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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格里對談崔之元:金融時代的生命政治
【編者按】
11月27日至12月1日,意大利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社會活動家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1933 - )應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及國情研究院邀請,赴清華大學講演。講演第一場為《作為后工業化工廠的都市》,第二場為《共同性與民主》,第三場為《圓桌討論:福柯之后,如何閱讀馬克思?》。
奈格里認為,金融是如今全球生產過程的中心環節,國家甚至已經失去主權,服膺于全球資本的邏輯。而崔之元認為,奈格里或許高估了金融的力量,國家實際正在做出反擊。
本文根據11月29日奈格里第二場演講“共同體與民主”采寫,未經主講者審閱并有刪節。
奈格里:金融如今在生產過程占據的中心地位,金融管理與實體經濟的區分不但現在沒有任何意義,而且從政治理論或者實際情況來看完全是不可能的。目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立足于租賃。大工廠的老板與其把利潤再投資,不如依靠地租。今天,地租或經濟租能被視為資本的核心和血液,在資本流通和資本主義機器等方面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貨幣成為社會生產的唯一標準,獲得了一種本體論定義。它作為本質、血液、內在動力,鞏固社會創造的價值并維持整個經濟體系,進而確立社會的臣服關系。
整個社會被吸納入貨幣的權力和統治之中,連政治自身,包括政治家、國家領導等等,也不能回避貨幣的邏輯。據此,應該從這種體系內部進行反抗,直接面對經濟的權力。我半開玩笑地說,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能否建立一個蘇維埃根據地?在金融和貨幣的集權主義的支配下,我們如何組織諸眾的斗爭和對抗性力量?諸眾像過去的工人一樣,不僅僅被剝削,而且更重要的是,諸眾是在社會上被剝削,因此我們要反抗剝削的社會結果。在這種意義上,所有要求漲工資的斗爭是合理的;資本本身仍然是一種社會關系,即勞資關系。
我們還可以從這些論點入手,對目前的經濟危機進行分析。金融危機通過貨幣增加來保持資本主義秩序。我們不能不對金融機制進行最根本的批判。在這一點,應該沒有人會懷疑。關于這次金融危機,有不少詮釋。也許最有說服力的詮釋來自馬拉澤,他否定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劃分,并且指出金融化不是經濟體系的偏差,也不是剩余價值與集體儲蓄的寄生。金融化是資本主義最新的積累方式。于是,金融危機能被解釋為資本積累的停止或者未完成的資本積累的結果。那么我們如何能走出危機?我認為社會革命是唯一的答案。唯一可能的新政(new deal)應該包括新的社會權力和共同性的創造。很明顯,共同性的權力與私有產權有對立的關系。換句話說,假如說到目前為止,公共資源具有私有債務的性質,從今天起就應該成為一種社會化的經濟租。就是說,共同性的權利必須得到承認。也許巴迪歐、齊澤克、朗西埃等思想家認為,這些有關共同權力的改革不會幫助勞工運動。也許他們有道理,但是我們不妨試一下:我們為什么不應該向華爾街推薦這樣的改革?
《帝國》和《諸眾》受到的最典型的批評之一,涉及我和哈特假定的從形式吸納向實質吸納的轉變。根據我們的假定,一個外在于資本的空間是不可能的,一切都被吸納入資本之中。這就意味著資本也是生命政治生產的寄生。不過我們在《大同世界》中強調了,不同的吸納機制能夠并存,并且描寫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現了從實質吸納向形式吸納的轉變。這種轉變通常出現在一個外在于資本的世界,但往往會帶來更嚴重的社會分化。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條紋地理中,不同的模式能夠并存,這樣的理論與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章的內容相當一致。
我們對資本主義體系的限度都有充分的了解,限度就在于資本主義的金融化過程。金融化像一個吸血鬼一樣,吸收了所有勞動的功能;如果我們能夠說金融化自身是全球共同性的畸變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說金融化把它吸收的勞動都轉化到了這個畸變里去。因此,我們描述的 “大同世界”, 就不得不從金融化這個全球統治的形象出發并進行反省。

崔之元:奈格里教授的傳奇性的人生經驗可以被作為一種理論比喻。他在被指控涉及刑事案件之后,因為有議員身份而可以享受司法豁免。但是議會通過投票剝奪了他的這項權利,于是被迫流亡法國。這個遭遇像極了1848年的一個法國人路易·布朗克的遭遇。但是二人也有不同,路易主張建立全國性工場(national workshop),強調對公有性的追尋。但是通過奈格里教授今天的講座,我感覺您是在主張共同性,要求取消公有和私有的概念。
另外我也很贊同奈格里教授所強調的把諸眾作為一個主體的觀點。這里的例子就是開源軟件,比如借助linux挑戰微軟系統的壟斷。有關版權的法律問題,我想起來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前些年發布的《網絡共產黨宣言》(Dot-communist Manifesto),區分了copyleft(反版權)與copyright(版權),并規定了基于前者的行為準則。
