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于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國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時間和環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響。但考古人員積極復工，創造工作機會，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點頻出。

除了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外，還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樣值得關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特別邀請9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者，撰寫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2020年初忽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給各地考古發掘工作造成了較為嚴重的影響。疫情稍緩之后，考古工作者隨即奔赴第一線，克服重重困難，取得了一系列發掘與研究的重要成果。因各地疫情防控的需要，除10月在徐州召開首屆漢文化論壇，11月在臨淄召開“手工業考古·臨淄論壇”、12月在西安召開“櫟陽考古四十年學術研討會”等非常有限的線下會議外，大多數原本計劃的學術會議、田野考察、專家論證被迫延期或取消，或改線上舉辦，給學術交流造成一定影響。不過隨著線上講座、會議的不斷開展，我們驚喜發現，原中小范圍的“小眾”學術活動，往往吸引到非常龐大的各界朋友旁聽和關心，效果驚人，為今后線上舉辦學術活動積累了豐富經驗和人氣，“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都城

櫟陽是秦獻公、孝公的都城，也是塞王司馬欣、漢王劉邦的都城，更是漢代第一座都城所在。2018-2020年的櫟陽發掘，在完整揭露了四到九號建筑的同時，還清理發現了四號建筑東側向南與三號建筑相連的十號建筑。從發掘情況看，六號建筑北側的東西向墻基在三號古城中有區劃意義，一系大型建筑分布在墻南，而北側則建筑“稀疏”。因此，2020年結束的發掘是一次較大規模戰國秦漢宮城內“后宮”區考古。為迎接櫟陽考古四十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出版了《櫟陽陶文》《櫟陽瓦當》《櫟陽考古發現與研究》，完整公布了櫟陽考古所的所有陶文和瓦當的照片、拓片等圖像資料。

櫟陽城三號古城2018-2020年發掘區（由南向北）

櫟陽出土云紋“公”字瓦當

多年前曾有關于在渭河河道中發現秦代遺存的新聞報道。隨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渭河西咸新區秦漢新城倉張段南、北灘地三公里范圍內不斷發現古物的地段進行了調查，采集到的遺物以戰國晚期至秦代高等級建筑材料為主，另有大量戰國晚期至唐宋錢幣。在與近十年考古調查資料整合后，判斷該區域遺存上限不晚于戰國晚期，下限則至唐宋，東段的時代稍早。因此，這里早期遺存應與秦都咸陽關系密切，它的屬性現已提出孝公始建咸陽、咸陽城北區的市、具有外郭城部分功能的區域等三種可能。從多年前開展的漢長安城北中渭橋考古情況看，該區域成為渭河河道的時間不早于清代中期。雖這里的遺存肯定已遭到渭河改道的嚴重破壞，但如果單從不晚于戰國晚期的高等級建筑材料看，這里的性質，筆者更傾向于上述的第一個可能。當然，因此處地處渭河河灘，遺物存在自別處被水流帶來沉積的可能。因此如能盡快開展考古發掘獲得原生堆積，將對解決秦孝公遷都咸陽的問題有當然價值。（《文博》3）

蘇靜整合文獻與考古資料，認為秦都城體系與三代主輔都制度不同，呈現“多都并存”的空間狀態，指出秦都具“沿河東遷、擇中立都、多都并存”的整體特征，及“中心-次級”并立的體系層級。（《華中建筑》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漢長安城內北宮一號建筑遺址進行了發掘，該建筑位于北宮內東南，距未央宮、長樂宮較近，建筑體量較大。從出土遺物看，其建于西漢中期，沿用到新莽時期。（《201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漢長安城北宮一號建筑航拍

秦都咸陽、漢都長安，其分處渭河南北。其選址，傳統是歷史地理學和古都學研究的重要話題。張建峰在《南方文物》著文，這里歷史上均屬近水源又無水患的河邊一級階地，是都城及聚落建設的最佳選擇。他還從文獻出發，對咸陽城墻問題開展研究。（《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劉振東開展了漢長安城與絲綢之路的研究。（《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漢長安城內的市場，在文獻中較多的記載。錢彥惠對長安城的市場問題再做研究，指出“從市場內也可有手工業作坊分布的常識出發，把雍門大街以北、橫門以西的手工業作坊區定為‘西市’，橫門以東、明光宮以西的區域定為‘東市’”。其完成的復原圖中，東市地跨廚城門大街東西，東市大于西市。（《考古學報》2）

