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國際學者指出，“醫學化”是指這樣一種趨勢：醫學通過它特有的思考方式、模式、隱喻、價值、機構和設置，對社會生活這個領域施加實際的或理論的重要影響。還有學者分析道，醫學化的行為邏輯是：用醫學的術語來定義一個問題，用醫學的語言來描繪它，然后不僅用醫學的框架來理解和解釋它，還用醫學的干預來治療它。

        在筆者看來，這其實就是有人把醫學強行越界，強加于人類生活的整體。這不僅是學術上的錯誤，也是社會中的“犯規”。

        大多數西方社會在醫學標準支配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以后，就已經被“醫學化”了，甚至是被“過度醫學化”了。這涉及人們日常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不僅個人的，而且整個社會的判定標準，都幾乎完全歸順并臣服于醫學，而人們自己的經驗、領悟與認知都被徹底地貶低與排斥。結果，人被變成一個客體、一個對象、一個被動的物。

        醫學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健康”這個話語在20世紀末被推出并被熱捧?？墒?，人究竟要成為什么樣，才能算作“健康的”？是醫學定義上的“無病”或者“不會得病”或者“有病也查不出來”，還是社會意義上的“良好狀態”，還是作為人類永恒夢想的“幸福安康”？尤其是，“健康”究竟由誰來加以判定呢？醫生說了算，還是“患者” 我行我素，還是雙方互動與協商，還是符合社會規定即可？

        說到底，所謂的健康其實就是要求每一個人都必須符合社會對于“身體”與“生命”的硬性規定，只不過現在不是用習俗與法律來強求，而是用一整套醫學的知識與話語來控制。雖然筆者從來也不否定醫學中的自然科學的成分，也從不低估醫學發展給人類帶來的福祉；但是它一旦跨越了自己的學科界限，插手到人類的社會現象之中，那就是“醫學化”，就成為社會控制的手段之一。

        在“醫學化”的框架下，自從20世紀以來，性就一直是醫學重點加以治療和干預的一個范疇，而且被極其嚴重地問題化和污名化了。比如一提到性，不是“性障礙”（陽痿、早泄、性冷淡等）就是“性變態”，而“性權利”與“性快樂”則蕩然無存。最新的例子就是所謂的“性成癮”，在宗教傳統深厚的地方，這種所謂“醫學研究的成果”已經成為打擊一切性的異端的思想武器。

        “醫學化”的認知，必然帶來醫學的“矯正與治療”，甚至會成為唯一的解決手段。比如對于同性戀、虐戀、戀物以及一切“性反?！被蛘摺靶云x”的現象，都曾經被或者正在被“醫治”，不僅是心理和藥物的治療，還常常被認為應該直接動手術。這樣一來，手術刀就開始“移風易俗”了，甚至開始“改造中國”了。

        說到底，醫學化其實就是社會試圖通過醫學的理解模式與治療手段，來規范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表達與實踐，尤其是要剿滅一切異端。

艾滋病時代：性的“病態化”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醫學化”與“科學化”為特征的性學（sexology）雖然作為一股“熱”在中國開始流行，但是性學本身并沒有成為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在非醫學界）。近幾年來，另外一種社會力量卻使得有關“性”的討論更加主流化與合法化，這就是對于艾滋病的高度關注。官方和大眾傳媒都在鼓吹：中國已經進入了空前的艾滋病時代。

        所謂的艾滋病時代不僅是指艾滋病的增加，更是指隨之而來的相關研究及其附帶物正在爆炸式地增多。結果，當今中國呈現出一幅光怪陸離的風俗畫：一方面“掃黃”鋪天蓋地，就連網上和手機里的“黃段子”都幾乎無處藏身；可是另外一方面，只要披上預防艾滋病的“虎皮”，就幾乎百無禁忌，連肛門性交這樣的話題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宣講。因此，與艾滋病有關的“性”研究（包括再度成為熱點的性教育、生殖健康等）開始進入主流文化。

        這雖然也應該被視為一種進步，但是這種對于性研究的表面上的開放，實際上潛伏著把性推向反面的危機：人們要么不許說性，要么只能從負面來說性。或者說，這種艾滋病時代已經把性給“病態化”了，也就是：僅僅把各式各樣的病患與性聯系在一起，卻閉口不談性的權利與快樂。結果，中國的性革命，剛剛把“性道德”的緊箍咒撬松了一些，馬上又掉進了““性健康”這個大甕。