但是我還有一個疑問,那就是公有制是否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繼續存在?它是國家所有,而不是代表少數階級或利益集團。您提到了有關經濟租的斗爭,我就想到了中國的一個例子。現在城市周邊搞土地開發,土地在三通一平之后價值上升。這不是單個農民努力的結果,政府也有作用,另外很多企業被吸引、集聚,是這種共同性推動地租上升。那么這些上升的地租應該如何分配?您提到的新的對民主的定義、對共同性的運用,這些觀點對西方和中國都很有意義。比如說征地的斗爭,農民不該獨占,這就可能涉及到了有關國家的理論。
奈格里:第一,對共同性的定義。共同性包含很多方面,比如自然資源(空氣、水等等),還有知識(互聯網、書、教育制度普及)。這兩種都屬于自然層面界定的共同性。但是我們不是在自然界生活的,而是在社會里、在生產過程中生活的。共同性在這里也有著具體的表現。比如意大利兩年前曾經有過一次投票,決定對水的私有化問題。這是一個很鮮明的例子。水本來是公有的,但是誰來負責管理呢?現在都是私有企業。公民說他們不要水的私有化,但是實際上水的私有化發生了。
第二,共同性的另一個定義,這里共同性等于生產,而不僅僅局限于自然層面。我們如何生產和創造共同性?共同資源當然屬于自然,但是如何傳遞水,商品如何制造和流通,這些都涉及工業的轉化和工業過程。沒有工業就沒有共同性。但是,今天共同性不只與工廠有關,后者不是共同性唯一的場所。整個生命變成了共同性的場所和領域。今天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生產方式,這是一個生命政治的概念。
總的來說,共同性涉及三個層次的概念:首先是工廠,但是在很多場合下已經過時了;其次是資本,這里不僅是資本家管理的資本,而是一個抽象并且共同的東西——可以解釋為萃取性資本主義(或裁決的資本主義);再次是國家,對中國的情況不太了解,但是對于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管治(governance)已經剝奪了國家的主權。
第三,關于國家與共同性的關系。國家與共同性二者一定可以建立關系,但是國家現在完全屬于金融化過程,完全被被后者吸納,所以很難說國家是一個獨立的主體。現在金融比國家重要,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可參見與哈特提出的 “帝國” 概念)。關于私有化過程,關鍵的問題是誰能反抗?國家完全服從金融和私有權的支配,不是反對的主體。只有人民,只有諸眾,只有工人,只有底層的人才能反抗。另外還有一個相關的論點是關于貨幣的,貨幣現在完全不是公有的,屬于私有的領域,所以它很可能包含一定的風險,而國家在很多方面是無力的。
崔之元:生活方式成為生產方式,這種生命政治的概念,可借助奈格里的故事舉例闡釋。上世紀六十年代,紡織女工被主教要求穿裙子,不允許穿褲子。反抗剝削和壓迫不僅在經濟過程里出現,而且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存在。這有助于理解生命政治問題。
在金融問題上,關于金融和國家的關系,我很贊賞奈格里教授發展出新的概念,比如 “非物質生產”。但是我認為奈格里可能過度夸大金融資本的力量。幾個月前,歐洲央行首次將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名義值降為負數,打擊有錢人存錢和囤積,催促投資。美國雖然沒有出現負利率,但是現在利率接近為零,并且實施了大規模的銀行國有化。所以也許金融資本的力量未必那么大,應該關注當前,不要局限于已有的理論范疇。
奈格里:我們所謂的共產主義,已經變成了另一個國家機器。那種機器把共產主義殺掉了,這種共產主義不過是一個名稱而已。真正的共產主義,或者說共同性的共產主義,應該被放置在諸眾之中,應該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而非相反。共同性概念的最敏感最有趣的問題,是如何分配和管理的問題;共同性不僅僅是生產的問題。
現在我們需要重新發明民主。所謂的 “民主” 不是美國的民主或西方任何國家能代表的民主。這種民主可能不需要國家或政黨,但是一定需要組織和制度。但是這些組織和制度不一定屬于國家。無政府主義可能比國家主義更差,更混亂,兩個都不喜歡。一方面,組織和制度是應該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太強調這兩者的作用,否則可能重走蘇聯的老路。
今天的世界秩序還是在金融化支配下。國家間關系不是國家本身決定的,而是金融過程支配的。如果制度不穩定,會發生很多戰爭。戰爭的發生不是國家的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的一方面是金融,另一方面是諸眾。
公有管理,或者國家管理在歐洲有漫長歷史。特別是二戰之后,凱恩斯機制很有效。但是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這個機制也過時了,而且它留下的痕跡現在無法幫助我們重新創造共同性或者民主的制度。凱恩斯主義本身崩潰了,我們現在很難區分公有和私有,因為二者的區別并不自明。公有并不能幫我們創造民主,絕對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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