由于被北魏洛陽疊壓，東漢洛陽的考古資料自然一直有限。有關東漢洛陽的復原也就只能據文獻展開。劉濤在《南方文物》著文梳理了東漢洛陽的考古發現與復原研究，就各家復原問題進行了甄別，認為“考古資料的不斷出現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對于東漢洛陽城形制布局復原的共識也越來越多”，是一個當然的喜事。

陳靜研究北京中軸線時，對戰國秦漢階段都城軸線進行梳理。認為戰國時代開啟都城的宮城軸線，秦始皇阿房宮建設應已出現“軸線”，而都城、宮城朝向與“軸線”的一致則是東漢洛陽以后方始出現。（《中國文化遺產》6）

徐龍國在把建筑分為城墻城門、宮殿官署、禮制建筑及宗教建筑四類后，通過代表性建筑基址分析，勾畫各類建筑結構及特點。指出西漢宮殿建筑依夯土臺基而建，高臺建筑的衰落與土木技術進步相關。（《中原文物》3）張效儒在對秦都咸陽和西漢長安出土建筑瓦件梳理后，判讀出各時期瓦件的標準規格和時代變化，這對探討秦漢手工業管理、建筑等級和禮儀制度有重要作用。（《考古與文物》4）

遺址

寶雞鳳翔秦都雍城血池遺址是秦漢國家祭祀遺存的重要發現。2016-2018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發掘出的目前規模最大、性質最明確、持續時間最長、功能結構較完整的國家“郊祀”遺存，是秦漢祭祀制度研究的重要突破。2020年第6期《考古與文物》以近乎“包刊”的形式，集中報道了血池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成果。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單位在寶雞陳倉下站發掘的密畤遺址，與血池、吳山祭祀遺址相近，不斷豐富著我們對戰國秦漢祭祀制度的研究。（《中國文物報》）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與北京聯合大學在漢宣帝杜陵西北春臨村發掘6座窯址，出土“長樂未央”瓦當、“千秋萬歲”方磚，推測此處應為杜陵陵園燒制建筑材料的磚瓦窯。（《文博》6）考慮到這里本屬上林苑內，附近有宜春宮的文獻記載，因此它們也有可能是為上林苑內宮觀提供建筑材料的窯址。

徐龍國對長安地區鑄錢遺址開展研究，認為相家巷遺址是太初元年以后技巧官鑄錢新址，高低堡與相家巷遺址前后相接，均是技巧官作坊，窩頭寨遺址是六廄鑄錢工場所在地。（《考古》10）史杰鵬對陜西韓城芝川鎮出土挾荔宮磚文進行了研究。（《字磚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臨淄市臨淄區齊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出版了齊故城冶鑄業考古報告，其對東周秦漢時期青銅冶鑄業和鐵器工業及其技術發展的研究將起到積極作用，并將引導城市手工業考古的進一步發展。（《臨淄齊故城冶鑄業考古》）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公布了鄖縣店子河遺址考古資料。該遺址發現的秦漢時期環濠聚落，是國內少見的小型聚落，對秦漢聚落研究有重要價值。（《鄖縣店子河遺址》）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州南越王宮博物館發表了“南越宮城”北墻遺跡。（《考古》9）從調查看，該墻向北不再見南越國遺存，“南越宮城”北墻筆者判斷應是南越國國都番禺北墻。廣州大佛寺西側曾發掘南越水閘，往南未見南越國遺存，據此南越國國都的南北距離已可確定。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縣博物館發表了上渚山窯址發掘的兩處東漢龍窯資料。其發掘窯爐的結構相對完整，窯具種類多樣，出土器物具明顯過渡特征，存在印紋硬陶的明顯烙印，為研究東漢窯爐結構、裝燒方式、產品特征，尤其是原始瓷向成熟青瓷的轉變提供了重要材料。（《東南文化》4）

