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建筑學會理事長、中國建筑學會副理事長曹嘉明

雨果說，建筑是用石頭寫成的史書。

1927年，第一代留洋歸來的中國建筑師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行業組織——上海建筑師學會，次年“升級”為中國建筑師學會。

由此，在上海邁入城市化的童年時代，我們看到了擁有四方攢尖頂、上蓋綠色琉璃瓦的中國銀行大樓，飛檐翹翼、檐下飾斗拱的青年會大樓。

百樂門、大世界、上海音樂廳（原南京大戲院）、第一百貨（原大新公司），都出自中國建筑師之手。一代精英將智識與創見寫入大地，招展在城市上空，屹立成民族崛起的一座座豐碑，“筑”就海派文化中西合璧的氣質。

“上海的第一張城市名片應該是城市建設和建筑。”成立于1953年的上海建筑學會與上海建筑師學會一脈相承，理事長曹嘉明表示，建筑講究因地制宜，城市更新同樣應因循“在地”精神，“延續城市特有的歷史、文化，避免‘千城一面’。”

歸來：中國建筑師“出發”的城市

1925年，畢業于伊利諾伊大學建筑工程系的莊俊辭去清華學校的職務，在家鄉上海創辦了莊俊建筑師事務所。幾乎與此同時，楊廷寶、關頌聲的“基泰工程司”，趙深、陳植、童雋的“華蓋建筑事務所”紛紛崛起，一代精英將學貫中西的創見筑入城市，打破洋商建筑師對上海建設的壟斷，讓這座城市的建筑語言不局限于公和洋行、賁安洋行與鄔達克，飛檐、翹翼、四方攢尖頂，滿載著一個民族數千年沉積的文化質感，招展成中西合璧的獨特風景。

“最近20年興起了鄔達克熱，誠然是一件好事，人們對城市的建筑語言、空間美學更加關注，但是上海不止有鄔達克，說‘鄔達克的上海’有失偏頗。”曹嘉明表示，單講匈牙利建筑師，除了鄔達克，還有創作了外灘交通銀行（現上海市總工會大樓）、淮海路國泰電影院、新新公司、東亞銀行大樓的卡羅里·鴻達。此外，還有設計了早期的匯豐銀行大樓、圣三一教堂及有利大廈（外灘3號）的蘇格蘭建筑師威廉·凱德納，設計了恩派亞大樓（淮海大樓）的中國建筑師黃元吉等。

“群星閃耀，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師一起開啟了上海的城市化，而這其中，中國建筑師筑就了上海了不起的城市景象。”

1927年，中國第一代留洋歸來的建筑師云集上海，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建筑學術組織——上海建筑師學會。

最初的7位發起人，包括設計了金城銀行（1928年，今江西中路交通銀行，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的莊俊，設計了南京大戲院（今上海音樂廳）、美琪大戲院、八仙橋青年會大樓（今上海錦江青年會賓館）的范文照，設計了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呂彥直。第二年，上海建筑師學會“升級”為中國建筑師學會，曹嘉明表示，“先有上海建筑師學會，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國建筑師學會，歷史訴說了上海是中國建筑師的孕育發展之地。”

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空間研究所所長鄭時齡教授曾擔任上海市建筑學會第八屆、第九屆理事長，他曾表示，近代上海建筑師群體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建筑和現代建筑師執業制度、現代建筑教育的奠基者。他們在創作過程中學習并應用了中國古典主義、西方新古典主義、裝飾藝術、現代主義等多種建筑風格，和外國建筑師共同創造了豐富多姿的上海近代建筑。

與中國第一代“海歸”建筑師的作品一道在中華大地上冉冉升起的，還有建筑學這一全新的概念和學科。曹嘉明介紹，建筑師已突破了工匠的概念，他們思考的是文化問題，如何將民族文化與現代技術結合（《大上海計劃》）。特別是由趙深、陳植、童雋組建的華蓋建筑師事務所（Allied Architects），在20多年中承接了約200項工程，創作“以吸取傳統中國固有形式精華，追求務實的現代主義風格成其特點”，在近代中國建筑歷史上留下濃厚筆墨。

時至今日，中國城市的地圖上，依然閃耀著第一代中國建筑師的華彩。上海，作為中國建筑師出發的城市，也憑借燦若星辰的中國建筑師杰作，被賦予中西合璧的城市景象與有機更新的城市底蘊。