        在這個大甕里，性被強行與“高?！甭撓翟谝黄鸬模瑢儆诒豢刂频膶ο蟆Ｄ承┑赖录覀兣c某些科學家們聯手，以艾滋病來恫嚇大眾，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性的存在合理性，甚至抹煞其存在的現實，巴不得人人無性，六根清凈。正因如此，某些社會勢力才大肆鼓吹所謂“ABC式的性教育理念”（最好是禁欲，其次是忠誠，萬不得已才使用安全套），試圖把“潔身自好”的道德觀念規定為進行性教育的前提。

        還有些性教育的項目雖然并不公然提倡禁欲，但它們的立論基礎還是對性的否定與規訓，而不是積極地建設正面的“性福”。例如，有的機構居然在宣傳手冊的首頁就寫上“婚前性行為會導致艾滋病”，好像艾滋病病毒是婚前之性自己生產出來的。

        結果，性，而不是“無保護的性”，在艾滋病時代重新被妖魔化了?；蛘哒f，傳統道德借助艾滋病來達到規訓“性”（尤其是青少年之性）的道德目的。因此，所謂的“性健康”被建構為性的唯一內容和絕對的判斷標準。“性權利”與“性快樂”則剛剛擺脫了生殖的束縛，又被“性健康”所淹沒。其實說白了，這種所謂的性健康其實就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性的專制。

        這其實是古老的“因果報應”的性禁欲的思想武器在當代被變相地應用。其行為邏輯就是：只準說性的風險，不準提性的快樂；把風險說得越大，才越能嚇阻任何越軌。其思維邏輯則是儒家古老的“防患于未然”的無限制的推理法，就是把本來只是在某一側面上存在一定可能性的風險，無限擴大為百分之百的、必然的、無解的危害，根本不顧“事物的發展必須有必要條件加上充分條件”這一生活常識。

        尤其是，性的“病態化”故意把性的健康與快樂、性的安全與享受、性的自衛與發展，都絕對地對立起來，搞得兩者似乎是黑白分明、不可調和、非此即彼、只取其一。

        可是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中國人兩個都缺，尤其缺少二者的和諧。這才是中國性文化在21世紀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戰，也應該是學術研究的主攻方向。

老根何在？

        以上描述了性的“醫學化”與“病態化”的種種現象，但是問題遠不是如此簡單。

        支撐著“醫學化”的柱石是“生物化”的思維邏輯。它的大前提是：無論社會如何滄海桑田，人終究是一種生物；小前提是：生物的問題必定來自生物因素；其結論則必然是：生物學足以解釋和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

        這種思維邏輯在歷史上本來自有其道理。在人類認識自己的初級階段中，為了避免無窮無盡的煩惱，人們只能把一切未知的與無解的問題，都歸結為某種已知的卻又高度簡單化的根本來源。在原始時期是“萬物有靈”，到后來演變為“生理本能”，其對立面則是“疾病”。君不見，直至今日的中國人，仍然常常把自己無法理解的一切人與事都用一個詞來形容：“有?。　?/p>

        從19世紀開始，西方自然科學蒸蒸日上，又給“醫學化”和“病態化”帶來一根“擎天柱”——唯科學主義的推理邏輯。其大前提是：人是物質的；小前提則是：物質是有規律可循的；于是結論就必然是：人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問題，其實都是違背規律的“反?！?。這就給“生物化”開拓了發展空間。于是，好事皆為“本能”，壞事都是“變態”。接著，這又推動了“醫學化”與“病態化”的戰車滾滾向前，于是一切所謂的治療也就都變成了“糾偏”。

        看清楚這種一脈相承的邏輯之后，相信讀者就不會再誤認為筆者批判“醫學化”與“病態化”就等于主張“有病不就醫”或者抗拒一切治療了。

        “醫學化”與“病態化”的危害主要有下列幾種。

        第一是“越界犯規”，就是無視人的社會屬性，硬要拿生物學來解釋人類的一切。這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決定論，諸如神經內分泌、腦電波與腦構造、基因等等，幾乎每一項生物學與醫學的進展，都曾經被拿來解釋人類行為與社會文化。

