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27日至12月1日，意大利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社會活動家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1933 - ）應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及國情研究院邀請，赴清華大學講演。講演第一場為《作為后工業化工廠的都市》，第二場為《共同性與民主》，第三場為《圓桌討論：福柯之后，如何閱讀馬克思？》。

        在奈格里看來，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斗爭主體“工人”在今日已經發生了改變，如今要反抗新經濟模式所帶來的壓迫，反抗者應該是范圍更廣大的“諸眾”，而知識工作者同樣在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本文根據11月29日奈格里第一場演講“共同體與民主”采寫，未經主講者審閱并有部分刪節。

時代變了，受壓迫的已不再只是工人

        在當代世界，生產成為一種普遍的、共同的行動。我們在這里還可以提出福柯的理論，自十八世紀末以來，隨著工業化的歷史發展，人的身體和思想受到了雙重束縛。一方面，個人被個體化、去主體化，被迫接受規訓的專制，因此個人就成為一個與世界分離的個體，或者說成為一個單體（monad），一個隔離的、孤獨的存在。在另一方面，權力的轉折把所有個人的單體結合在一起，將單體轉化為無名的、標準化的、同時具有很大生產能力的群眾。換言之，個人成為生產鏈里的齒輪，于是在一方面有個人的去主體化，在另一方面有標準化的、正規化的生產，這就是我所謂的產業資本主義的雙重束縛。

        除了福柯以外，過去有很多人描述了生產線的節奏、勞動力的剝削，產業工人的經驗及他們的感情和艱苦生命，同時也描述了標準化生產所產生的孤獨感：令人感到自己只不過是生產過程的炮灰和犧牲品。今天產業資本主義的機制依然存在，我不否認這一點，但是還必須承認歷史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生產模式已經轉變了，它涉及勞動力剝削的條件、權力關系、勞動方式、聯合行動等等。不過，這種轉變也創造出新的反抗的可能性。資本主義模式的變化不僅僅鼓舞了新的權力機制，而且為對抗性斗爭也開辟了新路。

        目前，還有人舍不得放棄關于產業資本主義的經典分析，他們不能舍棄舊的工廠概念、傳統工人階級及其斗爭的意識，因此不承認當前的剝削形式雖然與過去比起來更有效果，并且還帶來了新的抵抗能力。但我和哈特指出，工廠再也不是唯一的具有對抗性力量的場所，新的剝削也可能會藏身于新的對抗主體。同樣，當我們分析新的資本主義模式、非物質勞動、認知資本主義及其知識流通的時候，我們在一方面描述新的資本主義形式如何剝奪我們的生命，剝削的機制如何籠罩社會生活的各種方面。可在另一方面我們肯定斗爭的可能性，并且將當代大都市定義為新的生產過程的核心，以及新的對抗性空間。在我們看來，今天的資本主義再也不會把個人去主體化，或者是把個人轉化為一個有兩頭的機器人，既有單體的頭，又有無名群眾的頭的怪物。現在資本主義想剝奪的價值是共同性的價值，是來自個人獨特性和創造性的價值。

        我和哈特不想否認工廠的存在，也不想否認遭受生產鏈折磨的工人身體的存在。我們只想強調，生產的核心已經改變了。今天，價值來自社會主體化過程，來自于共同性和聯合行動。資本主義需要主體性，沒有主體，它的統治體系維持下去。這樣，資本主義陷入一種悖論狀態：它需要的力量就是能顛倒它自身秩序的力量，無產者的腦子和身體已經不是生產的麻木工具，而成為針對資本主義統治的武器。目前，如果沒有共同性，就沒有資本主義。通過共同性概念，我們可以擴大我們的斗爭的范圍和我們的抵抗能力。

        從勞動的技術結構的角度來看，生產過程已經成為一個共同的因素。從勞動的政治結構的角度來看，為了分析上述的共同生產及其重要地位，我們應該尋找新的范疇?，F在我們還在探索共同性概念，還缺少我們需要的新的思想范疇，因此有人繼續提出陳舊的概念，來解釋當代世界，仿佛生產的核心仍然是工廠。就他們而言，我們前面只有兩條路：要么成為一個與世界分離的單體、一個孤獨的公民，或者一個被資本主義鯨魚吃掉的匹諾曹。要么藏于一個恒久不變的無名共同體，如國家、人口、民族、宗族、標準化的勞動力等等，這是統治制度的弄虛作假。權力令人相信什么都沒有改變，其實我們要揭露騙局，并面對真相。要刨開鯨魚的肚子，就把白鯨殺死。