山西大學楊尚禹的碩士論文討論了兩漢歸云中郡管轄的14個縣的治所位置。鄭州大學孫政委的碩士論文梳理了關中秦漢35處59座大型房子。

尹弘兵指出，秦拔郢后毀紀南城，另建郢城為南郡治所和江陵縣治。西漢中期后江陵縣遷至今址，西漢后期在郢城設郢縣，東漢廢郢縣。（《長江大學學報》2）王紅星、朱江松指出，白起拔郢后在江陵筑郢城，南郡與江陵縣治此。西漢中期早、晚段時，江陵縣、南郡治所遷至長江改道后的嵠峨山城，郢城為郢縣治，東漢郢縣廢。（《歷史地理研究》2）王建蘇、劉建業、王潘盼、朱江松指出，郢城始建于公元前278年或后一年，是秦至漢武帝前期的南郡郡治與江陵縣治，在武帝后期至成帝元延年間，南郡與江陵縣遷至嵠峨山城址，郢城設郢縣，王莽時郢縣撤并入江陵，郢城為郢亭所在，東漢初城址廢棄。（《江漢考古》3）

王先福對云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中的“安陸”展開研究，判斷秦“安陸”為今云夢楚王城遺址。（《江漢考古》3）王先福、姚練認為鄧縣治所（即鄧城）當在今襄陽樊城西北的鄧城城址。（《湖北文理學院學報》7）馬孟龍《文史》發文，指出秦漢圜水為今無定河，而非窟野河。在重新劃定上郡、西河郡分界及修訂《水經注》文本后，判斷膚施在榆林火連海則古城，高望縣在榆林古城灘古城。

海昏侯墓發掘后，海昏縣的位置成為熱點。趙明研究通過酈氏《水經注》注文，判斷繚水流域都是海昏所在，中心在繚水中段，今安義縣萬埠鎮或為海昏縣治。（《地方文化研究》3）溫樂平認為，海昏源于越人方言“晦渾”，繚水為“海昏江”，漢海昏縣約10533.6平方公里。（《中國史研究》4）

鄭國渠、白渠、六輔渠是秦漢時期重要的水利工程。付建、趙維娜指出，陜西禮泉、涇陽、三原、高陵等縣區是鄭白渠及六輔渠的重要灌區。提出“鄭白渠從渠首向東流的線路基本相同，澆灌區域也大致相同”，“六輔渠引的未必就是涇河的水源，而是涇河支流的水源”。（《農業考古》3）

隨著聚落遺址的不斷發現，從聚落視角探索道路交通成為可能。程嘉芬從河東郡南緣聚落出發，發現中條山以南黃河北岸存在一東西通道，通過此北岸通道，兩渡黃河便可實現長安與洛陽連通。（《河南科技大學學報》1）陳斌從城址、墓葬考古出發，討論了漢湘江上游兩條交通路線的變化論。（《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帝陵

梁云、汪天鳳指出，東漢帝陵南、北兩大兆域“南六北五”的分布格局，主要源于皇帝個人的愛好或選擇，基本遵循“旁近祖考”和“同輩不共兆域”原則。（《中原文物》2）李繼鵬強調成年皇帝個人意志在陵址選擇中的重要作用，而幼年皇帝喪葬則大多為“權宜之計”。兩種情況共同作用下，東漢帝陵的分布變得沒有規律，形成“祖陵”光武帝原陵居中偏西，其余陵墓在其南、東、北三面環繞祔葬的復雜局面。（《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5）

吳悅娜、許政指出，東周各國王陵陵園出現的闕，為其后帝陵門闕位置關系形成與發展奠定基礎，自門闕出現于陵園起，兩者間關系一直變化。西漢闕形門的出現，是門闕關系的新階段，二者成為一個完整建筑物而不是兩個相連的建筑。（《北京建筑大系學報》1）

孫鳳、吳萌蕾、孫滿利、趙西晨指出，漢景帝陽陵門闕的黑色成分為氧化銅，是原含銅藍綠色顏料過火氧化后造成，這對后續彩繪類文物顏料鑒定提供了新角度。（《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5）