        第二是構筑自己的學科霸權。這就必然會排斥異己，打壓其他的理念與行為模式，直接阻礙多元平等社會的誕生與發展。

        第三則是建立與鞏固醫學對于人的專制統治，而且日甚一日地試圖全面控制人們的理念、思維與日常生活。這就必然抑制主體的欲望表達，尤其是會阻止任何一種不一樣的欲望表達。毫不夸張地說，“醫學化”與“病態化”的極端結果，便是締造出一個可能沒有病患，但是也沒有人性的“機器化”的社會。

        第四個危害是“治療萬能論”，在預防艾滋病領域中則演變為“唯干預論”。這純粹是把人當成小白鼠，把自己視為“開大藥方”的救世主，把“干預”擴張為“拯救”，把醫學扭曲成“滅火器”，把預防艾滋病的善事偷換為“整肅性道德的最后一戰”。

        但是筆者最后必須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醫務工作者都信奉“醫學化”。反對“醫學化”的人們，也并不僅僅是人文社會研究者，甚至不是他們首先開啟的。是醫學界中的有識之士首先提出了“從單一的生物模式轉向生物、心理與社會相結合的新模式”的主張，而且征服了越來越多的醫生的心。

        這也可以證明，“醫學化”與“病態化”之所以荒謬之極，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違背了人文社會研究的立場與準則，更是因為它首先就背叛了醫學的發展方向，造成了醫學的故步自封甚至是“開倒車”。因此，首先揭竿而起的，恰恰是堡壘內部的“自己人”。

性在中國的腹背受敵

        以上所說的“醫學化”與“病態化”，主要是從西方傳入的，筆者批判得已經夠狠了。

        可是在中國，在被西醫“醫學化”的同時，性，還不得不在傳統文化的“天網”中拼殺出血路，甚至比對抗“醫學化”還要艱苦卓絕。

        以中醫某些理論為代表或者為旗號的那種宣揚“滋陰壯陽”（尤其是壯陽補腎）的“養生之道”宣稱，只要充分“滋補”，就會身強體壯，而且渾渾噩噩，全然不必思考什么生存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因此可以把它稱為“茍活化”。

        近年來，以“養生”為招牌的“身體產業”林林總總、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基本上都是來源于或者借助于這種“茍活化”的理念。其中不僅包括了對于身體的各種規訓，更是滲透了上述“養生之道”。在五花八門的“氣功”與“修煉”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茍活化”的內核。

        這就是“延年益壽”的千年夢幻，就是以貶低精神上的價值意義來換取肉體的茍延殘喘。同時，這更是兩千年來的臣民社會的無奈產物，只不過被現今的“屁民”給消費化了。

        這種“茍活化”的首要管制目標就是性，而且對性形成嚴絲合縫的天羅地網。因為“茍活化”的思維邏輯是這樣的：大前提是“好死不如賴活著”；小前提是“勞色傷身”；于是結論必然是“萬惡淫為首”（不僅指性關系，也指性生活）。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僅僅在“傳宗接代”這個唯一的意義上承認性的存在合理性，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把性生活視為長生不老的“克星”，因此才會生產出“房中術”那種“固精不泄”的種種性技巧。

        如此這般，直到21世紀的中國，至少根據筆者的定性調查資料來看，“惜命保精”仍然是部分男性逃避夫妻性愛和“路邊的野花不要采”的基本動力之一，就連部分女性也因為相信所謂的“陰氣不可外泄”而“甘為活寡”。

        如此這般，“性權利”從何而來？“性快樂”何以立足？性的多元選擇與自主發展又從何談起？

        當然，上述的性的“醫學化”、“病態化”與“茍活化”，究竟有多大成分來自“西學東漸”，又有多少來自“老樹新花”？這兩者究竟是并駕齊驅，是分而治之，是相輔相成，還是相生相克？這些問題亟待研究。

        尤其是，“茍活化”與中醫某些理念是什么樣的關系？它究竟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內化的？其衍生物及其作用又有哪些？與“醫學化”相比，，它僅僅是一種文化特質，還是生命哲學與社會精神的分野？這些，恐怕才是更值得為之殫精竭慮的本土問題。

        （本文摘自潘綏銘、黃盈盈著《性之變——21世紀中國人的性生活》一書第七章《健康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