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30日，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成立，并設國家古籍保護人才培訓基地，組建由吳格研究館員領銜的古籍編目與鑒定團隊，以及由趙嘉福先生領銜的古籍修復團隊。趙嘉福是建國后培養的第一批古籍修復人才，迄今積累了五十余年的工作經驗。這個行當曾有怎樣的故事？近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專訪趙先生，請他講述自己從一個少年二胡手成長為古籍修復專家的那些故事。

        趙嘉福是上海人，小時候喜歡音樂，1960年初中畢業，考進上海民族樂團拉二胡。隨后趕上三年困難時期，文藝單位要壓縮編制。1961年，他即面臨轉崗問題。

        當時他有兩個選擇，一個是上海博物館，一個是上海圖書館。這一年，趙嘉福17歲，對兩家單位了解不多，他以為到博物館就是當講解員，到圖書館就是借書還書。因為自己普通話不好，他自覺無法勝任講解員的工作，于是選擇了上圖。

        上圖成立于1952年，在1960年代之前，沒怎么進過年輕人。當時館里的工作人員，一些是解放前在圖書館工作過的老先生，一些是當時社會上的失業知識分子，多是圣約翰大學、滬江大學的畢業生。

        進了上圖，趙嘉福被分配至古籍修復小組，他這才知道圖書館不單單是借書還書。古籍修復小組都是老先生，年紀大的七十多歲，年輕的也有六十多歲，五十幾歲的就算是“小伙子”。從沒接觸過古籍修復的趙嘉福作為培養對象開始了“師傅帶徒弟”式的學習。

上圖那些老先生：顧廷龍、黃懷覺、潘景鄭……

        六十年代上海圖書館做古籍修復的老師傅有十余位，其中做古籍修復的曹有福、做碑刻傳拓的黃懷覺是水平最高的兩位先生，顧廷龍館長對這二位也特別敬重。

        黃懷覺是無錫人，生于清光緒三十年（1904），是近代碑刻圣手。蘇州寒山寺的《楓橋夜泊詩碑》即出自其手，杭州岳王墳的《前后出師表》是由他和他的兒子共同完成的。黃先生家境貧寒，十幾歲就輟學在蘇州碑刻名店徵賞齋做學徒，學習刻碑、拓碑、裱帖。

        “以前蘇州的文化很發達，老街上有很多賣字畫、舊書的，前面是商店，后面就是工廠，老板也是師傅。這些師傅通常是跟人家學徒、做工的，存點錢了開個小店，再有錢就在店的后面開個小工廠。蘇州城里的收藏家有什么書畫、碑帖壞了可以拿去店里修，要是哪兒造園子需要刻個書畫碑，也可以到小店的工廠里做。傳統的碑刻技術刻出來的字畫仿真度很高，是用小刀一點點地刻，黃先生就是這么學出來的。”

        解放前，黃懷覺在近代書畫大家吳湖帆家中做事。吳湖帆是畫家，也是有名的收藏家、書畫鑒定家，畫畫方面他不如張大千，但是在書畫鑒賞方面，張大千對他也是佩服得不得了。吳湖帆、顧廷龍與潘景鄭都是連襟，吳、顧二位先生就是潘家的女婿。大概也是這樣的淵源，黃懷覺、潘景鄭二位先生能跟隨顧廷龍在上海圖書館工作。

        在古籍版本、目錄學方面，上圖有兩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位是潘景鄭，一位是瞿鳳起。兩位先生學問很好，祖上都是藏書家。潘先生是江蘇吳縣人，其家族是蘇州望族，他與其兄繼承祖父潘祖同“竹山堂”藏書，后藏書樓改名“寶山樓”，潘先生是藏書樓擁有者之一。瞿先生是江蘇常熟人，瞿氏的鐵琴銅劍樓是清代四大私人藏書樓之一，家里幾代都是學問家。解放以后，瞿家藏書樓的書捐給了國家圖書館，也就是當時的北京圖書館。瞿鳳起也因此調到北京，后因南方人在北方生活不習慣，又調到上海圖書館。

