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內遷，對于提升內地農民收入、維護社會穩定、提高城鎮化水平，乃至增加國家競爭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城市化依然是提升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但是對于留守在鄉村的少數人，制造業內遷對于提升其收入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沿海企業向東南亞轉移工廠的趨勢明顯，雖然有部分企業向內地轉移，但在廣大內陸地區，并沒有出現上世紀80年代在東部沿海鄉村，普遍興辦制造業企業的景象。內地交通設施已比較完善，有返鄉的熟練勞動力，招工比較穩定，也有不少閑置撂荒的土地，綜合要素成本不高，為什么沒有出現大量的小微制造業企業？為什么實現“農民在家門口就業”的實際需要這么困難？

一、農民返鄉面臨就業難題

鄉村小微工業難，并非因為內地缺少勞動人口供應。如表1及圖1所示，2010-2020年，在本鄉鎮外從事非農就業6個月及以上的外出農民工數量逐年增加，但是年增長率呈現下降趨勢，2020年外出農民工16959萬人，比上年減少466萬人，下降了2.7%。2021年一季度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數量1.7億多人，比2019年同期減少了246萬人。[據國家統計局網站，《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2019）；國家統計局網站，《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就2021年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2021年4月16日；國家統計局網站，《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1年4月30日。]

外出務工人數的減少，并沒有帶來本地農民工務工人數的增加。如表1及圖2所示，在本鄉鎮內從事非農產業6個月及以上的本地農民工數量，從2010年的8888萬人，增長到2020年的11601萬人，增長幅度達30.5%。但是，本地農民工的年增長率呈現出下降趨勢，從2011年的5.93%降低到2020年的-0.44%。[據國家統計局網站，《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2019）；國家統計局網站，《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1年4月30日。] 2020年，在外出務工人數減少的同時，在本鄉鎮務工的農民工人數不但沒有增加，竟然比2019年也有所下降。外出與本地務工人數和增長率都有所下降，是否說明農村已沒有多少閑置勞動力，實現了充分就業？

務工人口增長緩慢乃至減少，并非因為多數返鄉農民有事可做，恰恰相反，不少農村勞力閑置，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據筆者在四川某農業鄉鎮調查，大部分農村的中青年外出務工，但是返鄉人口逐年增多。該鎮3.1萬人，依各村情況不同，返鄉人口大約在務工人口的5-10%之間，估算下來約有上千人，大部分返鄉者沒有打工。

注：本地農民工人數是在本鄉鎮內從事非農產業6個月及以上的本地農民工人數。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10-2019：《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1年4月30日。

（一）收入提升后，對“上有老、下有小”的關照是返鄉的主要原因

伴隨外出打工收入的提升，家中一人在外務工的收入得以支持全家生計，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日益增加，返鄉意愿增強。返鄉者中，以四五十歲的婦女居多，老公長期在外打工。這個年齡段的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擔心六七十歲的老人獨自在家，摔倒了無人照看；孩子、孫輩上學讀書，老人無力督促學習，小孩玩樂會耽誤學業。

外出打工的工資雖高，但城市房價高，不足以支持舉家遷徙至打工地定居。一方面是外出打工的高收入，另一方面是照看老人和小孩的現實需要。權衡之下，夫妻中的一人在外務工，另一人放棄打工收入、返鄉照看，實在是不得已的選擇。

（二）返鄉生活創造不了太多享受性收入

返鄉的生活并不輕松。鄉村有田園風光，也可以陪伴子女與老人，但是創造的“享受性收入”，僅夠補償打工收入的損失。農村婦女要洗衣做飯、照顧孩子讀書。常見的現象是，農村居民一早騎著電動車，送孩子到鎮上的小學初中上課，傍晚放學時接孩子回家，晚上監督孩子功課。老人早出晚歸，種地養豬。近年來對農村養殖管的越來越嚴，僅靠種地，沒有太多結余收入。

（三）資產使用狀況決定收入來源

依照經濟學家費雪的觀點，收入來自于資產。什么樣的資產結構、產權是否清楚、利用是否充分、資產可否轉讓、市場規模大小，皆會影響收入的流量與結構。

例如，北京城里的老年人將房屋出租，搬進養老公寓，以房租養老，在支付公寓花費后，每年還有幾萬元的結余收入。老人缺乏勞力資產，但是擁有住房資產，房屋的租金所得是主要收入來源。房屋產權是否清楚，以及外地年輕人對住房市場的需求大小，對老人的收入有較大的影響。

相比之下，大部分鄉村居民的資產，是土地、住房、勞力，加上務農與務工的知識。年輕鄉村居民外出打工，農村的土地與住房缺少市場需求，創造不了多少收入。近些年非糧化、對養豬的限制，務農的收入微薄，致使務農的知識資產貶值。為農民創造收入的資產，主要是勞力，加上在沿海打工積累的技能知識。熟手的工資要高于無技術的工人。

加入小微加工企業，與城市或發達地區建立聯系，是其勞力與知識資產獲得收入的前提。筆者訪問的一家箱包廠，生產出口至日本的手提袋；制衣廠，加工的服裝賣到廣東；酒盒廠，供應當地的酒廠。通過企業與外界保持著經濟聯系，加入全國乃至全世界更廣闊的經濟循環，是農村打工者獲得高于務農收入的前提。

因此，農村居民的收入，取決于是否充分地利用了勞力與知識資產。是否在打工；是在大城市、縣城、還是在鄉鎮打工；產品是賣到本地、全國還是出口；是做技術工種還是普通工種；一年有多少時間可以工作，晚上是否加班？