諸侯王陵與列侯墓

2020年度諸侯王陵的發現與研究基本集中于徐州。

徐州土山二號墓經長期發掘，在2020年基本結束，厘清了東漢早期諸侯王陵墓的營建過程、建筑結構及建造方法的諸多問題，證實了東漢諸侯王與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墓葬封土發現的大量西漢封泥，是一批非常重要的文字資料。該墓時代在東漢早中期，墓主以劉英可能性最大。（《中國文物報》）

徐州獅子山楚王陵的研究在不斷深入。之前因墓道內陪葬墓出土可“食官監印”銅印，因此發掘者判斷其墓主當為食官監。周波、劉聰、周黎指出，該墓出土的銅鼎、銅印、玉枕、玉璧、玉璜、鐵劍、無字玉印等隨葬品的數量及組合，均與“食官監”不符。因此在注意到墓中玉印后，提出玉印才能所代表墓主生前的最高身份。（《四川文物》3）

劉照建通過與考古出土毛筆和筆套的比對，結合尺寸和形制分析，指出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雙管玉管應是毛筆筆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李紅、李春雷從錢幣研究出發，判斷北洞山楚王陵墓主為元王劉交，獅子山楚王陵墓主為楚王劉郢客。（《淮海文博》2）

吳公勤指出，獅子山楚王墓的29件玉璧隨葬，反映了視死如生和羽化升仙的喪葬觀念。周倩對根據獅子山楚王陵沐浴器具研究，對漢沐浴文化和沐浴程序進行了探索。邢藝凡、周波據漢楚王陵出土鑿刻官印，推斷徐州乃至全國出土的西漢官印均當鑿刻為主。（《淮海文博》2）賈飛分析了漢楚王陵出土金飾中的外來文化；劉聰、周波對獅子山楚王陵中側流銅扁壺進行了研究。（《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李銀德指出，發現的玉牌貝帶應為實用器，材質和題材紋飾在武帝初已由草原風格完成了漢化，其使用者為諸侯王、列侯和劉氏宗室等。（《河南博物院院刊》2）趙丹指出，兩漢時據墓主等級的差異，車馬明器在組合形式、數量、規模等方面均不盡相同。（《考古與文物》2）

喬軍指出，西漢早期以鐘磬為代表的青銅禮制樂器仍在使用，從中期開始趨于退化以至模型化、明器化，中晚期幾近消亡。同時絲竹類樂器顯著增多。西漢早期樂懸制度嚴格而明確，編鐘基本是鈕鐘14+鈕鐘5的組合，與編磬構成鐘磬樂懸，編鐘形制基本一致，一鐘雙音，均用楔形音梁，中晚期鐘磬為代表的樂懸幾近消失。整體而言，西漢樂懸制度注重禮的形式，而不重樂器的音樂性能。（《音樂藝術》1）

海昏侯劉賀墓是多年來最引人注目的漢墓。多年整理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發表了海昏侯劉賀墓主棺實驗室考古信息，充分體現出實驗室考古環境可控、節奏可控、時間可控及儀器設備的技術優勢，對考古清理技術的發展有值得推廣的標尺與樣本價值。（《文物》6）

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是馬王堆漢墓后湖南第二座未被盜掘的列侯墓。該墓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出土漆木器、陶器、銅鏡、玉印章、玉璧等近500余件，竹簡近千支。據出土印章和簡牘等資料，墓主為沅陵侯吳陽。（《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長安區韋曲北里王村發掘兩座大型的甲字形積沙墓，據出土遺物，墓葬時代在西漢晚期。結合M1出土磚上墨書“宜春侯”，發掘者判斷墓主為文獻記載的王氏宜春侯（王咸或王章）。

北里王漢墓

此外，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還在灞橋區狄寨街道栗家村西發掘西漢早中期小型墓23座、大中型墓4座。其中大中型墓坐西朝東，兩兩成組。M1出土“廬江邸印”“囗郤家丞”封泥，M3出土“衛氏”陶文、“董厭彘”“臣厭彘”雙面印，發掘者指出大中型墓的時代均為西漢早期，為漢霸陵陪葬墓，從封泥看，墓主身份不低于列候。（《201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栗家村漢墓出土廬江邸印封泥

