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25日，美國紐約州一名叫Etan Patz的男孩在上學途中失蹤，這個案件迅速被各大媒體廣泛報道，Etan的照片被貼到了每家每戶都能看到的牛奶瓶上，事件最終演變為全國性運動。1983年，美國總統里根宣布5月25日為“國家失蹤兒童日”，并開始在全國范圍組織部門應對兒童失蹤問題。隨后，加拿大、歐盟、澳大利亞等地紛紛效仿，也宣布這一天為“失蹤兒童日”，于是這一天逐漸變成“國際失蹤兒童日”（International Missing Children's Day）活動。世界各國在這一天舉行紀念活動以提高公眾對兒童失蹤問題的重視和關注，以及加強對此類事件的防范行動。

人口失蹤不僅給家庭帶來重大創傷，也嚴重危害社會和諧與穩定。筆者所帶領的西北大學“人地關系與空間安全”科研團隊長期關注失蹤、拐賣、抱養、遺棄等形式的非正常人口遷移問題。近期，筆者在《地理學報》2021年第2期發表了《中國失蹤人口的時空格局演變與形成機制》一文，對近年來中國人口失蹤問題作了系統化的定量分析。

這項研究的數據來自于張永將先生創立的“中國兒童失蹤預警平臺（CCSER）”，我們從平臺獲取了2015-2019年間的失蹤人口數據1330條，人口失蹤時的年齡覆蓋0~85歲。該平臺雖然取名和定位于“兒童失蹤預警平臺”，但實際上是面向全社會對整個失蹤人口群體進行登記和預警。研究綜合運用文本分析、數理統計、空間分析等方法，探討了中國失蹤人口的基本特征、時空格局演變規律及其形成機制。

失蹤人口的基本特征：男性多于女性

中國人口失蹤的高發年齡由高到低依次為8~16歲、2~7歲、0~1歲和60~65歲，失蹤人數男性多于女性。失蹤類型由高到低依次為無意識失蹤、主動失蹤和被動失蹤；失蹤亞類由高到低依次為離家出走、走失、被拐賣、身患疾病、聯系中斷與家庭不和，且對應的高發年齡分別為7~17歲、3~15歲、2~9歲、60~85歲、13~40歲和18~59歲。

2015—2019年中國失蹤人口的性別年齡分布

2015—2019年中國不同失蹤亞類人口的年齡分布

在時間上，失蹤人口的年變化總體呈“駝峰”狀，并以2017年為軸線于兩側對稱分布，性別和年齡變化與總趨勢一致；月變化以3-7月為高發月份，8月至次年2月為低發月份；日變化中呈現“月初波動低發，月中穩定低發，月末波動高發”態勢。

在空間上，失蹤人口在省域上以“低—高”和“高—低”集聚為主，廣東、浙江和四川是人口失蹤的高發省份，新疆、遼寧、天津和吉林是人口失蹤的低發省份。不同的失蹤亞類在省域分布中存在顯著差異，廣東是各失蹤亞類的高發省份。家中、村子里、小區附近、街道里巷、學校附近和家附近是人口失蹤的高發微觀空間。

2015—2019年中國失蹤人口不同失蹤亞類的空間分布格局

2015—2019年中國失蹤人口不同失蹤亞類的微觀地點分布

在人口失蹤后找回占比與流動路徑上，找回占比由高到低依次為離家出走、走失、被拐賣、身患疾病、聯系中斷和家庭不和。失蹤人口在失蹤后滯留在省內的幾率大于流向省外。省內流動以廣東、四川、河南和江蘇為最，跨省流動以“安徽—江蘇”和“廣西—廣東”為主要路徑，不同失蹤亞類的流動路徑也存在差異。

2015—2019年中國失蹤人口不同失蹤亞類的流動路徑

失蹤人口空間分異明顯：省內流動遠高于跨省流動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廣東、浙江和四川是人口失蹤的高發省份，新疆、遼寧、天津和吉林是人口失蹤的低發省份，存在這樣的區域差異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人口分布的現狀格局，中國人口主要分布在“胡煥庸線”的東南半壁，所以失蹤人口在空間上與總體人口分布格局還是比較一致的。比如廣東、四川這些省份，都是中國的人口大省，人口基數大，失蹤人口相對較多。

第二是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影響，部分地區經濟發展失衡、社會發展失序、生活節奏緊張、人口流動頻繁，就有可能產生社會網絡成員之間的聯系中斷，或者造成部分弱勢群體如老年人和留守兒童等因疏于照料而失蹤或被拐。

第三是地域文化的差異，有的地區宗族文化盛行，傳宗接代、養兒防老、重男輕女的觀念強烈，從而衍生出了龐大的收買兒童市場，這樣就會導致一部分兒童因為被拐賣而失蹤，這從我們一直在開展的拐賣兒童犯罪研究中也能得到印證。同時，有的地區人們的思想較為開放，尤其是女性更加獨立，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口因家庭不和而失蹤的風險。