（四）打工積累的知識資產面臨貶值的風險

失業的本質，是資產缺少市場用途。返鄉即失業，勞力與知識資產缺乏用途，致使資產貶值，收入下降。大人送孩子上學后，白天在鎮上無事做，聚在麻將館打麻將。麻將館遍布鄉鎮，白天總是滿滿當當的。返鄉的農村婦女，在家無事做，或者在作坊的工種與在外打工時不匹配，收入大幅下降，知識資產大幅貶值。

二、鄉村小微工業解決農民就業難題

（一）返鄉老板帶回就業機會

與農民工一同返鄉的，還有在外創業有成的老板。這些老板年輕時外出務工，其后開廠做生意，積累了技術、管理經驗及市場人脈。同樣因為“上有老、下有小”，選擇返鄉創業。內地交通的完善帶來物流成本大幅下降，返鄉招工比較穩定，且多數是有經驗的熟手，也是返鄉創業的原因。

返鄉創業為農村居民提供了就業機會。以筆者調研的四川某鄉鎮為例，戶籍人口3.1萬人，多數中青年勞力外出務工。場鎮上有4家制衣廠、1家箱包廠、1家紙箱廠。其中，箱包廠生產手提袋，出口至日本，租用1000平米大小的地下停車場，擺放幾十臺縫紉機，雇傭五六十人。4家制衣作坊，接受廣東等沿海地區的訂單，在網上開店，租用緊鄰鄉鎮農村居民的住房，占地約五六十平米，雇傭二三十人。紙箱廠，給當地酒廠生產酒盒，租用了2000平米的場地，目前只利用了一小部分，雇傭二三十人，農忙后可以雇傭八十多人。總計下來，這幾家企業解決了200多人的就業。在沿海制衣的工資大約是四五千元，在四川內地鄉鎮僅兩三千元，但是對于在鄉鎮上等孩子放學的婦女，已經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二）在鄉鎮建廠便于接送孩子上下學

鄉村產業，是放在村里更好，還是放在鄉鎮更好？調研中了解到，小微作坊開在鄉鎮，主要的好處，一是為送孩子上學后白天在鄉鎮閑置的婦女提供場所和機器設備，二是對不熟練的工人提供咨詢指導。

在鄉鎮辦廠，要比開在村里，對打工者有更大的吸引力。這是因為，鄉村婦女早上8點前送孩子上學，晚上6點多接孩子回家。白天待在鎮里，在工廠做工，接送孩子較為便利。如果把工廠開到鄉村，要騎電動車返回村里，晚上再去鎮里接孩子，反而較為麻煩。離學校較近的作坊，招工也更為容易。

（三）計件工資靈活，但工人效率低

這幾家企業采用的是計件工資，大部分技術工人可以拿到兩三千元，無技術的普通工人可以拿到一千多元。計件工資有較大的彈性，如果晚上加班可以拿到五六千元。農忙時節，要下地插秧或收割，或家里有婚喪嫁娶，也可以不來做工，少賺點錢。

在家附近工作具有靈活性，但也導致返鄉企業的管理成本較高。老板與員工沒有簽訂正式的務工合同，員工有較靈活的流動性，今天在作坊里打工，明天就可能外出務工。老板與員工是本鄉人，遇到員工婚喪嫁娶，或農忙時節請假，知其有事，不好拒絕。返鄉企業招工容易、工資低，但是相比于在沿海辦廠，工人的生產效率有較大程度的下降。

（四）小微作坊是服務的載體，而不是具有管理協調職能的企業

小微作坊較為松散的組織形式反映出，小微作坊是為鄉村居民從事加工生產提供服務的載體，而不是具有較多管理協調職能的企業。這種組織形式適合鄉村居民分散居住、照看老人孩子、鄉村禮俗事務多、季節性務農、外出打工意愿較強的特點。對于小微作坊，應該采用不同于沿海制造業企業的監管政策，過度監管會提高其管理成本，減少老板的收入和鄉村居民的就業意愿。

三、小微作坊找不到土地與廠房

多數小微加工作坊租用底商及農民住房，但是企業主普遍反映希望能有塊地，不需要太大，幾畝地，蓋一個像模像樣的廠房。租用廠房的產權不穩定，五年租期終止后，存在房東不續約的風險。企業主表示，如果能在鄉鎮附近獲得40年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自己可以出錢建廠房，工廠還可以擴大招更多的工人。現有的二三十萬一畝的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價格是可以接受的。

各地開展的集體建設用地入市與鄉村振興，更多地是發展鄉村旅游、生態康養項目，并沒有多少土地用于在鄉村建設小微制造業廠房。旅游與康養項目形象好、少污染，容易獲得資金和政策支持。但是，不是每個鄉村都有旅游資源，而多數旅游項目不在場鎮上，能解決多少接送孩子的閑置鄉村勞動力，是個需要回答的具體問題。

在鄉村建制造業廠房，只是將曾經在沿海成功的發展模式搬到內地。返鄉的小微作坊有現成的訂單、成熟的管理經驗，不需要太多基礎設施投資，也沒有什么污染，而返鄉的農村居民具有勞力和知識資產，也有打工就業的需要。企業與鄉村居民都有需要，為什么在鄉村建廠房那么難？

（作者路乾為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產權經濟學、中國土地制度與城市化、經濟史等，著有專著《美國銀行業開放史：從權利限制到權利開放》，論文《城市的合約性質——民營城市蛟龍港》、《土地財政是偉大的制度創新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