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55年這兩段時期的上海城市規劃分別借鑒了歐美和蘇聯的模式，前者直接采用了歐美“功能主義”、“有機疏散”等理念，后者則采用蘇聯的建設指導思想，具有“興建與舊建筑不同建筑”的革命浪漫情懷。一個是以人為本，一個以國家發展為本。而最后規劃得以落實的是后者。

        

        今天的上海為何是這樣的城市布局，這當然與上海在歷史上的歷次城市運動和城市規劃有關。在1945年之前，上海城市規劃經歷過1843年至1927年“分區割裂、各自治理”的租界時期、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大上海計劃時期（繞開租界，以江灣為市中心）、抗戰時期偽政府的“新上海都市建設計劃”時期，抗戰結束后上海又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大上海都市計劃”，而這些上海歷史上的規劃無不受到外國城市規劃的影響。

        12月13日，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以“重評帝國主義在中國：外國國家在中國的影響，1945年-1955年”為題，展開對1945年至1955年這一時間段的鮮有研究。復旦大學外事處項目副主任、復旦歷史系博士金瑩通過回顧1945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55年這兩個時間段的上海城市規劃圖，開講上海城市規劃在外國勢力逐漸消退的那十年所受到的國外影響。

1945年至1949年：上海受德國建筑家影響的三張規劃圖

        在金瑩看來，說起1945年至1949年的上海城市規劃，必須說起一個名為理查德·鮑立克（Richard Paulick）的德國包豪斯學派建筑家、規劃師。他自1942年開始擔任圣約翰大學建筑系“都市計劃”教授，到1946年成為“大上海都市計劃”的技術負責人，直到1949年離開中國。他和上海千絲萬縷的聯系，凝聚在1945年至1949年的三張上海都市計劃稿上。

        “鮑立克對于上海城市規劃的觀點全都反映在上海都市計劃這三稿中。” 金瑩說，“包括否定1927年國民政府的大上海計劃、對上海城市規劃的定位（交通樞紐+經濟中心+工業化）、區域規劃結合有機疏散理論、強調社區的重要性。”尤其，“他還預測上海城市規模發展趨勢，預測上海的常住人口規模在50年后將達到1500萬，這和上海1996年的數據（1471萬）驚人相似。”

        在大上海都市計劃初稿中，上海就被定義為“港埠都市、全國最大工商業中心之一”。理查德·鮑立克由此提出了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洲”的概念。他從區域規劃入手，以“有機疏散”為目標，使上海的居住地點能與工作、娛樂及生活上所需的其他功能結合起來。以都市生活為標準，50到100萬人組成“市區單位”；市區以下16到18萬人組成“市鎮單位”。每個市鎮均有工業用地，而工業與住宅有500米綠地隔離；市鎮單位又由10到12個有1.2到1.6萬人組成的“中級單位”構成，都設有商業中心和市民游憩設備；最后每個“中級單位”也會有3到4個“小單位”組成，每個“小單位”以小學校為中心，約4000人左右。除此之外，初稿中理查德·鮑立克也很強調建設生態綠化系統。

        在一稿的修訂基礎上，大上海都市計劃二稿借用《雅典憲章》對“功能城市”的說法，使市民的居住、工作、游樂、行旅四種基本生活在自然的配備上，得到合理的布置和發展。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把工業區向郊區遷移了，同時為上海新增了一個城市定位，即“中國與國際的金融中心”。

        到了三稿，上海設淞陽、蕰藻、殷江、真南、蒲虹、莘寶、曹塘、閔馬、高陸、涇斯、周盛共11個相對獨立的新計劃區，各區彼此間用綠地隔離，區內居民日常生活的一切需要均能“足不出區”得以滿足。7三稿還提出都市計劃不是市政方面片面的改良所能奏效，整個社會和經濟的組織都需徹底更新。

        “大上海都市計劃”于1945年10月啟動，1946年底初稿完成，1947年二稿完成，1949年6月完成三稿。1950年經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的批準，特予刊印三稿。

        金瑩認為，“大上海都市計劃三稿”明顯借鑒了當時的歐美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和實踐。“一些歐美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理念如‘有機疏散’、‘功能分區’和‘區域規劃’等，對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的歷次城市總體規劃產生特別的影響。”

1949年至1955年上海以蘇聯為中心的城市規劃

        新中國成立后向蘇聯“一邊倒”。上海的城市規劃也采納蘇聯社會主義的“先生產、再生活”的原則發展工業，城市定位也變成了“工業化的城市”。蘇聯專家組成員巴萊尼柯夫于1950年4月提出《關于上海市改建及發展前途問題》的意見書，他根據上海的人口數量，得出這樣的結論：上海是一個畸形發展的消費城市，服務人口遠遠大于直接從事生產的基本人口，必須扭轉之。總之，上海的城市規劃得以“工業生產”為先，此前的“大上海都市計劃三稿”被否定了。

        1953年，中國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大批蘇聯專家隨同援助的156個項目來到中國，將蘇聯的設計思想“建筑工業化”也帶了進來。蘇聯建筑專家穆欣成為上海城市規劃的領導者。按照發展工業的指導方針，他提出疏散舊區稠密的人口和居住以靠近工作地點的原則。具體方案還很強調建筑藝術布局，采用多層次環狀放射、軸線對稱的道路系統。“蘇聯專家認為以前的上海是一個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沒有思想性的城市。”

        于是，在保留了反映上海城市面貌的外灘建筑風貌基礎上，蘇聯專家建議將上海福州路拓寬到40米，形成自外灘沿福州路過人民廣場市政府大廈繼續向西的城市建筑藝術布局中軸線。特別的是，還按中軸線要求布置建設了中蘇友好大廈，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展覽中心。

        而上海當時的港區規劃也體現了“工業優先”的最大原則，認為上海用地分區首先應保證海港及造船工業發展的需要。

        “這個時期的上海城市規劃是以新中國成立后計劃經濟為特色，提出用社會主義改造城市的方法，將上海的城市職能定義為由一個多功能的外向型經濟中心城市轉變成單一功能的內向型生產中心城市。”金瑩如此評價。

        相較而言，金瑩認為1945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55年這兩段時期的上海城市規劃分別借鑒了歐美和蘇聯的模式，前者直接采用了歐美“功能主義”“有機疏散”等理念，后者則采用蘇聯的建設指導思想，具有“興建與舊建筑不同的建筑”的革命浪漫情懷。“一個是以人為本，一個以國家發展為本。而最后規劃得以落實的是后者。”金瑩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我個人認為兩種規劃不存在誰好、誰壞的問題，只是我們要想，規劃如何讓上海這座城市保留它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