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12月11日）出版的中國青年報以《聳人聽聞不能體現我們的情懷，即使轉載率高又如何？真正的社會變革需要年輕人全心參與》為題刊文，從大學生公益宣傳“中國困境兒童關注日”說開去。

        “聽說淘寶12月12日也要出臺瘋狂的搶購活動，可12月12日也是‘中國困境兒童關注日’啊！我們的任務是，將更多同齡人的視線引到關注弱勢群體、做公益上來。”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專業研一學生李玲和她的同學每天都有頭腦風暴會。微信上暴力鏡頭、特別悲慘的事往往傳播極快。但，“聳人聽聞不能體現我們的情懷，即使轉載率高又如何？”“從激憤時弊、一腔熱血做公益，到腳踏實地、理性地尋找出路。每個人都是社會形態中的有機組成，而真正的社會變革，正是需要我們年輕人的全心參與。”

        他們的導師是浙江大學新聞傳媒與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副所長徐敏副教授。最近網上一些人聲稱，大學教師在課堂上談國家的落后是“抹黑”國家。徐敏不同意這個觀點。第一，她和同事們在課堂上講一些有爭議的觀點，并不是要追求所謂的“學術自由”，而是學科本身的要求。第二、要追求進步，怎么能不了解落后？怎么能不研究先進？第三、老師有責任開啟他們的社會責任意識，激發他們的社會抱負，教授給他們科學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鼓勵他們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而努力。

        “如果一個大學不能讓學生意識到讀大學不僅僅是為父母、為自己的未來，這是大學最大的失誤，也是國家的損失。”徐敏說，“如果將大學生隔絕在社會落后面之外，這個國家也會很奇怪。”

        全文如下：

“只搞得清‘雙11’，搞不清‘雙12’的90后都不是好青年！”

        最近，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專業研一學生李玲很忙。她和她的同學毛雪逸為了創作、拍攝、剪輯12月12日“困境兒童關注日”的傳播片一周前就主動 “把自己逼瘋”了。

        “年輕人朋友圈的網絡傳播通常對于影視娛樂、明星八卦，以及一些實力企業的商業行為比較關注，比如像11月11日的網上大搶購。現在聽說淘寶12月12日也要出臺瘋狂的搶購活動，可12月12日也是‘中國困境兒童關注日’啊！我們的任務是，將更多同齡人的視線引到關注弱勢群體、做公益上來。”李玲和她的同學每天都有頭腦風暴會，討論的議題是，什么是網絡熱詞，怎么讓她們制作的微信、微博更容易被人點擊，被人接受。

        11月27日，他們制作了一個微信《童年不幸的明星與困境兒童的故事！這與12.12有關，你造嗎？》里面，他們把王菲、張藝謀、韓紅、安吉麗娜、李連杰這些炙手可熱的藝人與困境兒童放在一起，既有美圖又有故事。緊接著，他們又推出了《大片中的困境兒童》、《汶川地震引發的兒童困境思考》來抓同齡人的點擊率。同時，兩個微視頻的拍攝也在進行，一個是“最慘童年”，一個是“90后大學生展望另一種未來”。

        他們的導師是浙江大學新聞傳媒與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副所長徐敏副教授。她解釋，困境兒童關注日是2011年由國內4000多個機構與個人共同倡導設立的，每年在北京都有主題活動。

        今年12月12日，由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兒童樂益會、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家庭與兒童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中國公益傳播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第四個中國困境兒童關注日《另一種未來——中國兒童福利與兒童保護制度建設論壇》將在北京舉行。

        徐敏是“困境兒童關注日”傳播策劃負責人。通過前三個“困境兒童關注日”的活動，大眾媒體對于“困境兒童”一詞的使用量呈幾何式增長。根據浙大研究生的專項研究顯示，“困境兒童”一詞在2010年的網絡搜索量還僅為359條，到2011年，已經上升到2080條，而到2013年，這個詞匯的使用量又上升了一百倍還不止。而且還被用到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出現在中央決議中。

        徐敏說，這只是一方面的收獲，更讓她欣喜的是，她的學生在一屆屆的活動中成長成熟，不僅傳播專業的業務能力提升了，而且開始關注底層、關注社會、關注自己的所學所為是否能實際推動國家進步，有了很多同齡的獨生子女所沒有的社會情懷。

不一樣的90后，不一樣的大學生

        如何在網絡上抓眼球？這些學生通過研究發現，微信上暴力鏡頭、特別悲慘的事往往傳播極快。

        這還不容易嗎？所謂的困境兒童就是正在遭受暴力，或者處境悲慘的孩子，這樣的新聞素材太多了。說干就干，一條集中兒童受暴的年度惡性事件的微信創作兩天就做出來了。但在課堂討論的時候，很多同學看了覺得受不了，“太殘忍了，孩子們這個樣子，放在我們的公號里傳播，不道德”。他們討論的結果，是認可了徐老師對這條微信制作的評價：有情緒缺情感，有情節缺情懷。同學們總結，我們要用真誠的姿態來倡導大家關注困境兒童。