重新思考民主的可能：面對共同性

        權力如何欺騙我們？權力不斷向我們輸出兩個詞，這是權力的雙重騙局，一個詞是私有，另一個詞是公有。私有和公有，這兩個范疇都是剝奪共同性的工具。就私有概念而言，正如盧梭所說，第一個說出 “這屬于我” 這個句子的人，就發明了私有財產。這個句子的含義是，個人掌有公眾的資源并剝奪別人的共同性。私有財產的存在否認人們通過聯合行動創造的共同資源。第二個詞，公有概念表面上是與私有概念相對立的。盧梭無情批判私有財產，把私有財產定義為人們的痛苦和腐敗的起源。他卻沒有看清公有范疇包含的危險和騙局，社會契約和現代民主的問題都在這里。既然私有財產能產生不平等狀態，那么哪些政治制度可以保證平等的條件？盧梭的回答是，在我們需要的政治制度里，財富正由于不屬于任何人，因此能夠屬于大家，財產應該是公有的。公有這個詞指的是，在國家的控制下，財富如果沒有所有者，那一定屬于國家。這里，盧梭同整個現代政治思想一起，掉入陷阱里。他以為國家機器、公有的范疇，是保護集體財產的唯一的方法。盧梭力圖證明，國家對共同性的控制有充分的合法性。對他來講，國家就代表人民的利益，國家就是“我們”的代表；作為人民的 “我們”的認同，不是建立在我們的共同生產和生活的前提之上，而直接依賴于國家，是國家允許 “我們” 成為人民。就國家而言，共同性不屬于我們，我們一無所有。不過，雖然我們什么都沒有，可至少可以宣布，我們是人民，我們是國家國民，我們被剝奪了共同性；作為賠償，國家給予我們一種認同感，一種本質。

        認同和本質就是我所謂的騙局。如果我們想收回共同性，首先應該放棄自己的認同和本質，就是說，應該宣布我們什么都不是。因為我們不是觀念，不是認同或本質，不是一個固定的狀態。我們的共同性沒有本體論根據，也沒有先驗的定義。共同性是我們每天創造的、不斷重新發現的東西。共同性總是在我們的前面，在我們的未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共同性就是我們自己，是我們的生產、創造、參與社會、與別人交流、流動、想像等行動。

        大概自十七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將民主理解為公共事務的管理方式。就是說，民主概念為國家剝奪行為提供合法性條件。我們現在應該重新思考民主的根本含義。我將它定義為對共同性的共同管理。這個新的民主概念也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民主的時空關系：其空間維度應該被視為全球政治性（cosmopolitical）的空間；其時間維度，我稱之為一種構成性的時間。如果社會契約建立在國家及其財產概念的前提之上，即財產不屬于任何人，因此能夠屬于大家，共同性理論的基礎就是，由于共同性是大家一起創造的東西，因此不得不屬于大家。

        我們上次討論過大都市概念。今天大都市是共同的普遍生產的場所。共同性的場所和積累也發生在城市環境里。共同資源的積累以公有或私有的名義被剝奪。所謂城市的地租，經濟上就遭受很大挑戰?，F在不能仔細分析地租與利潤的關系，也無法分析生產的外部性?，F在只能指出，無論我們談的是私有還是公有的觀念，兩者都掌有共同的資源，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沒有任何差別。

        如果我們想奪回共同性，就不能回到一種固定狀態，而是要贏得大都市空間。統治制度把大都市空間轉變為一種由橫線和豎線組成的網狀結構，那么我們應該繪制斜線去打破這種網狀結構，我們應該用我們的生成原則反抗任何僵化的身份。同時也應該用文化多元性去反抗自己的本質。

        幾年前，斯坦羅賓斯基將民主主義時代界定為自由的創造的時代。如果現代民主是自由的創造，那我們要成立的激進民主或絕對民主，就等同于共同性的創造。斯坦羅賓斯基的理論認為，我們正在重新經歷十七世紀的歷史。當時文藝復興的危機與當前現代性的危機有不少相似之處。也許現代性的危機表征著今天的創造時期。能不能說這是共產主義的創造？我不以為然。最準確的說法也許是，今天我們在經歷后現代主義或者共同性的創造時期。

        目前，新的資本積累形式重復早期現代性對共同性剝奪的過程，這種過程對二十世紀工人斗爭的成就、國家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進行了徹底打擊。今天的資本主義形式，又一次掌握了我們在漫長歷史中通過現代性的痛苦的經驗所創造的共同性原則。不過，除了對共同性的剝奪以外，還有諸眾的創造性力量及其抵抗能力。我和哈特合著的《大同世界》（Commonwealth）一書，就論述了這個關鍵的命題，一分為二地描寫當代資本主義及其分叉。在一方面有統治，在另一方面又有反抗。這種分叉立足于對共同性的保護與新的原始積累之間的沖突。在我們看來，它正在起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我們分析當代分叉和斷裂的時候，還應該強調今天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中心里，有一種無窮無盡的資源，就是智慧。為保護共同性，智慧具有無法擊敗的力量。即便這種力量還處在潛在狀態，但也不能說不存在。智慧的力量在大同世界中是一條主導線索。

