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27日至12月1日，意大利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社會活動家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1933 - ）應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及國情研究院邀請，赴清華大學講演。講演第一場為《作為后工業化工廠的都市》，第二場為《共同性與民主》，第三場為《圓桌討論：福柯之后，如何閱讀馬克思？》。

        應當如何理解今日的主權和權力？階級如何轉化為奈格里所謂“諸眾”的概念？奈格里以“福柯之后，如何閱讀馬克思”作為主線，串起了反抗、解放、統治、權力和國家，以及今日如何組織針對資本的對抗性斗爭的問題。

        本文根據2014年12月1日奈格里與汪暉、崔之遠、潘毅等學者的現場討論整理而成，未經作者審閱。

福柯的權力概念和生命政治概念

        首先簡要介紹福柯思想的背景。二戰之后，結構主義思想開始在歐洲，尤其是在法國流行起來，成為歐洲哲學的主流。為什么結構主義這么重要？按照馬什利的分析，它試圖解決三個問題：第一，打破主體的哲學，以及由此衍生的很多問題，主要就是利用"結構"這個概念解決；第二，跟主體相關聯的問題是打破歷史的目的論問題；第三，是打破歷史辯證法的問題，這又與目的論是聯系在一起的。總之，結構主義的主要目的就是批判主體的哲學、歷史的目的論和辯證法，代表人物是阿爾都塞，他的哲學可以概括為一種超越主體的哲學，在這里，通過召喚的機制，比如主權權力、意識形態、民族國家等機制，主體被轉化為臣民 。

        作為阿爾都塞的繼承人，福柯一開始也接受了上述思想，但是阿爾都塞還遺留著一些問題沒有解決。福柯如何繼承的呢？第一，利用"全景監獄"／"圓形監獄"的概念，通過監獄概念的分析，進一步論述了阿爾都塞意義上的主體概念。第二是重新理解主體的定義和構成。在這個意義上，他還是沒有超越阿爾都塞。精神病人、監獄，主體就是臣民，是被創造、被構成的被動的主體。七十年代末之后，福柯開始思考如何超越上述主體概念，確切地說是開始反思實質吸納，也即認為個體或者主體沒有任何自由的觀點，并由此開始批判阿爾都塞的上述理論。福柯從1978年到1984年的作品，就是以主體概念為核心組織起來的，這也是他這些年的講演錄的中心詞。同時，主體概念與權力相關聯，所以講演錄分析的問題首先就是權力的問題。

        按照經典的權力觀，權力包含著主動的和被動的兩方面。福柯的觀點是，存在兩個主體，他們都是主動的，二者相互影響。權力本身是一種辯證的關系。在揭示主權概念時，福柯還追問主權是否是一個整體的概念。答案是否定的：君權或者主權國家都是一個動態的存在。在這里，經典的權力觀進入了危機。政府不再是一個整體，管治 、治理術等等都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處于彌散狀態。它們沒有一個中心，卻彌散到所有地方，甚至通過我們的身體、生命來構成它自己。事實上，沒有中央政府或者國家，這些存在都不是整體，而只不過是權力的一部分。

        按照這種新的權力觀，就要談對抗性的因素。如果權力是一種關系，那么有統治就必須有反抗。按照我自己對福柯的解釋，他的自由觀是絕對的自由觀。在他那里，權力很重要，彌漫各處，自由也如此。在這里，主體不再只是阿爾都塞所說的臣民，在國家機制下被支配的臣民，而是能真正創造自己的主體。而這種力量就體現在主體化過程里。福柯的貢獻正在于此，從阿爾都塞的主體概念到主體化，解決了阿爾都塞所遺留的問題。

        福柯從1978年到1984年的作品，出發點是主體的缺乏。阿爾都塞已經解構了主體，福柯則是要重新創造主體概念。按照他的思想，我們需要把主體放在新的概念框架里分析。主體到底是什么？按照福柯的主張，主體不是一個個體的概念，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整體： “我” 不存在， “我們” 存在。我的理論，尤其是有關共同性的概念，根源于福柯。第二，主體不是固定和先驗的東西，而是不斷轉化，不斷生成（becoming）的東西，在不停息的轉化過程之中。第三，福柯把主體概念放在了古希臘思想的語境里，尤其是在犬儒主義傳統之中。在他那里，真理不是先驗的、超越性的東西，而是被不斷制造和創造的具體的東西。真理是一種效果（effect），不具有先驗性。

