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黃興（1874-1916）字克強，長沙人，華興會創始人、同盟會領導人之一。從1907年起，參與并指揮了反清革命11次武裝斗爭中的多數戰斗，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廣州黃花崗起義和湖北陽夏保衛戰。他歷任戰時革命軍總司令、陸軍總長兼參謀長、南京留守、討袁總司令等職。1916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國葬于長沙岳麓山，終年42歲。他的大半生經歷了辛亥革命的醞釀、發生、高潮與南京臨時政府創建的全過程。他與孫中山先生一道，成為辛亥革命與民國創建的主要領導者。

        祖母徐宗漢（1876-1944），學名佩萱，廣東香山人。1907年加入同盟會，1910年參加廣州新軍起義，擔任聯絡工作，密設革命機關。廣州黃花崗起義時，曾秘制炸彈運輸軍械至廣州。激戰中，因祖父右手被擊斷兩指，由徐宗漢護侍，化裝乘船赴港求醫。途中遇清兵盤查，徐宗漢身著長袍，內藏手槍侍立于其身旁，寸步不離。祖父在香港雅麗醫院手術時，她遵例聽從辛亥女杰張竹君之勸，以克強先生妻子身份簽字，黃徐姻緣輒由此而來。祖母在五四運動時發起和領導上海女界聯合會，晚年致力于撫育遺孤和抗日救國活動，68歲時病逝重慶。人稱“香山女俠”。

        祖父生前逝后，受到許多人的尊重與稱頌，也有少數批評與攻擊。在難以數計的文章中，我認為可謂“蓋棺論定”的有兩件：

        一是章太炎先生為克強先生寫的挽聯：“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

        二是民國著名學者左舜生在1968年所著《黃興評傳》中寫到章太炎在《民報》第八期發表的《曰革命黨人之道德》，列舉革命黨人必須具備的道德但凡四點：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我默察六十年來的革命人物，能做到一兩點已屬難能，對這四點能一一躬行、實踐且至死不懈的，就我所知，殆無出克強先生之右者”。這是對祖父為人最全面而貼切的概括，我試舉例一一說明。

        【知恥】

        祖父曾自述；“我革命的動機，是在少時讀太平天國雜史而起，又眼見韃虜政治腐敗、國內民不聊生，外人則不以人類視我。因此，我決心奮起革命。”他從年輕時就領受到國家與民族蒙受的奇恥大辱，因而投筆從戎，參加革命。除了知國恥外，他一生參加反清武裝斗爭近十次，每次均“以死報國，義勇蓋天下”表現出最高的軍人本色。但打了敗仗，他從不諱言飾過。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時，祖父在香港欲動身北上，行前和譚人鳳先生詩一首，氣概豪邁，態度謙恭：“懷錐不遇粵途窮，露布飛傳蜀道通。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對武昌起義的喜悅和贊嘆，勇于知恥的真情流露，人盡可知矣！

        【重厚】

        祖父的品徳，在重厚方面尤為突出。他做人持重敦厚，一生重視行為，淡泊名利，堅持“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理念，尊重孫中山先生，自己甘居于輔佐位置。

        1907年，章太炎、陶成章以日本捐助費用不清為由，發起罷免孫中山職務，要求改選祖父為總理，祖父從香港復函表示：“革命為黨眾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未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于不義。”另自武昌起義后，祖父屢辭大元帥、南京留守、內閣總理等職，拒受袁世凱頒贈的上將和勛位獎章等，不勝枚舉。

        1912年9月兩次復函袁世凱請辭陸軍上將曰：“患難舊侶，多遭慘斃，獨膺上賞，只增凄痛。”10月21日袁世凱電告授勛一位，他復電拒受，直言：“民國肇造，烈士堪悲，國慶紀念，彌增感痛，興歷年奔走，幸保余生，分所應為，何勛可記?” 書至此處，我心甚痛，蒼天有知，其負何堪？

        長期追隨黃興左右，情同家人的李書誠先生曾感慨地說過：“克強是個最平實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戰身先士卒，愛護袍澤。做人推誠務實，容忍謙恭，受謗不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說己之長。”

        【耿介】

        祖父的耿介之性情，我認為是反映在他堅持原則的立場上。如他與中山先生相處是君子之道，和而不同。他們是革命同志，但亦有意見分歧。祖父經常維護中山先生的威信，尊重他的決定。但在中山先生創意組建“中華革命黨”，并在章程和入黨誓約中要求“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條件，凡入黨者必問甘愿服從文一人，毫無疑問而后可”，還規定于誓約署名下須按指模，以昭信守，部分同志很難接受，祖父亦認為條件不平等而不同意，謝絕參加。但其后，祖父去國赴美，仍在各處宣傳討袁，協助籌款，維護孫中山的威望。

        民國元年四月十三日，上海舉行追悼宋教仁大會，當時南北局勢已陷破裂狀態，對于追究宋案主兇之事各界噤若寒蟬。旋知袁世凱在北京也開會追祭宋教仁，祖父憤極，立即撰一挽聯：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韾，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其耿直與無畏，流露無疑。

        【必信】

        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事前的策劃十分周詳，而且籌集的款項為歷次之最（共有十七萬馀，其中海外華僑募捐近十萬）。原定起義軍分四路發難，但因各種原因，29日事發當日，陳炯明、姚雨平、胡毅生三隊臨時未動，以致袓父一隊成孤軍奮戰。當時他在痛心異常情況下，決定由他一死拼博，以不辜負海外僑胞，維護黨人信譽。這是一種重然諾，置死地而全大信之精神。

        另一例為：因中山先生未能說服祖父參加“中華革命黨”，他即提出要祖父兩年不問政的請求，“靜養兩年，俾弟一試吾法”。祖父答應對中山先生事業“絕無妨礙”。在他去美國的兩年中，果然沒有接受其他黨員另組黨派的建議，始終信守承諾。

        祖父的嚴于律己還體現在他對后代的諄諄教誨上，他留給我們的祖訓是“篤實”，“無我”。這四個字是我們要謹記并力行的。

        祖父雖與戎馬為伴，馳騁疆場大半生，但他對詩詞書法也很喜愛。在他的墨寶遺跡中，我最喜歡他在1913年10月25日生日當天返湘在船上所作的這首七律：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好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

        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當時我若在他身旁，一定會拉著他的衣袖說；“爺爺，我們回家吧！”

        （黃儀莊，北加州湖南聯誼會顧問，黃興之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