        我們想提出的問題是，諸眾是如何構成的？我們在分析該問題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有關該概念的爭論。過去，這個概念受到尖銳批評。有人將之稱為我和哈特崇拜的空洞偶像。其實，諸眾是一個主體，在解放的政治條件下，諸眾是一個由欲望、語言、斗爭實踐以及理論等構成的實際主體。

        今天與其說問題的關鍵在于生產方式的轉變，不如說我們應該致力于建設一個另類的世界，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世界。另類的可能性已經出現在我們眼前，因此必須思考如何能展開這些可能性。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為了展開歷史的可能性，首先應該拒絕辯證法及其有限的視野。我們可以出走辯證法。根據?？潞偷吕掌澋睦碚?，我們需要建構一種有創造主體性能力的裝置，進而可以自歷史的必然性中“出走”，這里所謂的“出走，”不是走向一個新的歷史整體性的行動。出走沒有固定的目的地，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在出走的過程中，有可能一些新的制度因素會出現。這些制度的因素不是黑格爾贊揚、無政府主義者批判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的制度化，也不是以政治神學為基礎的制度概念，而是我所謂的構成性的過程。這種過程能夠不斷重建自己。目前的分叉需要一種制度化，新的制度通過對共同性的積累，給我們的世界提供意義和價值。我們已經從資本控制的手里奪取不少共同資源，比如欲望或者勞動。

知識工作者同樣是反抗的主體

        另外，關于流動人口和季節性工作的問題，這些社會現象越來越重要。流動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趨勢。沒有穩定單位的知識勞工并不是多余的。恰恰相反，這些勞動者的確表現出當代勞動狀況及其特點。幾年前，有人批評過我們對知識勞工的關注，認為我們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忽略了物質勞動和當代工人所起的作用?！洞笸澜纭芬粫噲D反駁這些批評，即使我們在這部作品中還是非常重視非物質勞動及其相關的剝削形式。

        有人還問我們生命政治概念是否證明非物質勞動的中心地位。在我看來，知識勞動不僅在當代生產過程中占有霸權地位，而且鞏固了物質勞動帶來的后果及其最典型的剝削形式，如異化、艱苦的生活條件等等。知識勞工不是更幸福的勞工，他們沒有任何特權。與傳統勞工相比，他們的衣服不臟，手上沒長繭，可這不意味著他們遭受的剝削不如傳統工人。剝削的經驗總是有具體的表現，深深地植根于勞動者的生命（bios）和身體。剝削影響到生活的的各個方面，比如心理狀態、健康水平，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因素。例如，知識勞動者不斷受到債務的壓力，總是依靠信用卡，其生存費用大于工資。這些表面上好像不是嚴重問題，但是對欠債者而言都是悲劇。我從1980年代起對知識勞工和沒有工作的人做了第一次調查，那時已經注意到了這些問題。總之，對知識勞工的剝削一定包含很大痛苦。

        對知識勞動概念的批評，常常來自于一些老同志，他們很留戀過去的工人運動，因此不能承認認知或非物勞動力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但是如果知識勞動者，或者說，我們大家，不去反抗剝削，那么誰可以反抗？我們真的認為工人階級是唯一的對抗性主體嗎？知識勞動的優點在于智慧，這個無窮無盡的共同資源。這樣的共同資源為何不能變成我們的斗爭武器。

        現在就可以下結論了。今天諸眾與勞動的關系確實很復雜，并且有極端的條件。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建構共同性的力量，共同性的建構有什么意義。這里可以提供兩種答案。首先必須看清今天的勞動條件、財富、價值如何形成。在我看來，只有生產性主體的聯合行動，以及獨特性帶來的創新，才能保證一種有效的生產過程。勞工一律都受到同樣的剝削形式，新的剝削形式的主要目標基本上是普遍職能；這個形式依然能涉及所有的生產層面。無論工人還是農民，無論男女，都按照同樣的勞動組織去工作，并都面臨全球化產生的剝削模式。

        第二，為了建構諸眾和新的無產階級的共同性，對被剝削勞動力的共同條件的承認還是不夠的。我們要確立諸眾的斗爭目標。毫無疑問，我們的主要目標是反對私有和公有財產的組織結構及其剝削過程。對共同性的追求要求我們直接反抗任何私有和公有的范疇。在絕對民主的生成過程中，這一點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我們應該把下述重要概念弄清楚：從客觀的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勞動的不同功能和行業，不管我們談的是信息技術、大學研究、工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屬于同樣的定義，并符合同樣的標準。腦力勞動把所有的被剝削勞動的形式統一起來。另外，在國際層面上，勞動分工及其等級和不平等交換越來越不穩定。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等級結構已經不存在。全球化的過程和外包的趨勢證明了相反的觀點。不過當前的情況還在發展之中，交換的速度以及生產地區的互動關系是一些不可否認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