栗家村漢墓出土銅鋗

列候墓的研究，繼續集中于海昏侯劉賀墓。朱鳳瀚介紹了海昏侯墓簡牘，楊博對房中簡、田天對禮儀簡、陳侃理對《論語》“曾晳言志”簡進行介紹。（《文物》6）李健勝、周連玉指出，從劉賀墓發掘看，蟲草食用至少已有兩千多年，漢皇室、諸侯王、列侯及豪族等權貴階層是蟲草的主要消費群體。（《青海師范大學學報》5）黃可佳、王楚寧研究了劉賀墓出土的兩方漆硯。（《裝飾》10）管理指出，海昏侯墓出土松煙墨中可能已添加動物膠以提高墨的硬度和強度，但墨體積仍然較小。（《文物天地》10）

海昏侯墓之外，劉尊志指出山東平度界山發掘的M2的墓主，應為西漢中期偏晚階段的某代平度侯，M1為列侯夫人。M3可能是M1與M2墓主之子。（《南方文物》2）他還著文指出，河北南皮蘆莊子漢墓應為列侯級墓葬，墓主為漢臨樂侯國的某一列侯及其夫人，可能是西漢晚期節侯劉萬年與其夫人。（《中原文物》2）

中小型墓葬

（一）秦墓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西咸新區秦漢新城坡劉村的2座并穴合葬豎穴土壙墓。該墓出土銅器上有“十九年”“二十六年”“公”等刻文，時代為戰國晚期，墓主是最高為大夫級的秦國貴族。（《考古與文物》4）咸陽渭城區底張鎮巖村M41為戰國晚期晚段至秦代初期，對出土銅壺的檢測表明，其口覆麻織品，用植物纖維捆扎，內殘留糧食酒，是秦地酒的新發現。（《中原文物》1）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淅川老城鎮裴嶺南發掘的3座秦墓，是丹江地區秦楚文化研究的新資料。（《中原文物》4）

趙丹對將河南秦墓分四階段后，從各階段秦墓形制、隨葬器物、文化因素出發，開展了與關中、湖南、湖北和山西等周邊秦墓的比較，探討了秦文化對河南漢墓的影響。（《華夏考古》2）

韓爍以咸陽任家咀墓地為例，通過對渭水流域秦墓等級的劃分，統計出各等級人群采用葬式情況，認為秦人屈肢葬式有鮮明等級，大型墓不用屈肢葬，中小型墓葬中等級越低墓主蜷屈程度越高。（《咸陽師范學院學報》3）

曹龍從服飾差異的角度，對西安高陵涇渭街道東營村至米家崖南側一帶發掘的26座墓內出土的189件陶俑進行研究，指出其制作簡單，多捏塑，細部刻劃并繪彩后經簡單烘烤或晾干而成。其發現彌補了東周秦俑空白，對秦始皇兵馬俑研究有一定價值。（《考古與文物》5）

肖健一、喬美美對咸陽西郊西耳村秦墓出土鏟足跟乳狀袋足鬲，尹王村秦墓出土單耳罐的展開分析，指出戎人進入關中后雖地位較低，但文化特征有所保留。（《秦漢研究》2020）

中央民族大學徐琳的碩士論文，對307座新豐秦墓隨葬品的擺放位置進行分析，認為秦人喜厚葬而中小型墓流行薄葬是夷文化影響的結果，陶器類型的變化受三晉影響。

王奕舒、凌雪等在對周陵賀家戰國秦墓出土紫色八棱柱進行檢測后，認為其主要成分為中國紫（硅酸銅鋇），推測是經二到三次燒制而成。其形制應受中國本土道家文化影響較大，主要用于口含或竅塞。（《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3）

孫鳳、許惠攀、于春分析了陜西、河南、山東、江蘇等地戰國至漢代墓中所出八棱柱狀物，也認為其主要用途為葬器，也有少量為裝飾品。指出其最早出現于戰國時的河南地區，流行于戰國晚期至西漢的北方。（《四川文物》6）

