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審判決書的論證路徑：“疑罪從無”】

        呼格吉勒圖案的再審判決書，沒有提到趙志紅，是根據案件自身的證據，得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結論，依法宣告無罪。這種“疑罪從無”的路徑，雖然顯得不夠徹底痛快，但也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進步，并具有重大標本意義。不是所有的冤案，都具有“亡者歸來”、“真兇落網”的幸運，更多的，則是一些已申訴多年的“疑案”。對這些案件的態度，才是對中國司法和法治的真正檢驗。如果對一切“疑案”，都能夠按照“疑罪從無”原則，宣告無罪，則中國司法和中國法治就邁進了一個新時代。

        【“草菅人命”的司法狀態必須終結】

        聶樹斌案異地復查，呼格吉勒圖案件宣告無罪，讓法律人在嚴冬天里感受到一絲暖意。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但兩個年輕的生命，用什么能夠補償？積年累月的申訴和司法機關的冷漠延宕，使申訴人乃至國家和司法的自身信譽，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仍需追問的是：司法真的汲取教訓了嗎？這種草菅人命的司法狀態徹底終結了嗎？

        冤案不斷平反，是司法進步的好跡象。但如果司法仍以這種粗疏野蠻的狀態運行，就會舊冤未平，又制造出新的冤案。刑事司法，涉及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必須走向精密和人道的“新常態”，否則，人人都可能成為冤獄的受害者。

        【還有多少沉冤有待昭雪】

        呼案宣告無罪，聶案異地復查，是值得法律人欣喜的積極事件。聚全國法律人、媒體人之力，多年努力建此一功，說明冤案平反在中國何其艱難。由于趙志紅、王書金的出現，呼案、聶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仍有其幸運的一面。更多的冤錯案件，例如福州陳夏影案件、莆田許金龍案、海南陳滿案、江西李錦蓮案等等，還沒有這種“真兇落網”、“亡者歸來”的幸運，仍然在苦苦地申訴，再審遙遙無期。喧囂之后，希望更多的法律人，更多去關注以下這些申訴積年的冤錯案件。由于沒有“真兇落網”、“亡者歸來”，這些案件可能缺乏戲劇性和新聞點，但在中國，它們才是冤案中的大多數。對這些案件的態度，是對中國司法和法治的真正檢驗，也是對所有法律人的考驗。如果對一切“疑案”，都能夠按照“疑罪從無”原則，宣告無罪，則中國司法和中國法治才真正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問責，仍須遵循法治】

        據悉，內蒙古公安廳已成立調查組，開始依法調查1994年偵辦呼格吉勒圖案的所有警員，包括當年主辦此案的公安機關主要領導。這是有必要的，違法者不付出相應的代價，就不足以懲戒后來者，也就談不上公正。但需要指出的是，調查和問責也必須以法治的方式進行，不要企圖以非法的方式來獲得正義。想當年，佘祥林案問責，民警潘余均被湖北省紀委工作人員帶至武漢市黃陂區隔離審查，4天后自縊身亡，導致對其他辦案人員的問責也不了了之。希望這樣的現象，不要再出現。

        【呼格吉勒圖案，國家賠償是否包括精神撫慰金】

        《國家賠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有本法第三條或者第十七條規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害的公民死亡的，其繼承人和其他有撫養關系的親屬有權要求賠償。”

        結合上述《國家賠償法》第六條第二款、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繼承人和其他有扶養關系的親屬有權要求賠償，賠償范圍應包括精神損害撫慰金。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繼承人和其他有撫養關系的親屬是否有權提出精神損害賠償？學術界對此意見不一。有學者提出，精神損害賠償在其本質上乃是屬于債權，并且具有財產性質，應當同其他財產一視同仁，得為繼承之標的。也有學者持“繼承否定說”，認為精神損害賠償有“人身專屬性”，認可系近親屬固有而非繼承自死者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

        后一種理解更合適。因為，根據精神損害賠償的原理，精神損害賠償權不能讓與和繼承，種種精神撫慰金，應理解為被害公民的近親屬所固有的一種權利，是其應得的賠償。

        國家侵權行為不僅僅給受害公民帶來精神痛苦和損失，也給其近親屬帶來極大的精神痛苦，特別是受害公民已經被執行死刑的案件。這種精神損失和痛苦獨立存在，不應該被忽視或抹殺。如果受害人死亡，基于人身權利的專有性，精神損害賠償已經不能達到對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撫慰、補償目的，受害人的賠償請求權因此而消滅。但是基于國家侵權行為對近親屬獨立的精神傷害，受害人的近親屬有權提出精神損害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