道路是“里”，認清“表里關系”，才可能從戰略思想和實際政策兩個方面去破解中美對抗的魔咒。

美國如果將中美關系同他那些無窮盡的移動目標綁在一起，是沒有出路的

        走上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路的關鍵，是理解兩國對未來關系的不同思路和期待，找到利益匯合點，避免利益碰撞點。美國尊重并從主觀上不挑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國內秩序，才能說服中國尊重并不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先地位和美國倡導的國際秩序。反之亦然。

        中國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看法，從20世紀90年代的“建立新秩序”，逐漸過渡到當前的“積極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顯示出中國對融入國際社會的決心和信心。事實上，中方已經反復向美方說明了對美國世界地位和現存國際秩序的看法（當然，中方不妨把這一問題說得更明確一些），并通過實際行動建設性地參與了全球治理與新形勢下國際規則的制定。然而美方出于各種原因，包括對中方重大關切的不理解，從未明確說明對中國政治制度、國內秩序、發展道路的尊重，而只是要求中方在美方關切的重大國際問題上配合行動。

        應當看到，美方關切的問題，多數是一些移動的目標。美國在若干年前關切的是薩達姆治下的伊拉克問題、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亞問題、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等等，而這些問題解決或緩解了之后，又集中到朝核、伊朗核、網絡安全等問題上。如果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之路，同這些無窮盡的移動目標綁在一起，是沒有出路的。

        此外，中美爆發“新型沖突”與“新型對抗”的危險令人擔心。“新型沖突”包括網絡戰、太空戰、貨幣戰、貿易戰等可能造成兩敗俱傷的“無硝煙戰爭”；“新型對抗”，指的是有形或無形的針對對方的國際聯盟、反聯盟和“勢力范圍”，耗費巨大的軍備競賽（包括建設以對方為主要打擊目標的“網軍”）等。這類惡性競爭已經發生了，必須通過戰略對話和有效機制加以約束。

對2024的設想

        最后，我們斗膽設想一下中美建成新型大國關系的時間和標志。目前，中共十八大產生的領導集體和美國以奧巴馬為首的民主黨政府致力于中美關系的穩定和發展。10年以后的2024年，中國或將產生新一代的領導集體，從現在算起美國將換過兩任總統。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將是那時兩國領導人的主力。在他們身上，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烙印基本消失，代之以信息化時代的全球眼光。到那時，中美兩國的經濟總量將不相上下，而且雙方都適應了這樣一種權力結構。中美經濟合作和社會交往進一步擴大，利益匯合點增加。盡管政治價值觀和社會制度相差甚遠，但兩國面臨的全球挑戰相似，對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觀點日趨接近。雙方建立了較為健全的危機預防與管控機制，沒有結成明顯針對對方的國際聯盟，也沒有在亞太地區形成各自的勢力范圍。各大國力量相對平衡，在金融、環保、貿易、能源等領域，出現了更加完善的國際協調合作機制。這一局面，將標志著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基本形成。      

（澎湃新聞經中信出版社授權摘編自王緝思新著《大國關系》，未經許可，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