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剛當選土耳其總統的埃爾多安在首都安卡拉的一次宗教理事會的會議上提出，必須把奧斯曼語的學習作為高中的一門必修課。這在土耳其社會引發了一場有關文化與傳統復興方面的爭論。應該說，土耳其的這個問題在后發現代化國家是有一定普遍性的，盡管形式可能不同。

        東方民族的現代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們總是在學習西方先進和保持自身特性方面感到糾結。對于很多知識分子而言，這種糾結可能還更加劇烈。這樣就往往形成不同的改革派別，主要就有調和派和激進派的區分。調和派認為自己的傳統是好的，只要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就行，自己的好文化和好傳統得留著，在中國這叫“中體西用”，在穆斯林世界這叫伊斯蘭現代主義。激進派主張全盤西化，比如在中國是胡適、陳序經等人的主張，在土耳其就是凱末爾黨人的主張。

        土耳其的獨特之處是，它確實經歷過全盤西化，那是凱末爾黨人在1923年建國后推行的激進改革，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宗教、民俗、服飾等方面的全面模仿西方。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字改革，即所謂的拉丁化改革。這是土耳其追求現代性的一個激進步驟。甘陽曾經說，土耳其人的這個文字改革造成其后代完全看不懂自己的古代和近代文獻了，完全割裂了歷史，屬于文化上“自宮”式的現代化。

        改革前，奧斯曼-土耳其文是由阿拉伯字母書寫的。奧斯曼-土耳其語屬于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奧斯曼文主要是書面語。對于阿拉伯字母，如果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訓練，是很難掌握的。即使掌握了阿拉伯字母，也不見得就能看得懂奧斯曼文，尤其是19世紀以前的奧斯曼文，那是雜糅了很多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詞匯的，盡管句法上基本是突厥語的，但如果沒有相當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基礎知識，要熟練看懂古典奧斯曼文也絕非易事。

        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作為土耳其全面學習西方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也不難理解。其實，有很多民族在近代都有將自己本民族的文字拉丁化的想法，目的無非是想使自己的學生更容易接受西文和西方的知識與文化。就連不是字母文字的漢文，也有人在清末民初想使其拉丁化。我們自小就通過來自西方字母的拼音的幫助來學習國語的發音?，F在網絡時代的線上交流，也經常出現用拼音聊天的情況。所以拉丁化不是土耳其的特有現象。

        再舉個例子。許多中亞國家在曾因受俄國-蘇聯影響而長期使用西里爾字母。例如，哈薩克語在上世紀20年代以前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20至40年代改為拉丁字母，從40年代起改用俄語使用的西里爾字母。冷戰結束后，他們又想擺脫俄語影響，把自己的文字拉丁化，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現在都拉丁化了。但這個過程會很緩慢，因為會人為地造成大批“文盲”。畢竟，文字的使用也是有依賴性的，要不是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依靠特殊的權力，激進的文字改革很難推行。

        現在的問題就來了，土耳其為什么又要重提奧斯曼語的教育呢？埃爾多安給出的理由并不難理解，他認為，恢復奧斯曼語學習的教育政策，是土耳其恢復其自身“根源”的必要步驟。拉丁化已經使得數代土耳其人根本看不懂之前的歷史文獻，更讀不了他們祖先的碑銘。埃爾多安把廢除奧斯曼文形容為切斷了土耳其的“頸靜脈”，結果是，“我們這樣一個有著超級科學素質的民族，竟因為這樣一個災難而喪失了它的智慧。”

        可以看得出來，過去對奧斯曼文的“革命”和現在對它的復興，其理由和邏輯是相似的。過去是為了現代化，接近西方，現在現代化已經實現了，但民族的文化之根長期斷裂，也不健康啊，所以，恢復奧斯曼文的教育，也是為了使民族更加健康、完善和進步。這就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胡適曾說，全盤西化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一心一意地搞西化，最終能得個50%的成效就不錯了。

        土耳其全盤西化那么多年，不但沒有變成西方，還出現了傳統的復興。這個倒是符合亨廷頓的觀察。一個走西方化路子的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日子過好了，還會回來“認祖歸宗”，從傳統找根源的。無論是亞洲價值觀還是伊斯蘭復興，這些現象邏輯上都很相似。

        土耳其自凱末爾時代就推行西方化，到1940年代中期加入西方陣營，由成為北約國家到追求加入歐盟，世界上很難再找出一個這樣曾經鐵了心向西方靠攏的國家了。但冷戰的結束改變了土耳其的地緣政治形勢，它從一個西方陣營的邊疆國家，一下子好像又孤零零的了，在西方陣營里的重要性下降了，原來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不合適了。土耳其人當然得重新定位自己，得重新看世界。

        土耳其看來看去，決定要成為一個黑海、中亞、中東、歐洲之間的“中樞國家”。為此，在外交上要重視周邊，不能再緊盯西方，在內政上要調整全盤西化的路子，自己是個穆斯林國家，不是西方國家。以前的文化政策和意識形態需要調整了。尤其是隨著土耳其在加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出現的新興中產階層，他們過去在凱末爾主義的國家結構里長期被邊緣化，現在通過民主化進程逐漸掌權了，他們是更為珍愛自身傳統的，對凱末爾主義的全盤西化一向持保留態度。他們現在掌握國家權力了，自然是要審時度勢、謀劃新規。在土耳其，這個內外政策的調整，被稱為“新奧斯曼主義”。

        客觀地說，土耳其正在走的是一條國家“正常化”的路子，畢竟，土耳其過去的內政、外交政策是有偏頗的。不久前，主要由埃爾多安的支持者組成的國家教育理事會已經投票支持在宗教高中作為必修課，在普通中學將作為選修課。這個做法并不激進，他又不是要廢除現代土耳其語！就跟中國學生要學古漢語類似，有何不可！埃爾多安的支持者認為，把奧斯曼語作為土耳其學生的必修課，有利于恢復凱末爾黨人的激進改革造成的土耳其人與其傳統和過去的斷裂。這個看法是很客觀的。

        不過，埃爾多安推動的這樣一個舉措，在土耳其境內也引發了批評，反對派說埃爾多安此舉是要讓土耳其的孩子們失去“質疑世界的能力”。“他們想把土耳其變回一個中世紀國家，但他們永遠不會成功！”其實，這些反對派只說對了一半，埃爾多安不一定想要把土耳其變成個中世紀國家，但就算他想，也確實不會成功！埃爾多安在土耳其有那么高的威望和支持率，不能不說，他是個得民心的政治領導人。

        一個國家/民族乃至一個人的身份和認同（identity & identification）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是流動不居的。由是，關于這個問題的認識和研究經常地就不僅僅是個歷史問題。我們處在綿綿不絕的時間洪流之中，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個人或群體都要不可避免地面臨新形勢和新挑戰，總要不斷地回到自身，重新地提出“我（們）是誰？”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于后冷戰時代的土耳其是這樣，對于崛起中的中國應該也是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