        與這些先生們的朝夕相處，趙嘉福受益頗多，這并非就其所學專業而言，耳濡目染地，連同他的業余興趣也多受先生們的影響。

師傅帶徒弟：黃懷覺教碑拓裝裱，顧廷龍教書法，潘景鄭、瞿鳳起教古代漢語

        趙嘉福古籍修復的技術很全面，碑刻傳拓尤其擅長，他的師傅就是黃懷覺先生。

        “我跟黃先生學習，是傳統師傅帶徒弟的模式。過去老師刻碑的時候話不多，一個是舊社會的習慣，師傅怕學生偷技術、搶飯碗；第二個是師傅他自己就是這樣學來的。黃先生以前就講，他在蘇州學徒的時候，師傅不讓做上手活兒，他們開始都是干家務，帶小孩，技術都是偷學來的。自己觀察、自己琢磨、自己練習。學習過程中也不能問為什么。你問，這么做是為什么呀？他會說，什么為什么？！就是這樣做的！所以，就是要善于學習。”

        “另外，做人要勤快一點。我剛開始學習，師傅給了兩把刀，自己就去磨刀，先磨刀磨幾個月，哪天師傅看著你磨刀磨得不錯，允許你幫他磨刀了，那才是認可了。有時候也磨不好，他看著不好就給丟到一邊去，我就知道，沒磨好，再拿去磨。師傅干活的時候，我們在旁邊干，打下手，遞工具，然后自己再慢慢上手。這要反復地模仿、揣摩，師傅的手法、刻碑的節奏，甚至聲音，到最后關著門，我在里面刻碑，外邊人聽聲音、節奏都跟師傅一樣。這就算可以了。”

        除了學習古籍修復專業技術，顧廷龍館長還特別注意培育年輕人的文化修養，親自教他們寫毛筆字。“他規定我們上班寫一個小時的毛筆字，寫了之后拿去給他批，他會用紅筆把寫得好的、不好的地方圈出來，像教小學生一樣，還親自示范，寫給我們看”。

        趙嘉福年少，總感覺練習書法跟專業關系不大，學了一段時間也不見提高多少，就有點懈怠了。顧先生看出苗頭，就給他做思想工作：“要求你寫字不是要你做書法家。從圖書館的工作來講，目錄卡片都是毛筆寫的蠅頭小楷，寫得太不好看總是過不去的。另外，做古籍修復、刻碑傳拓，你不會寫字，刻出來的東西就提高不了，境界不夠，那頂多只能做個匠人。只有理解了書法、懂得運筆，刻出來的字才有精神。所以，你學寫字對今后工作有用處。那我就問他，我該寫哪個體呢？他說，什么體不重要，正草隸篆希望你都去寫一寫。”

        這一番談話讓趙嘉福受益很多。現在，他業余時間還會寫寫毛筆字、刻刻印章。他是上海書法家協會的會員，也曾前往日本、美國，以及中國香港參加書法、篆刻等活動，這些都是他在圖書館工作之余學習、積累起來的。“圖書館一個好處是書多，我就找來印譜自學，先是模仿，然后自己做。什么事情，你堅持個幾十年，不停琢磨，最后自然就會出成績。”

        不僅如此，顧先生還專門請館里的老先生授課，講古代漢語，講版本目錄。

        古代漢語由潘景鄭、瞿鳳起這兩位老先生輪流上課，教材有兩個，一是《古文觀止》，一是《中華活頁文選》。“從事古籍修復，看不懂文言文不行，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句讀，兩位先生從這兩本教材中挑選篇目教我們。至于古籍版本方面的知識，瞿先生、潘先生會給我們拿一些好書，給我們講不同版本的特色，比如明版書有什么特色，紙張、字體、欄、版是什么樣的……這都學了些，以后在工作中也有實踐，現在看古籍版本還是有些眼力。”

        同時，趙嘉福還堅持晚上到干部文化學校去上課，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如果不是后來有了去北京學習的機會，他可能還會讀大學的函授課程。

        “當時北京大學有函授圖書館系，上海圖書館的年輕人都去上北大的函授課程。圖書館里的人員結構是逐步提高的。解放以前就在圖書館工作的人員很少有真正是圖書館系畢業的。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圖書館系的畢業生每年會分到上海圖書館，后來就有好多圖書館系畢業的專業人員。現在又不一樣了，圖書館不單收圖書館系學生，還收外文系等其他學科學生。我的最高學歷就是高中，還是函授的，如果把我放在現在，上海圖書館的門都是進不了的。”說到這兒，趙先生輕松一笑。