        喬姆斯基和福柯有一段關于真理的概念的爭論。喬姆斯基問福柯，欲望是什么？無產階級這個概念本身是否包含一個真理？福柯的回答是，按照斯賓諾莎的思想來看，如果無產階級要向統治階級宣布戰爭，不是因為覺得戰爭是公平的，而是因為無產階級要征服權力。在這里，沒有抽象理論，只是為了具體目標，那就是征服權力。

福柯和馬克思的關系

        福柯和馬克思有三個重要區別，第一個是國家和權力的概念，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最重要的權力模式就是主權國家。這是一個整體，處于資本的權力和意志統治下。資本把國家的機制統一起來，所以資本對國家的影響、對國家的行動是一個從外到內、向心的行動。在這兒，主權國家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但是在福柯那里，權力是相反的情況，它是分散、無處不在的，不僅存在于國家之中、政府之中，而且到處都有，所以這里是一個離心的概念。

        第二個區別在于國家／權力與社會的關系。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隨著實質吸納的發展，社會完全被國家所控制，這被稱為"社會的國家化"，社會完全處于國家的統治之中。福柯則認為，權力和政府是被社會化的。剛才說了，權力無處不在，所以整個社會都包含權力，而不僅僅是在政府內部。在這里，福柯的權力觀是一種權力的社會觀。

        第三個區別在于二者對解放的闡釋，對自由的描述和希望。馬克思認為，解放的事業基本上就是共產主義事業，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向無階級社會轉化的過程，因而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福柯那里，解放是一個主體化的過程，不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這兒不存在前述的轉變，而只是主體化過程本身。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區別相當大。

        我認為我們可以把福柯和馬克思的區別相對化。雖然表面上看區別很大，但是他們的觀點可以進行調整。比如在權力的概念上，馬克思認為資本本身是一種關系，是勞資關系，這一點和福柯的權力觀一致。更進一步看，資本可以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它們的對立是歷史的動力。在這里，可變資本是活勞動，這類似于福柯所說的主體化過程：一方面，活勞動不能外在于資本，肯定在資本的邏輯之中；但是另一方面，活勞動有一個對抗性的力量，蘊含著超越資本邏輯的力量。

問答部分

        問：《帝國》里，您認為馬克思斷言至今有效，即資本主義是自身的掘墓人；但是資本形式發生了轉變，不再占有任何看得見的資本，甚至可能負債累累。這個觀點提出于2000年，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對這個觀點構成了沖擊。奧巴馬的計劃也加劇了貧富分化。另外，如果說占領華爾街是失敗的，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反抗？

        奈格里：關于奧巴馬和占領華爾街，資本主義發生了很大變化，變得由無名的資本家組成。奧巴馬的措施完全失敗，必然失敗，因為他的措施來自凱恩斯主義的傳統，這一做法有效的條件是有工會和勞工斗爭的存在。奧巴馬的措施不能不產生很大的貧富差異，因為沒有工會和工人運動。這種情況下，不能找國家的幫助，而應該探索一種counter-power（反抗的權力／另類的權力）。可能在美國很困難，在歐洲相對容易一些。

        問：權力分散，新的反抗形式可能要去中心化，沒有政黨組織。這樣看就是去中心化的反抗主體對抗去中心化的統治主體。理論上看兩方面都有勝算，但是從西雅圖反抗以來，我們屢屢看到統治者驅散反抗的中心力量，目前無勝利的案例。如果說帝國的主權和權力是完全去中心化的，那么如何解釋警察力量的肆虐？在帝國內部，是否還有可能有中心化的力量存在和持續，并且從首都到郊區、從城市到鄉村逐漸減弱？我們是否有對應的反抗策略？

        奈格里：占領運動肯定失敗了，很多學者也這么認為。根源就在于沒有建構另類權力（counter-power），這不僅是一種力量，而且是一種權力。占領運動沒有考慮權力的面向，所以失敗了。美國的媒體把占領華爾街和茶黨聯系起來，構建起來一種雙重極端主義的觀點，從而解構占領運動的力量。占領運動最大的不足是沒有領袖的組織，或者說沒有組織結構。事實上，完全自發的運動不能獲得成就。我們的運動需要領袖，但是是什么樣的領袖？對這個問題需要注意。

