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私家藏書之所以如此普遍，固然與時代較近、文獻史料保存相對完整、梳理匯整容易有關，但也與當時人口穩定成長，造成科舉制度“僧多粥少”困境，士紳階級、官僚地主為求家族衍殖而逐漸形成的“科舉策略”，以及當時熱絡的商品經濟密不可分。

        

        公元1368年，明代開國以后，除了“靖難之變”期間，發生過短暫南北內戰之外，大體而言，四海升平，尤其南方，百姓安居樂業，人口穩定成長。明朝初年為數僅三萬到六萬名的生員（即秀才，有資格參加國家任官資格考試，可以繼續往舉人、進士一路考上去的），到十六世紀時，已驟增為三十余萬人，明末更高達五十萬名。反觀之，科舉名額增加卻極其有限，這一結構變化，遂使得鄉試（考舉人）的錄取率，由早年的五十分之一，一下子降到三百至四百分之一。換句話說，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秀才，終其一生都不可能更上一層樓了。

        因為這一嚴峻事實，鄉紳士族、官僚地主等主要科舉應考階層，遂琢磨發展出了一套策略：有錢的家族，往往循“納貢”或“例監”之途，也就是花錢買功名，讓子弟獲得“監生”（太學生）資格，以便直接參加鄉試，閃避競爭激烈的生員行列；另一辦法，則是內部競爭，家族子弟若非資質特別穎悟，幾年考試落榜后，往往被要求改行經商，以其所得庇護、栽培秀異的晚輩。所謂“非父兄先營事業于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指的就是這一種社會階層流通狀況：原本“士農工商”森嚴分明的中國社會，明代中葉以后，“士商”界線漸漸模糊，形成了所謂的“儒賈”（學文不成的商人）。千百年以來，“耕讀傳家”這一主流，竟有了分庭抗衡的力量了。

        這一改變，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過就是社會力的變遷轉移。然而不然，“儒賈”登上歷史舞臺之后，由于其教育背景，不但為商品經濟注入活力，各種經營手法也推陳出新，因而出現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更由于其文化素養、關懷所在，一旦經商致富，有錢又有閑了，很快便引領風騷，創造出了各種生活美學。舉凡今日我們所見的傳統風雅之事，如飲饌、品茶、花藝、盆栽、園林、戲曲、養生、旅游、小說、文人畫、清供玩賞等，無一不是在這一時期，蓬勃發展起來，最后形成一種“文人理想生活模式”，一花一木一石一物，都可玩出花樣來。整體論述則可從萬歷文士文震亨《長物志》、高濂《遵生八箋》及清初李漁《閑情偶寄》等書中窺見端倪。美國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曾接受記者訪問：最想生活在中國哪一個朝代？史答以“明代晚期”，或與此一“文人理想生活模式”有關。

        

        “賈而好儒”、“士商異術而同志”可以說是明清階層流動的最大特色。這一特色的最好體現，則是“藏書”這一件事。

        中國雕版印刷，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到宋朝便很發達，宋版書“紙好如玉，字大如錢，墨光似漆”，對古書稍有涉獵者即知。這門技藝愈見普及，愈發商品化，則是明代尤其晚明之后的事。如前所述，五十萬生員的基本消費人口，加上官僚、士紳，所需圖書及筆墨紙硯等文具，足以形成市場，再經新興商人提倡深化（其中又以徽州商人貢獻最大），十六、十七世紀之時，中國南方逐漸形成了藏書文化場域。此一場域，大致沿著大運河與長江這一十字軸線，書坊、雕版印刷作坊，私塾、官學、私家藏書樓星點散布。來回穿梭其間，形成網絡的，則是晚清藏書家繆荃孫在《云自在龕隨筆》中記載的“書船”：

        明中葉，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閔氏、匯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廣儲篇帙。舊家子弟好事，往往以秘冊鏤刻流傳。于是織里諸村民以此網利。購書于船，南至錢塘，東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價。所至，每以禮接之，號為“書客”。二十年來，間有奇僻之書，收藏之家往往資其搜訪。今則舊本日稀，書目所列，但有傳奇、演義、制舉、時文而已。

        晚明以來，此一場域中書籍流通情況大致如此。“書客”搭乘“書船”，沿著水路，四處販賣“秘冊”（色情書刊），同時也受收藏家請托，查訪搜羅各種“奇僻之書”。有供給有需要，市場宛然，其中有小額買賣，也有大筆生意。晚明筆記小說《五雜組》便記載了大藏書家胡應麟（字元瑞）的聚書手段：