我們也分析了失蹤人口在失蹤后的流動路徑，發現省內流動遠遠高于跨省。這個結論從人們的生活現狀中可見一斑。對于拐賣這種類型，在近幾年，公安部門的打拐方式愈漸成熟，打拐力度持續保持高壓態勢，所以人口在被拐賣以后找回比較及時，人販子還未進行跨省拐賣就已被抓獲，致使拐賣行為中止。由于家庭不和失蹤的人口，他們的目的只是遠離家庭成員，由于在本地生活的時間較長，生活方式、習慣等都已成型，所以在省內流動的居多。對于離家出走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和成熟的生存技能，一般走不出省就被找到或者自己求助省內熟人。對于走失的失蹤人口，大多是無意識的偏離原有生活空間或熟人，而到一個陌生的空間，這種偏離本身空間距離較小，且發生時間較短。因此，綜合以上幾點，近年來失蹤人口省內流動高于跨省流動。

中國失蹤人口的形成機制：強弱連接理論

人口失蹤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人口失蹤是指人由于特定原因，主動、被動或無意識地消除自我信息、破壞關聯載體信息記錄和重現功能，進而隔絕與“熟悉”社會聯系的一種存在狀態。人生活在社會網絡中，失蹤意味著與原有的社會聯系發生較長的中斷，因此我們提出，中國的人口失蹤可用社會網絡理論中的“強弱連接理論”來解釋，由于社會網絡關系強度發生變化，甚至社會網絡關系的斷裂，導致人在社會網絡的聯系由熟人社會的“強關系”變為陌生的“弱關系”，從而使人處于“失蹤”的狀態。

中國失蹤人口的形成機制

中國人口失蹤防控治理對策

從我們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近年來中國人口失蹤的主要群體是低齡兒童（小學生以及以下）、青少年（初高中生）和老年人。低齡兒童失蹤以被拐賣和走失為主，由于他們年齡小沒有形成完整的自主辨識能力和記憶系統，很容易輕信他人而被拐賣；同時，如果家庭和學校的監護比較薄弱的話，易發生無意識失蹤，也就是走失。青少年失蹤主要是離家出走，他們的年齡正處于成長發育期，正好面臨心理成長的困難期與危險期，如果家庭、學校與社會給予過大壓力，很有可能迫使他們選擇逃避壓力而離家出走。對于老年人來說，因患阿爾茲海默癥或其他疾病而失蹤的較多。所以說，人口失蹤，不僅僅是一個家庭失蹤了一個成員這么簡單，它其實也暴露了很多社會問題。

家庭和學校是預防青少年失蹤的關鍵。首先要區分和協同家庭和學校對于孩子的監管職責和范圍，做到精準預防；家庭要對孩子多一點關愛和溝通，不要給孩子太多壓力，重壓之下必有反彈。現在青少年離家出走、自殺的新聞層出不窮，說明其心理健康問題是當前社會亟待解決的難點問題，所以要重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學校要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加強引導；同時多跟家庭溝通協同，及時跟進化解孩子的問題，進而預防青少年失蹤。同樣，對于老年人，家庭成員除了注重日常照料外，要有預防其外出后失聯失蹤的應對辦法，如給老人佩戴定位器，訂制親人聯系方式卡牌等；社區也要加強出入監管守望，以減少老年人的失蹤。

通常情況，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失蹤超過24小時才能立案，這個時間長度可能會加大某些失蹤人口遭受侵害的風險及其找回難度。因此建議相關部門制定更為精細化的人口失蹤立案標準，運用更為智慧化的研判技術和偵察手段，根據失蹤原因、風險程度等實施不同的失蹤防控預案。同時，建議采取立體化防控策略來減少失蹤人口數量和縮短失蹤人口找回時間，聯合相關部門、社會和家庭多元主體，從時間、空間和社交網絡等多維度進行防控和治理。今年我們看到了國家對人口失蹤問題的高度重視，例如公安部已經部署開展以偵破拐賣兒童積案、查找失蹤被拐兒童為主要內容的“團圓”行動，各地公安機關全力緝捕違法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解救失蹤被拐兒童。

人口失蹤也受社會客觀環境的影響，由于社會環境管制的低效性和冷僻性，以及社會環境利用的復雜性和多重性，使得當時的環境秩序混亂、人的視線受阻和空間監視力削弱，以及處于社會客觀環境中的人社會責任感喪失，這種環境刺激了被動失蹤的發生；同時，混亂的秩序和視線的阻擋加劇了人走失的風險。所以在社會客觀環境的營造方面應該考慮到這些問題，也就是在環境設計、城市設計、建筑設計時要將這些問題都考慮進去。當前對于尋找大多數失蹤人口最有效的還是監控追蹤，公安部門借助“天網監控系統”的全面布控，消除監控死角和盲區，提升空間監視能力。此外，要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全民預防失蹤認知，提高區域防范能力。

上個月國務院發布了《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提出堅持“以人為本、綜合治理、預防為主、打防結合”工作方針，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部門聯動、社會協同、公民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工作格局。筆者認為反對拐賣人口的這些工作方針和實施路徑，對應對人口失蹤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和指導意義。

（本文作者李鋼系西北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