        李玲考入浙大后，就定期給杭州郊區外來務工子弟上一門“如何當好小記者”的課。這是當地蒲公英計劃的一部分。在給孩子們講解什么是有價值的新聞的時候，不自覺中，李玲把徐敏經常講到的困境兒童關注的問題也揉了進去。在最后一節課，她說，新聞記者最重要的是有一顆善良的心，有能力就要幫助別人，不管自己力量有多小。

        吳紅雨副教授浙大畢業留校后就一直參與徐老師的傳播研究課題，她感到，學生們通過參與公益活動，特別是加入三屆困境兒童傳播項目以后，變得越來越有思想。

        郭昊祎就是個例子。她浙大畢業后去非洲烏干達做了一年志愿者，回國后又主動參與到她們的公益傳播項目中。近日浙大有名哲學系研究生得了白血病但家庭貧困，醫療費缺口30萬元的消息在朋友圈里瘋狂轉發著。出人意料的是，10個小時內，他得到的捐款達到50萬元。郭昊祎并沒有很興奮，說，得病的假如不是浙大學生，而是山區的孩子，他們能否那么快得到捐款？“如果沒有做公益，一般人很難往這方面思考問題。”

        最終，學生們對兩個微視頻一改再改，“聳人聽聞不能體現我們的情懷，即使轉載率高又如何？必須用輕松幽默又能引起人思考的方式來傳播。”李玲說。

        “從激憤時弊、一腔熱血做公益，到腳踏實地、理性地尋找出路。我體會到，每個人都是社會形態中的有機組成，而真正的社會變革，正是需要我們年輕人的全心參與。”郭昊祎說。

研究國家的問題不是抹黑國家

        “我在教書過程中發現，這些90后的孩子們很脫離社會。”徐敏指出，以前，貧富分化不大，而且為數不少的大學生來自于不發達地區，他們理解現實、了解國情，改變家鄉落后面貌的動力很強。但現在能讀重點大學的學生一般生活條件都不差，上研究生的孩子家境更好一些，特別是來自江浙一代的生源。“但實際上中國落后的地方還很多，問題也不少。如果大學老師再不講不做，學生畢業后往城里一呆，也許一輩子都不會知道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

        最近網上一些人聲稱，大學教師在課堂上談國家的落后是“抹黑”國家。徐敏不同意這個觀點。第一，她和同事們在課堂上講一些有爭議的觀點，并不是要追求所謂的“學術自由”，而是學科本身的要求。學科對社會的貢獻就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討論問題，進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第二、國家辦大學培養大學生，是為了培育出更多的有能力推動國家進步的人才。要追求進步，怎么能不了解落后？怎么能不研究先進？

        第三、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現在的大學生獨生子女多、城鎮人口多，從小到大除了讀書對社會了解也不多。老師有責任開啟他們的社會責任意識，激發他們的社會抱負，教授給他們科學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鼓勵他們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而努力。

        “如果一個大學不能讓學生意識到讀大學不僅僅是為父母、為自己的未來，這是大學最大的失誤，也是國家的損失。”徐敏說。

        “其實這些事大部分老師都在做，都在一點點為社會改造做自己的貢獻。”徐敏舉例，自己成立了中國公益傳播研究中心并擔任主任，學院院長吳飛教授就主動要求當副主任。徐敏說，開什么玩笑，你比我高好幾級呢！吳飛說，做公益傳播你更專業，但我也要參與。

        吳紅雨在溫州出生杭州長大，一路順風順水當了大學教師。她通過調資料研究發現，從全國范圍來看，與浙江相比，其他地方的公共服務和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意識沒那么強。她本來是研究廣播電視方向的，但看到這些遺憾的地方，“我想改變它的愿望特別強烈，相信大學生跟我的感受是一樣的。”

        許怡是徐敏的研究生，讀書期間完整地參與了困境兒童關注日活動，畢業論文也是以此為選題，今年她留校當了輔導老師，帶著300多個新生。許怡說，現在大學生對公益的熱情很高，尤其是幫助困境兒童，但是大都和她當年一樣，最開始以為幫助困境兒童方式主要就是出點錢、出點物質，行動中有許多想當然的盲點。她現在會指導大學生從改變個人格局開始，“從一個簡單的參與者轉變為一個成熟的思考者，然后做的事情就不一樣了。”

        “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硬件的改進、科技進步，更重要的是軟實力的構建，社會人文素養的提升。如果將大學生隔絕在社會落后面之外，這個國家也會很奇怪。”徐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