（二）漢墓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表了藍田華胥鎮5座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的漢墓資料，對研究該時期長安東南郊平民喪葬風俗提供了新資料。（《文博》4）西安西咸新區西石羊村發掘65座西漢中晚期墓葬、2座陶窯，這批墓葬中出土了一批與江浙地區所見器類相同的“青瓷”甚有特色。（《文博》6）西安空港新城底張鎮巖村發掘的東漢墓M7，趙占銳撰文對其進行深入研究。（《文博》4）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西北大學長安校區建設清理的1座東漢墓資料。（《文博》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許昌市文物考古管理研究所公布長葛佛耳崗8座漢墓資料。（《黃河·黃土·黃種人》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駐馬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馬川墓地192座戰國秦漢墓的古資料，對觀察戰國晚期至秦漢時期當地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淅川馬川墓地戰國秦漢墓》）

湖北省荊州市紀南城東北胡家草場M12的下葬不早于漢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墓主為“史”一類官吏。該墓出土的簡牘內容豐富，是近年非常重要的一次簡牘出土，李志芳、蔣魯靜全面介紹了簡牘發現。（《考古》2）

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黃陂區文物管理所、盤龍城遺址博物院發表武漢黃陂區灄口街龍泉院子漢墓資料。該墓與黃岡、蘄春等地同一時期墓葬相似，但陶家畜模型、仿漆彩繪陶器等隨葬品則更多體現出中原文化因素。（《文博》4）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安徽固鎮縣湖溝鎮馬樓南城孜遺址清理的戰國中期延續到西漢早期墓葬7座。這批墓葬年代序列完整，填補了皖北地區這一時段的發現空白，有重要價值。（《江漢考古》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公布了六安經濟開發區碧桂園西漢中期偏早墓葬M30資料。（《東南文化》2）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準格爾旗文化館公布準格爾旗沙圪堵鎮納林村前坪社M1資料。該墓規模較大，積炭積石，出土陶灶異于別處。（《草原文物》2）

嘉峪關絲路（長城）文化研究院公布嘉峪關峪泉鎮8座漢魏墓資料。（《考古與文物》2）銀川市文物管理處趙丹公布銀川濱河新區橫城漢墓資料。（《文物鑒定與鑒賞》5）

南京博物院、溧陽市博物館發表溧陽上興鎮蔣笪里發掘漢墓，發掘者推測其應是漢代溧陽一處身份較高的家族墓地。（《東南文化》2）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佳家花園第五期安置房建設發掘的10座漢墓。（《東南文化》4）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江寧區博物館發表南京江寧湖熟街道東漢中晚期M1考古資料，該墓出土的“都鄉”半通印甚為重要。（《東南文化》6）徐州博物館發表徐州賈汪、銅山4座漢魏墓葬資料。（《淮海文博》2）

南京博物院、揚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儀征市博物館在揚州儀征劉集鎮聯營村發掘西漢墓57座、祭祀坑24座。從發掘看，已發掘墓地包括多個家族墓地，最長的一個家族墓地前后延續八代，是非常少見的西漢家族墓園資料，對漢喪葬制度和南方西漢器物編年有重要價值。（《201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揚州聯營漢墓M12出土器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蒲江縣文物管理發表蒲江鶴山鎮九蓮村1座東漢晚期畫像磚墓資料。該墓墓葬形制及畫像配置與昭覺寺畫像磚墓相近，是四川漢代社會及喪葬習俗研究的新資料。（《考古與文物》1）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重慶市江津區文物管理所公布重慶江津石門鎮白坪村2座東漢晚期崖墓資料。其所獲取的完整畫像石棺及其墓葬、隨葬器物信息，對漢畫像石棺分區分期研究有重要價值。（《文物》1）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公布三峽工程重慶庫區消落區文物發掘的M1資料。（《考古》9）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云陽縣博物館發表云陽青龍街道復興社區大凼子墓群7座漢墓資料，墓葬出土的完整筒形排水管，是當地漢墓葬排水系統研究的重要資料。（《四川文物》1）

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廈門大學歷史系、寧波市奉化區文物保護管理所整理公布奉化白杜發掘35座漢六朝墓葬的相關資料。（《南方文物》1）

漢代是我國古代墓葬發展的重要時期，漢墓研究依然是2020年秦漢考古的重要內容。

劉尊志指出，以封土表層為界，漢墓形成內外兩重空間，和地下、墓外、現實的三維世界，（《南開學報》1）他還對漢代墓垣資料進行了梳理。（《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劉尊志指出河北撫寧邴各莊東漢墓地6座墓是一處規劃過的家族墓地。（《文物春秋》3）