        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參政家者。虞藏書數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以小木為橋，夜則去之，標其名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后，子孫不能守，元瑞噉以重金，紿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所得不及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

        這段話里能看到書籍買賣的商業策略，也能看到書籍聚散的流通過程。有聚有散，流水不腐。明清商品經濟相對發達，江南藏書樓此起彼落，文人商賈、世家大族多以“藏書”為身份標榜，甚至視為積功德、有福報之事。所謂“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處世勞塵事，傳家寶舊書”、“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韻事、最樂事”，在在說明由于市場流通所帶來的傳播效益，社會對“書籍”這一知識載體的普遍關懷與敬意。

        這一關懷與敬意的深化，讓傳統“目錄學”與“校勘學”獲得長足進展，成為乾嘉考據學的堅實基礎。同時也影響了明清生活美學，愛書求書抄書讀書校書補書曬書刻書，成了士人風雅之事，得與琴棋書畫并列，其中自有一種悠閑，或說“自塵世中短暫逃離”的賞玩清趣；一種使命，或說“與古人相晤面”的心印傳承。關于這一點，1593年，在吳縣當縣令的袁宏道寫給他舅舅的一封信里，曾經提到了人生的五種“真樂”，其中之一即是：

        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無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

        而這，也就是當時“文人理想生活模式”部分內容了。

        

        這一理想生活模式，在明清易代之際，受戰火波及，曾經中斷了一段時間。等到清朝統治穩固，社會平靜，便又重新恢復。翻看乾嘉時最有名的藏書家黃丕烈的年譜，實在是“為了書籍的一生”，其“藏而能鑒，鑒而能讀，讀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善”的生平本色，既是晚明以來藏書文化的縮影，也可視為這一傳統的巔峰標志：藏書家未必是學者，未必是顯宦，更不一定是富豪，卻僅僅因為愛書、藏書、流通書籍、刊刻善本，而擁有了一方寬廣的天地，為世所重，為后人所景仰。

        晚清到民國，西風東漸，西洋船堅炮利威脅之下，中國傳統文化與日俱頹，傳統私家藏書也漸見衰微。“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是對這一傳統的一大打擊。“把線裝書通通丟到茅坑里去！”吳稚暉這句話后面，雖還補了一句“六十年后撈起來再看不遲”，江南藏書樓多少宋槧元刊卻已注定花果飄零，甚至漂洋過海，淪落異鄉。甚且由于國事蜩螗，戰亂連年，“亂世重黃金”，晚明以來藏書文化，至此風雨飄搖，斯文一脈，不絕如縷。

        1949年，內戰結束。“太平寶舊書”，照理私家藏書傳統恢復可期，誰知1956年針對“民族資本家、私營個體勞動者”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又興。說是“公私合營”，也是“化私為公”。在此政策下，江南藏書文化場域里的書客、書船、書友多半被風吹雨打去，供應網絡瀕臨瓦解，私家藏書供給由線化為點，頓形困難。

        1966年，文化大革命揭開序幕，四海沸騰，神州大地天翻地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一一遭到鏟除，份屬“四舊”的古籍善本，宛如燙手山芋，沒收的沒收，毀棄的毀棄，更多的是被打成紙漿，造成還魂紙。影響更深遠的是，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批私字一閃念”的絕對實踐之下，奠基于私人“閑”“趣”空間的私家藏書文化傳統，至此毫無立足之地，算是被連根拔起了。

        

        2011年，北京《大方》（O-pen）文學雜志出版，聲勢驚人。日后改名“慶山”的主編安妮寶貝，企劃親訪各個領域杰出人物，初始便以此前一向低調行事的藏書家韋力為對象，幾次訪談后，文章陸續刊登，內容深入淺出，一新世人耳目，各方贊賞備至。以此為基礎，有了2013年新星出版社的簡體版《古書之美》的出版。2014年，臺灣“新經典”將此書引進臺灣，擴大篇幅，重新編排，是為繁體版《書之美——一個藏書者的視界》。

        此書簡體版問世后，評論者多矣，惟多從藏書價值、收書種種著眼，而少及其他。然則，人是歷史的產物，文化積累的體現，談論《書之美》，探看韋力其人，倘若不能將之擺放到上述歷史脈絡、藏書傳統，薄薄不過數篇文章的這本書，與區區一位“古籍愛好者”，或者都要被看輕看扁了。