基石：從“大上海計劃”到“一江一河”

1928年，上海建筑師學會“升級”為中國建筑師學會，莊俊當選首任會長。也是在這一年，從清華學校畢業、先后就讀于明尼蘇達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董大酉入職莊俊建筑師事務所。一年之后，南京國民政府計劃以江灣為市中心區，建設道路、市政府大樓和其他公共設施，啟動“大上海計劃”。剛剛當選為中國建筑師學會會長的董大酉被聘請為大上海計劃顧問，同時兼任主任建筑師。

盡管因抗戰爆發被迫中斷，董大酉還是為上海留下了舊市府大樓、舊上海博物館、舊上海市圖書館等一系列被梁思成稱作“能呈現雄偉之氣概”的公共建筑。在廡殿式屋頂、涂彩梁柱的民族外表下，是鋼筋混凝土的現代結構，內部設施亦力求現代化，電梯、消防、衛生設施一應俱全，體現中國第一代建筑師突破歐美建筑式樣的束縛，從傳統建筑中尋找中國現代建筑的出路。

曹嘉明表示，自1927年成立以來，上海每一輪大規模城市建設與規劃都能看到建筑師學會的“身影”，這體現了上海城市建設的專業精神。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收回租界首次為上海制定完整的城市規劃——《大上海都市計劃》（1946-1949），時任中國建筑師學會理事長陸謙受擔任了具體編制工作，首任中國建筑師學會會長莊俊是都市計劃小組研究會成員，這兩位都是上海的開業建筑師。

參與大上海都市計劃的開業建筑師還有畢業于包豪斯的鮑立克（Paulick，德籍），畢業于倫敦建筑學院和哈佛大學的黃作燊，畢業于倫敦建筑學院的白蘭特（A. J. Brandt，英籍）、甘少明（Cumine，英籍）等，與“大倫敦規劃”幾乎同期，“大上海都市計劃”把現代城市規劃，特別是戰后西方世界新興的規劃理念迅速融入了規劃編制過程中。很多專業理念被傾注到上海第一部整體規劃中，包括建設現代大型集中港口、浦東開發和陸家嘴商業布局、高速路建設等，成為日后城市規劃和城市更新的基石。

改革開放后，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城市開啟了大規模的城市化建設。曹嘉明認為，1990年代后，上海的城市化建設經歷了三次飛躍，這三次飛躍都體現了城市規劃的前瞻性和建設的先進性，以及“以人為本”的建造理念：

第一次飛躍是1990年代的浦東開發。曹嘉明表示，在此之前，世界大城市幾乎沒有一個像上海一樣沿著一條江（河）的單邊發展，一片白紙的浦東是歷史賦予上海的機遇，為上海的城市發展、新城建設提供了足夠開闊的處女地。而關于浦東開發與陸家嘴建設，在中國第一代建筑師參與制定的大上海都市計劃中已然明確，這個開辟了上海總體規劃時代的規劃不僅躺在歷史檔案里，它余音裊裊，引領并啟迪著后人。

第二次飛躍是1993年開始的內、中、外環快速干道建設。環線建設不但連通了浦西浦東、解決交通問題并促進城市“擴張”，并且還“附贈”了多塊城市中心的公共綠地。以延中綠地為例，修路拆遷后，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并未采取賣地造樓的模式以實現經濟效益，而是以開放綠地的形式還諸城市、交予市民，為高密度的市中心留下一片低密、低碳、可漫步、可呼吸的公共領地。

第三次飛躍是2010年世博會，不同于其他城市將世博會址置于城郊的慣例，上海將世博會“安放”在城市中心的浦江兩岸。此前，因為航運便利，黃浦江兩岸為大型國企工廠占據，“臨江不見江”。借由世博會這個契機，黃浦江完成了從生產之江向生活之江的蛻變，為日后“一江一河”的貫通埋下伏筆。

由此可見，上海能夠成為世界都市絕非偶然，是一代人引領著一代人的前赴后繼，是在每一個時代都以前瞻目光做出超越時代的布局。

在地：永不拓寬與不斷長高

作為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曹嘉明很欣賞日本著名的建筑師丹下健三，后者的代表作——代代木國立綜合體育館是一座現代建筑，不僅以結構力學來表達建筑形式之美，同時兼顧日本文化的充分表達，體現建筑的在地性。

