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期，中國人口形勢將發生重大轉折。圖為2021年2月18日，蘭州，甘肅省婦幼保健院產房，新生命的誕生為農歷春節帶來歡樂的氣氛。 人民視覺 資料

新中國成立以來，生育率變化跌宕起伏，而從1970年代以來呈現不斷下降趨勢。

1990年代，中國（大陸地區，下同）總和生育率（即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跌入更替水平（2.1）以下，并持續走低（圖1）。2014年和2016年起，單獨兩孩和全面兩孩政策的相繼實施使生育率有所回升，但很快，政策的效應便消退了，生育率發生更迅速的下降。

圖1.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變化趨勢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七普”）結果顯示，202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達到1.3，中國進入極低生育率時期。

生育率持續下降的人口學因素

如果將新中國的生育率轉變過程劃分為三次轉變，那么1970年代是第一次轉變，生育率在很短時間里由很高的水平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那是一次由生育政策主導的轉變。1990年代是第二次轉變，即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盡管生育政策也產生一定作用，但經濟社會發展對生育率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進入本世紀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為決定低生育率的主導因素。2020年代是第三次轉變，由低生育率轉變為極低生育率。而如果沒有實行兩孩政策，第三次轉變會更早到來。

我們對近二十年來中國生育率變化進行人口學分解，發現生育率持續下降和低迷的原因是女性初婚年齡的不斷推遲。

初婚年齡推遲造成年輕婦女的已婚比例下降。20-24歲婦女的已婚比例由2007年前的40%以上，下降到2015年以來的25%左右。25-29歲婦女的已婚比例由本世紀初的90%以上下降到近年來的70%。30-34歲婦女的已婚比例曾經高達99%，近年來也降到接近90%。因此，在過去二十年中，年輕婦女已婚比例下降一直在壓低生育率。已婚比例下降直接減少了一孩生育率。圖2顯示，已婚比例的作用，除了極個別年份都是負向的影響，一直在壓低生育率。

圖2. 中國生育率變化的分解

另一個人口學因素已婚生育率沒有表現出持續的正向或負向影響，不過圖1和圖2都清楚地顯示，自單獨兩孩政策正常實施以來，已婚生育率對生育率產生大幅度提升作用，表明兩孩政策的作用是顯著的，只不過這一政策效應很短暫，或者說兩孩政策效應暫時打斷了生育率跌入極低生育率的趨勢。

極低生育率在1990年代在歐洲出現并擴散。進入本世紀以來，極低生育率也出現在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

中國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前期曾經徘徊于總和生育率為1.5的很低生育率。2000年代后期以來，因1980年代中后期出生高峰時的出生人群進入婚育年齡，加上生育政策從取消生育間隔限制到實行單獨兩孩和全面兩孩政策，中國的生育率出現上升趨勢。

但隨著90后人群進入婚育年齡，不僅其人數大幅度下降，而且婚姻推遲更加明顯，導致兩孩政策效應消退后生育率出現劇烈下降。短短四年里，總和生育率由2016年的近1.8下降到2020年的1.3。這標志著中國進入了極低生育率時期。

生育率進一步下降何以不可逆轉

中國進入極低生育率意味著老齡化進一步加速，人口零負增長提前到來。

以往的各種中國人口預測多數都是估計中國人口負增長會在2027-2030年到來，但是就目前的生育率趨勢看，很可能在未來三五年就會出現。中國的“十四五”時期將是人口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期。

“七普”數據已經顯示，2020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超過0-14歲少兒人口數量，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未來，老齡化將以更快的速度推進，中國有可能經歷世界上最快的老齡化進程。同時，中國人口增長一經發生轉折，將進入難以逆轉的長期、持續、快速的負增長。“十四五”時期很可能將是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進行政策和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最后的機會窗口。

中國未來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加劇生育率下降趨勢的是婚姻的加速推遲，而婚姻推遲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是不可能逆轉的。

根據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2006-2017年，婦女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上升到26.5歲，平均初育年齡由24.3歲上升到27.3歲，都推遲了三年。而且2012年以來的推遲幅度明顯大于之前年份。與西方國家和日本、韓國相比，中國女性的初婚年齡還有很大的推遲空間（圖3）。

圖3. 中國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的國際對比

近10年來婚育年齡的顯著推遲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特別是1990年代末以來高等教育擴張帶來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關系。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3.89%，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時上升14.21個百分點。流動人口出現驚人的大幅度增長，達到3.76億，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增長69.73%。如此巨大的流動人口增長和快速的城鎮化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顯著促進生育率下降。

中國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長，更是推動生育率下降的重大力量。“七普”數據顯示，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由第六次人口普查時的8930人上升為15467人。中國是高等教育程度人口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自1990年代實行高等教育擴張政策，使得在過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加了10倍，已經超過50%。育齡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即使各類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變，整體的生育率也會明顯下降。

另一方面，中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很低，兩孩政策，包括全面取消任何生育限制，對年輕人群的影響都較弱。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發達國家中，多數歐美國家的生育意愿接近更替水平或以上。即使是處于極低生育率的日本和韓國，生育意愿也在更替水平以上。而中國的生育意愿卻明顯低于更替水平，成為世界上生育意愿最低的國家。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當前生育意愿為1.8，而根據我們的調查，2016年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75，與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結果很接近，都遠低于2.1的更替水平。同時，調查顯示實際計劃生育子女數更低。調查表明，生育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和照料負擔是目前阻礙家庭生育二孩的兩大現實性限制因素。同時，性別不平等的文化和市場環境也促使女性選擇推遲結婚生育和少生孩子。

以政策和制度準備應對極低生育率風險

面對極低生育率，我們需要關注它的嚴重后果。即使很低生育率（1.5）與極低生育率（1.3）之間的差別僅為0.2，但在人口學后果上也有重大差別。

比如，在一個生育和死亡水平與當前中國相當的穩定人口中，如果平均生育年齡為30歲，總和生育率1.3意味著未來人口將每年按照-1.5％的速度下降，在45年的時間里總人口規模將下降一半。而如果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5，未來的人口增長率將上升到-1.1%，意味著人口規模將在65年時間里下降一半。如果生育率繼續下降到1.0，那么穩定人口的人口年增長率將高達-2.4%，總人口規模將在30年的時間減少一半。當然，這是指穩定人口的內在增長趨勢，但具有高度的警示性。

1990年代以來，盡管人們對中國已進入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時期沒有爭議，但對生育率到底有多低存在很大爭論，因為不同的低生育水平意味著在長期上有顯著不同的人口學后果。近三十年里，官方從未正式宣布過總和生育率數值。國家統計局基于“七普”結果正式宣布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3，這不僅結束了近三十年沒有官方確認的生育率水平的歷史，也結束了生育率不斷爭論的歷史，結束了需不需要全面放開生育政策的爭論的歷史。

中國進入了極低生育率時期。“十四五”時期，中國人口形勢將發生重大轉折，我們需要利用中國人口規模巨大和各地區人口態勢差異巨大這一基本面中隱藏的回旋空間，盡快做好政策和制度準備，以應對極低生育率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