        韋力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恰當“文革”之時，知識分子都成了“臭老九”，文人雅士一概掃入“二流堂”。因為年紀小，浩劫沖擊相對有限，這是他的幸！改革開放之后，因緣際會，得列商賈之列，奮身拼搏，貿易賺了錢，卻無“大腕”習氣，恂恂然一君子，這是他的奇！而后，一頭栽進收藏世界里，先是糧票，然后是古籍。無論哪一種，讓人驚訝的是，其凝神致志的精神，竟然與明末祁承燁《澹生堂藏書約》若合符節：

        夫購書無他術。眼界欲寬，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

        夫藏書之要在識鑒，而識鑒所用者在審輕重，辨真偽，核名實，權緩急而別品類，如此而已。

        而這，當也就是他所稱：

        收藏的一大誤區是作為一種消遣。我對此并不反對，但若想收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或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必須對所藏之物有所了解。古人講究“不破不立”，“破”的前提是要通讀，否則，你沾沾自得的發現，豈不知是古人早已嚼爛的東西。讀書的廣與博是收藏古書的基點。

        如此認知，在明清大藏書家中或屬平常，放在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浪潮掩襲，商品經濟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在“收藏”被當作投資手段、古籍善本與書畫文物同被視為炒作標的物的中國拍賣市場里，則如空谷足音，杳然少聞了。“我收藏的書，從不賣出。”“如果你不能將收藏升華，只停留在聚物的層面，就沒有太大意義，只是一個倉庫管理員而已。”“我想做的，就是通過貌似精英示范的方式告訴人們什么才是值得追崇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優雅。”韋力斬然而言，隱隱卻有一種與世道背離的孤高。

        甚至，當我們更深入去了解這位收藏古籍善本超過三十萬卷，宋槧元刊多有，中國當代最受推崇的“古籍愛好者”（韋力習慣以此自稱），或將發現他對于古籍的愛好，實已接近宗教情懷的虔誠，他不抽煙、不喝酒，極少應酬；很少吃肉或海鮮，家中飯桌上超過兩樣菜，便覺得過剩。太太說他無趣，他也覺得自己不合時宜，原因是他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幾乎全數交給古書了——求書讀書校書補書整書刻書制紙——內心里則是“一個單純愛讀書的老式人。有一些意興闌珊，但始終一意孤行”。

        于韋力，古書或者不僅是書，而是一種人間修行了。讀完《書之美》的人，想必心有戚戚焉。

        

        從歷史脈絡來看，相對于解放之前便已極其活躍的鄭振鐸、阿英、黃裳、唐弢、周叔弢……這些老一輩藏書家，韋力堪稱中共建國之后，真正第一代的私人藏書家。出現于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之后，亦自有其時代意義。而其個人特質，更彰顯了中國傳統文化積累之厚實與希望：

        半晌，老者咳嗽一下，底氣很足，十分洪亮，在屋里蕩來蕩去。王一生忽然目光短了，發覺了眾人，輕輕地掙了一下，卻動不了。老者推開攙的人，向前邁了幾步，立定，雙手合在腹前摩挲了一下，朗聲叫道：“后生，老朽身有不便，不能親赴沙場。命人傳棋，實出無奈。你小小年紀，就有這般棋道，我看了，匯道禪于一爐，神機妙算，先聲有勢，后發制人，遣龍治水，氣貫陰陽，古今儒將，不過如此。老朽有幸與你接手，感觸不少，中華棋道，畢竟不頹，愿與你做個忘年之交。老朽這盤棋下到這里，權做賞玩，不知你可愿意平手言和，給老朽一點面子？”

        這是阿城小說《棋王》片段。1984年，此篇甫出，轟動一時，海內外紛紛傳誦，所講的，是一個象棋愛好者，生死以之的故事。翻覽細讀，讓人感覺仿佛在百廢待舉、一片荒涼的土地里，看到了腳下新萌的綠芽，暗夜天空里的一道曙光。

        三十年過去，“荒涼”像個幽靈，依然在神州大地徘徊。《書之美》非虛構，翻讀一過，卻讓人有著《棋王》重現眼前的感受，想到了王一生，想到了韋力，看到了八個字，仿佛又有了一些樂觀的期待：

        中華雅道，畢竟不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