        主流媒體和政府，發現新的運動，就開始尋找他們的領袖，并通過領袖來控制行動。這樣的領袖權（leadership）肯定是不對的。領袖不應該是有發言權的人，應該是把不同的活動和不同的力量組合起來的角色，比如女權主義者、工人、種族／民族相關運動，要把這些不同的主體組織起來。真正的領袖不要怕權力，他們常常講自己的力量，并力圖打破權力；但是權力是無法抗拒的，總是存在。我們要爭取權力，這里適用馬基雅維利的理論。

        社會運動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構造另類權力。這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非常具體的問題，其最重要的斗爭場所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就是一種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斗爭場所，這里可以把倫理和政治這兩個不同的方面聯合在一起，如果二者能結合，就有望建立另類權力。

        福柯對我們很重要，因為如此可以創造一個新的本體論，并應用于對主體、權力、力量的分析。這種本體論能夠超越整體性，也就是二戰之前的超越性的本體論。福柯的本體論是一種非先驗的、內在性的本體論，也可以描述為后現代的本體論。后現代不是一個政治的概念；如果現代的本體論屬于結構主義之前的思想傳統，那么后現代的本體論就是后結構主義的本體論。

        通過這樣的本體論，我們可以確立，今天我們有什么樣的行動空間，抵抗能力在哪里。在發生社會運動時，我們要看抵抗能力及其效果，尤其是要從效果來看社會運動。這方面很有意思的一點是薩特和福柯的關系。福柯一開始是一個非專業的哲學家，默默無名。那時候薩特很有名，薩特主義在學術界掌握著霸權地位。薩特堅持人和世界的對立，認為存在先驗的人的概念，這里人是完全自由的；相反，世界是一個必然性的世界。在福柯看來，這個對立不存在，人不是先驗的，或者說先驗的 “人” 不存在，作為主體的人們屬于這個必然性的世界。我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是一個薩特主義者，那時候薩特很流行，但是后來開始明白激進的思想應該從福柯出發而非薩特的人道主義。

        這個“人”，非先驗的人，能參加抵抗運動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就是我們，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總是在生產過程中存在，總是在參加生產的世界。生產的意義在于生產自己、創造自己，也就是福柯所說的自我技術（self-technique）。這個概念就是要回答我們如何制造自己這個問題。比如變性手術等等。八零后、九零后屬于電腦手機的一代，但是我屬于電視、電話等基本科技的時代。這兩種“人”不一樣，因為自我技術不一樣。因為有科技，我們再也不能用階級這個詞。科技對世界、群體、主體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現在沒有大眾工人和工會，工會的影響已經大不如前。今天的工人是以感情和知識為基礎的勞動者，在這里自我技術是最重要的。當然，諸眾是一個階級性的思想范疇，但是和經典分析里的階級已經不同。

        問：福柯認為權力無所不在，這個觀點有道理，但是我覺得是不夠的，因為各種類型的權力不一樣，人們爭取解放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比如，伊朗革命期間，福柯作為記者采訪霍梅尼，與女權主義者發生爭論。如果我們對權力不進行區分，那么指導實踐的意義是否就不足夠了？

        奈格里：權力在福柯那里，與其說是分散的力量，不如說是能擴展和擴大自己勢力范圍的力量。不要過于強調去中心化的過程。不管是在中央政府，還是在本地境況，在宏觀和微觀尺度，權力都有著具體的力量，這不是一個先驗的范疇，而總是跟生產過程有關。權力在不斷創造自己的實體結構。按照福柯的分析，權力可以分為執行力和限定權——不僅有對抗性的力量（諸眾范疇），而且有統治的力量（限定權 ，constitutionalist）。不管是統治還是反抗，權力是一個連續的、不穩定的過程。福柯對伊朗革命的分析是失敗的，理論上是一個錯誤。他沒有看到革命所包涵的宗教性因素：革命者本身失敗了，獲得勝利的是宗教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