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理學經典之作首推《禹貢》，全文一千一百九十四個字，以大禹治水，巡行天下、分天下為九州，導山導水，據土田物產定貢賦的形式寫成。夏、商、周三代，所有人都說自己住在禹走過的地方，即所謂“禹跡”之內。

        此后，在傳統中國歷史敘事中，禹貢“九州”即與“中國”發生聯系，影響著傳統中國的疆域觀、王朝觀。作為先秦最富于科學性的地理記載，《禹貢》中所言的九州，所指何處？中國如今的土地風貌，在古籍中又以何種方式被記載？

        12月10日，北京大學教授李零走進上海大學文學院、啟思書院、活字文化主辦的啟思講堂，從文化地理角度為聽眾解讀《禹貢》。      

《禹貢》成書于何時？

        關于《禹貢》的成書年代，歷來眾說紛紜。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認為《禹貢》為周人所作；顧頡剛認為出自戰國時秦國人之手；日人內滕虎次郎堅持戰國末至漢初說；史念海在《論〈禹貢〉的著作時代》一文中，則據《禹貢》中有“南河”、“西河”之稱，認定作者為魏國人。

        《禹貢》成書年代之所以難以判斷，在于其只講山川，不講政區。有考古學背景的李零教授則更傾向于從青銅器物思考這一問題。他以為，《禹貢》的成書年代不可能晚于西周中期，舉例來說，西周中期銅器銘文即有：“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別方設征”，這與《禹貢》序的記載一致。       

何謂“中國”？

        “名之于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義”，對于“中國”這個名號，也是如此。今天我們常常講“中國”這個詞，然而，自夏、商、周而至于元、明、清，沒有任何一個朝代自稱“中國”，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才正式成為主權國家的簡稱，具有政治意義。而在此之前，中國歷史上“中國”一直是個模糊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以及民族概念。

        西方學術界一直存在要解構“中國”的說法，認為“中國”并非是一個永恒概念，而是中國人制造出來的概念。西方學者曾給“中國”下過一個定義，即只有說中國話的人才是中國人，在其理解中，“中國話”即是漢語。

        今年是顧頡剛等先生創立禹貢學會成立80周年，北京大學舉辦了紀念大會，看過《禹貢》雜志舊址后，李零教授頗有感慨。新學期與唐曉峰教授共同開課，講的就是《禹貢》。他關心的問題就是：什么是“中國”？

        西周銅器何尊的銘文提到：“余其宅茲中國。”李零教授舉此例說，在傳統語境中，“中國”一詞的第一個意思是國家的中心城市，即首都；第二個意思即處于世界（天下）中心的國家，有別于外國。

        上述僅就語詞涵義而言，中國歷史疆域伸縮變化，那么，從地理概念來說，什么是中國？

        李零教授在講座中展示了《中國地形圖》與《禹貢山川圖》，他指出，從考古看，西周時期的青銅文化到處都有，盡管西周封建制并不如后來的郡縣制對地方具有較強的控制力，但是其范圍也不小，西周所覆蓋的農業聚落點就已經很大了。現代中國既是秦漢帝國的遺產，也是蒙元帝國和滿清帝國的遺產。現代中國的西北是清代的四大邊疆：東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中國的東南是清代的本部十八省。中國存在兩個半月形地帶：西北半月形地帶和東南半月形地帶。山外有山，海外有海。中國的西北，其背后還有“大西北”，即歐亞草原，西伯利亞和中亞；中國的東南，其背后也還有“大東南”，即太平洋諸島和東南亞。

        《禹貢》一書中除“九州”概念之外，還有“五服”，表達即是“中心”的意思，換一個歷史敘事更常見的說法即“華夏與四夷”，涉及的就是民族、族群。談到這個問題，李零教授說，他印象深刻的是李濟先生關于民族史的研究。在其研究中，李濟先生并沒有用“我族”、“他族”的說法，采用的卻是“我族”與“你族”的說法。作為在中國歷史上尤其重要的一個地理意象——長城，它的存在是否就區別了華夏與夷狄，它是否就是“中國”的邊界？其實不然。李零教授以為長城內外可以是同一個“中國”，無論是“中國”治“四夷”還是“四夷”治“中國”，不會有人同意鬧獨立。“五族共和”實際上就是少數民族的發明。有幾例可以證明：

        北京居庸關元代建筑云臺過街塔門洞內的文字有六體，即梵、藏、八思巴、回鶻、西夏和漢。敦煌莫高窟元代六字真言碑也有六體，即梵、藏、八思巴、回鶻、西夏與漢。另外，元代貨幣上的文字有五體，即漢、八思巴、察合臺、西夏。雖然，武昌首義時所采用的鐵血十八星旗，象征的是九州十八省，未包括四大邊疆（東北、蒙古、新疆、西藏），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國旗——五色旗，則象征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今天，我們人民幣上也有漢、壯、蒙、回、藏五種語言。

研究《禹貢》，從腳下走起

        講座中，對于《禹貢》的具體內容，李零教授涉及不多，畢竟這是很難在一兩個小時內敘說清楚的。不過李零教授提醒聽眾要特別注意《禹貢》“九州”的敘述順序：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這是一個螺旋式的排列。

        另外，《禹貢》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經典之作，既是地理學，還是應該要注重實地考察，有考古研究背景的李零的教授同樣強調這一點，講座中還與大家分享了今年夏天他在西北的考察行跡與收獲，特別是《禹貢》“雍州”中提到的地標，諸如三危山、玉門、華山等地。他建議在場聽講座的同學們，研究《禹貢》不妨就從自己的家鄉開始。

        這一場講座以下述三段話結束：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史記?周本紀》）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熟）”。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史記?六國年表》 ）

        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游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晉書?元帝紀》）

        為何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多在西北發跡？為何中原民族自稱漢人？為何中國歷史上西京（西面的都城）都比東京（東面的都城）早，北京（北面的都城）都比南京（南面的都城）早？或許這些歷史現象都能在《禹貢》中找出些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