王子今分析了兩漢時的“守冢”制度，指出雖其可防止民間個體及小群體的盜墓犯罪，無法阻止軍政實力集團的大規模盜掘，但客觀上有益于保存古代文明遺產的意義應給予肯定。（《南都學刊》3）他還關注到秦漢陵墓的“山林”營造，指出相關制度禮俗被后世長久繼承。（《寶雞文理學院學報》3）

趙丹對山東漢代合葬墓進行了梳理，指出山東合葬墓的墓葬形式選擇，在受漢文化同一主體的影響下，既有共性又有地區特點。（《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3）

楊愛國指出，東漢人對墓葬的功能已有較清晰認識。認為墓葬首先是安放死人之處，不僅要盛放尸體，還要“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并時時祭祀，其原因是死者為活人服務，為家族服務，以長利子孫。（《南方文物》2）劉振東以漢墓為例也討論了古代墓葬性質。（《考古與文物》4）

長期以來關中東漢墓葬的等級研究一直較為薄弱。李云河梳理了與等級相關的各種因素，從墓葬形制出發，歸納了小型墓與中型墓在墓室復雜程度、墓室尺寸、修造方式等多方面差異，指出中型墓當為高級官員或地方豪強使用。（《考古與文物》2）

魏鎮探討了漢墓內的設奠問題，指出墓內設奠是屬于葬禮的一次性祭奠，與喪葬活動結束后的墓地祭祀有別。雖墓內設奠是漢墓墓室結構變革的重要因素，但漢墓空間的變革可能更多要考慮宅地化因素和合葬習俗影響。（《考古》11）

對墓葬結構的研究，成果不斷。張強祿復原增城浮扶嶺M511墓為帶緩斜坡墓道的豎穴土坑帶廂式平頂木槨墓。（《文博學刊》1）索德浩指出漢代雙層木槨墓的雙層結構源于嶺南越人架棺墓，進而影響到后來嶺南磚室墓。進入蜀地的路線可能是經夜郎道-僰道，再進入成都地區。（《東南文化》4）謝安琪、黨豐將漢墓磚砌穹窿頂進行分類，分析其技術傳播過程。（《南方文物》5）

陳昊雯對東漢峽江、南陽襄陽地區的吐舌鎮墓獸進行研究，指出其與南陽畫像石中靈怪形象均繼承了巴楚鬼神崇拜傳統的一些因素，其在南陽襄陽大中型墓葬中的出現，反映了峽江與中原東漢時的較密切互動。（《中原文物》1）趙丹指出，漢墓棺上置物的形式及物品，一方面是對前代葬俗繼承，一方面是時代變化而內容的豐富。（《南方文物》2）王科社通過對武威雷臺漢墓出土印章的解讀，指出其墓主囗卒亡于西晉愍帝建興二年（314）的張軌，非漢墓。（《文博》2）陳雙藝指出，漢初長安地區的墓葬形制有濃厚的秦、楚文化融合特點。（《文化創新比較研究》4）

各高校的秦漢考古專業碩士論文選題，依然較多的集中于漢墓研究，其中區域漢墓分區研究明顯較多。山西大學陳雙藝進行了江東地區漢末至三國時期中小型墓葬研究，河北大學張立秀對漢中山國墓葬展開研究，鄭州大學吳坤瑛開展了蘇魯豫皖交界地區漢墓的研究，南京大學楊歡開展了寧鎮地區漢墓研究，鄭州大學王婉婉開展了鄭州地區漢墓研究。

當然，也有不少論文針對的是漢墓出土遺物。如山西大學寇莜軒開展了廣州中小型漢墓隨葬品位置研究，山西大學盧雨婷開展的是對西安地區中小型漢墓出土陶灶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盧文宇開展了漢唐時期環首刀研究，南京大學孫瑋琪進行了兩漢隨葬公印研究，中央美術學院金燁欣開展了江蘇邗江甘泉東漢墓出土錯銀銅牛燈斷代研究，西北師范大學李婷婷對甘新地區出土漢唐人物俑進行研究，山東大學武海文對長江下游地區漢墓出土玉璧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