“建筑與城市都是歷史文化的承載物，所以建筑講究因地制宜，城市更新應因循在地性。”

精致，就是上海的地域特性。曹嘉明認為，“螺螄殼里做道場”，指的是上海人在有限空間中發揮最大效用，這種文化特質至今反映在生活之中，各類空間的設計甚至城市的尺度觀——不同于北京、西安、南京等由古都發展而來的城市，上海的建筑、道路、街區，都呈現更為宜人的尺度。

2007年，上海確定了144條風貌保護道路（街巷），其中64條作為一類風貌保護道路將“永不拓寬”。曹嘉明認為，永不拓寬也是在地性的體現，因為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道路承擔的不僅僅是交通功能，還有歷史文脈的傳承。

“目前全國各地都出臺了歷史街區的保護辦法，將‘永不拓寬’寫入保護方案的，唯有上海。”曹嘉明認為，永不拓寬代表了上海對尺度的固守，“好的城市更新要以人為本。尊重歷史發展的脈絡，方便于人的出行，使街區更具有活力，充滿生活氣息。”

被稱作“巨富長”的巨鹿路、富民路、長樂路都“躋身”64條永不拓寬的馬路，在過去，基于吸引外資等經濟利益的考量，這片飄曳著浪漫情調的街區也曾出現過糟糕的城市更新，巨富大廈就被曹嘉明視作敗筆，“粗暴強勢地俯瞰一片優雅的區域，‘金雞獨立’，突兀至極。”

曹嘉明認為，城市更新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有機更新應順應城市的肌理，采用適當的規模、合理的尺度，從建筑的角度出發，有四類更新形式值得借鑒：

第一類，在原有建筑空間植入新功能，賦予其有使用價值的生命，在使用過程中體現歷史文化的價值，目前大多數的城市更新都屬于這種；

第二類，保留建筑風貌，延伸原有建筑的體量、色調、手法，充分尊重周圍建筑之下“低調的”融入，由鄭時齡院士主持的“外灘鑲牙”是其中代表；

第三類，不是以文物的形式保留，而是通過風貌保留，新建筑的尺度、色調、形式恪守原來的記憶，比如石庫門更新項目新天地和建業里；

第四類，在保留歷史建筑的基礎上，“生長”出與之匹配協調、功能互補的新建筑，形成新與舊的共生，在法國俱樂部基礎上擴建的花園飯店、在法國公學基礎上擴建的中環廣場，都是經典案例。

城市勃勃生長。中國633個城市中，省會級甚至地級市不少都是百萬級、千萬級的人口的城市，曹嘉明表示，中國的城市化率已達到63%以上（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人口的急劇導入，高密度成為趨勢。

“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土地資源有限性導致了城市豎向發展的趨勢，所以超高層建筑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需求。對于城市而言，超高層建筑有時也作為精神追求或形象追求而存在，但不能‘為了超高層而做超高層’，它要符合城市自身發展規律。”

“上海2035”規劃將“建筑可以閱讀，街區適合漫步”寫入城市愿景，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擁有超高層數量最多的國家，高密度豎向發展是否會與“城市始終有溫度”相背離？

曹嘉明表示，在城市更新過程中不必刻板拘泥于平均容積率的指標要求，而應該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如果在改造后人們的出行、生活、工作更加方便了，原先封閉的街道和空間被打開來還給城市，那么適度提高新建建筑的高度和容積率是沒有問題的，甚至會讓空間更具活力。比如日本澀谷的容積率達到了16%，堪稱高效、便捷的城市案例。只要是對社會有貢獻，對城市界面有提升，那么就應該鼓勵。

“至于容積率的具體高低，應該是通過政府主管部門與專家共同論證和確認的，對于每個項目都是不一樣的。例如，CBD的復合性可以形成超高層群，而住宅區還是希望更多由多層和小高層組成，有疏有密。如果機械地用一個容積率上限去框定，反而不利于未來城市的發展。”曹嘉明說。

被稱作“垂直森林之父”的意大利建筑師博埃里曾經與曹嘉明有過多次交流，他在米蘭打造的垂直森林實現的高層建筑與綠色自然的相遇。曹嘉明認為，高密度與綠色低碳并不背離，目前的城市更新中頻頻出現空中連廊、飛天梯等立體形式，未來的城市將繼續向立體化向天空發展，未來的城市更新，將實現空中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