北上求學，轉益多師

        1964年，中央圖博文物局面向古籍修復人才開展一期兩年的培訓班，趙先生得以跟隨北京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張士達學習了兩年。

        傳統技藝多有宗派之分，古籍修復、碑刻傳拓也不例外，大體說來，有南、北二派之別。建國初，南派的代表人物即上海圖書館的曹有福、黃懷覺，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是北京圖書館的張士達，版本目錄學家趙萬里稱其為“國手”。

        張士達的經歷與黃懷覺類似，他十幾歲就在北京琉璃廠肄雅堂古書店做學徒。肄雅堂是清末民初京城古籍修復最為著名的古書店之一。在這家書店，張先生一是學了古籍修復的技術，二是對古籍版本鑒定很有一套經驗。離開肄雅堂，他在琉璃廠開了一家書店叫“群玉齋”。

        “張先生與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趙萬里是老朋友，他平日走街串巷收古物，收到好東西給趙萬里，有點破損的就自己修，然后放在店里賣。1956年，公私合營，趙萬里就把張士達請到北京圖書館工作。北京圖書館最好的書都是他修的。”

        跟隨南、北二派先生學習，又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談起這干了五十余年的本行，趙先生講起來頭頭是道：

        “解放后，專門從事古籍保護與修復的機構有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這兩家有專業部門從事古籍裝裱、修復，代表了整個公共圖書館的專業水平。此外，北京的中國書店也有專門做古籍修復的人員，但其目的與公共圖書館不同。公共圖書館的古籍修復以保護古籍為目的，要求恢復古籍的原貌，盡量避免對古籍紙張的破壞。

        “比如，舊書經歷的年份長了，有毛邊，那也不必把它修理得整整齊齊；再如，古書畫多有黃斑，這可能是氧化、保存不當造成的，傳統手法用清水或堿，再或者草酸都可以將其洗掉，甚至可以漂白得干干凈凈，如新的一般，但是這些勢必會對紙張造成傷害，特別是堿和草酸，所以，有沒有必要把它做得這么漂亮呢？這行干了五十多年了，我覺得可以不碰就不碰。”

        刻碑，用什么石材很重要。論碑刻效果，青石最好，論碑刻難度，花崗巖最難。傳統碑刻多是就地取材，以沉積巖為主，此類石材硬度相對低，容易鑿刻，刻出來的書法效果好，只是易風化。

        上海龍華烈士陵園中有一塊紅色花崗巖石碑，正面鐫刻“碧血丹心為人民”，即為趙先生所刻。“這項工作原是面向全國碑刻人才招標，每人一塊石頭，大家刻同一個字，然后進行評選，最后，就選到我了。”趙先生碑刻作品很多，沈均儒生平碑、鄒容墓志銘“革命軍中馬前卒”、徐光啟的碑廊、龍華寺重修碑、真如寺普門品佛經、嘉定吳玉章詩碑等等，但就屬龍華烈士陵園這塊碑的刻碑經歷讓他印象深刻。

        “這一塊花崗巖的品種叫‘印度紅’，從印度進口來的，巖石顆粒大，硬度很高。在這塊石頭上刻字，敲下去，刀口直冒火星，特別費刀，自然也很費力。以前磨刀用水磨，一把刀能用幾十年，現在磨刀用的是砂輪，一把刀用不了幾年。刻這塊碑，我用了二十幾把刀！”

        趙嘉福今年七十歲，古籍修復做了五十三年，算起來，他是建國后培養起來的第一批古籍修復人才。2007年國家成立古籍保護中心以前，這個行當從業人員少，受重視程度不高，他多次承擔專業人才培訓工作。從一個懵懂的少年成為技藝精湛的專家，談及前輩先生，他總是敬佩其學識、技藝，感慨他們默默無聞地做了很多工作，而談到自己人生這一段際遇，他淡淡地說：“這件事情，我是越堅持越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