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七八年前還在北京游蕩，聽說武漢大學的魯西奇教授要調到廈門大學歷史系去了。聽聞這個消息，自然為母校得一良師而高興。沒想到后來有機會在廈大認識魯先生，頭一次見到他大概是在歷史系的讀書會上，那天晚上討論的是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后來對魯老師有稍多一點的了解，感佩之余不由得心生敬意。在廈門期間一直想去拜訪他一次，但終究沒有登門，一來擔心打擾他，二來自己的狀態也不很好。

        慚愧得很，魯先生的書我讀得不多（這應該也是我不敢造訪的一個原因）。初次讀到《中國歷史的南方脈絡》（收入《人群?聚落?地域社會：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嘆賞之余卻又無從置喙。這不能說是一篇十分成熟的論文，但我覺得無疑是一篇充滿了ideas的大文章，元氣淋漓。這回重讀，仍然歡喜。

        前不久去信約魯先生做個小訪談，結果兩個小時后就收到他的回復和答案。但有些回答顯然過于簡潔了，就另外約他電話做個補充性的訪談，同時借機向他請教別的問題。雖然隔了七八年沒有聯系，但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依然熟悉，就像小時候很喜歡吃的麻糍粿，綿柔，溫暖，所謂親切大概就是這種味道吧。這一通電話給我帶來的愉悅恐怕超乎他的想象。

        對于我的問題，魯老師的回答條理清晰，基本上直錄下來就是一篇文章。在電話里解釋“學問須于不疑處有疑”對他的影響時，他把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寫戴震的那段話幾乎完整地背了下來。這距他初次讀到該書時，已有三十多年了，確然可證印象之深、影響之大。

        魯先生是一心撲在學問上的勤學苦學之徒，低調到他的不少老同學最近才從澎湃新聞得知他在廈大教書，致電問候讓他“有些不習慣”。西方學術界有句老話，學者最大的榮譽是姓名能出現在其他學人著作的腳注里，而不是媒體頭條上。毋庸置疑，魯西奇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學者。

 

        澎湃新聞：您正在讀什么書？（可以不止一本，不限體裁）

        魯西奇：正在讀印度學者室利?阿羅頻多的《薄伽梵歌論》，徐梵澄先生的譯本。讀得很吃力，堅持著，快啃完了。

        澎湃新聞：您最喜歡（或對您影響最大）的歷史書？為什么？

        魯西奇：梁任公的《清代學術概論》。“學問須于不疑處有疑”一語，對我的學術路徑影響很大。

        （澎湃新聞：那能否稍微展開談一談？）

        《清代學術概論》里面講到戴震的故事。戴震在私塾念《大學章句》時問他的老師：“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老師說這是朱子說的啊。戴震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

        梁任公解釋說，這個故事“非惟可以說明戴氏學術之出發點，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接著，梁任公總結道，“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眾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既得間，則層層逼拶，直到盡頭處；茍終無足以起其信者，雖圣哲父師之言不信也。”

        大概是80年代前期大二下學期讀到的，一直記得讀到最后這句話時非常激動。那時候讀到這個話是顛覆性的，因為當時我們面對的“圣”是馬克思、毛主席啊，“哲”是大大小小的思想導師，那時候還充滿了對父祖輩、對導師的敬畏。也就是從這里開始，通過讀書，我慢慢形成了對社會的看法。不僅僅是做學問，同時也一直以質疑的態度去看待現實世界。這對我來說是根深蒂固的，對于我是非常有意義的。

        （澎湃新聞：我了解到您和陳勤奮合作過一本王國維傳。王國維對您應該影響也不小吧？）

        王國維學術本身對我的影響，最主要的還是實證方法。從閱讀王國維開始，我逐漸關注地下出土的材料，也關注歷史與田野調查的方法。也是受王國維的啟發，把二重證據慢慢擴展為三重證據，乃至多重證據。這是后來跟華南學者接觸來往，受他們影響的一個契機。但這個契機的根源在于從二重證據法走出去。

        要說王國維對我個人的影響，在性情方面，是立足于懷疑，或者說是一種對人的能力的不信任的悲觀，這對我影響很大，我一直沒有從這里面徹底地走出來。

        澎湃新聞：您最得意（或印象最深）的論文是哪篇？為什么？

        魯西奇：最得意的，如果是說我個人的論文的話，沒有。我自己滿意的文章有幾篇（不多，三四篇吧），但讓我感覺得意的，一篇都沒有。

        印象最深的，如果只舉一篇的話，那是吳于廑先生的《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1980年代初，我念本科時，曾有機會聽吳先生演講這篇論文的內容，留下深刻印象。后來，曾多次讀這篇論文，對我把目光放開到世界歷史范圍內，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聞：那能否說一兩篇您比較滿意的論文？）

        我想想……那就說兩篇吧。一篇是《釋“蠻”》，發表在《文史》上，我覺得還過得去。一篇是《“層累、匯聚地造成的”先秦越國歷史——關于越國歷史敘述的史源學分析》，發表在《歷史人類學學刊》上。其實我自己滿意的論文真的不多，這倒不是謙虛。這只是朝前走的一個準備。

        澎湃新聞：您最喜歡（或尊敬）的歷史老師是？

        魯西奇：已經過世的武漢大學石泉先生與李涵先生。他們是我的授業老師。他們不僅引導我進入歷史研究領域，教會我謀生的方式，更讓我學會了做人，以及怎樣做一個老師。

        （澎湃新聞：在武大二十多年，對您的影響應該是非常大的。）

        應該說，我的學術風格、研究底子和基本信念這三個方面，都是武大歷史系培養的結果，如果說影響，可以說是根本性的。知識的積累、學術基本方向的奠定、方法的摸索都是在武大完成的。我自己開始獨力地做學問，大概2001年前后可以劃一個界線。之前呢，是繼承老一輩的學術路向和研究方法，以學習為主；之后我開始自己摸索，逐漸走出武漢大學學術的影響，更多地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要說武大的影響的話，首先最基本的當然是受到歷史地理方面的基本訓練，是跟石泉老師學的。第二塊呢，自然是中古史方面的訓練，主要是漢魏六朝，綜合了武大歷史系中古史研究的傳統。另外一塊是吳于廑先生的世界史，吳先生非常有蠱惑力，他的演講、他的文章都特別好，促使我把眼光超出中國的范圍，這也是很重要的。在武大，我還跟哲學系的老師來往，跟西哲、中哲的一些老師，都有比較多的交流，有很多潛移默化的影響。

        澎湃新聞：您為什么選擇歷史學作為職業？

        魯西奇：我進武漢大學讀歷史系，是我的中學班主任丁勁松老師做的主，他最喜歡歷史，還喜歡珞珈山。后來繼續讀研究生，是武漢大學歷史系彭雨新先生（走了20年了）建議的。我一直是一個好學生，聽老師的話，一步步地，就把歷史研究與教學，作為自己職業了。似乎不曾有過選擇。

        澎湃新聞：在您去過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當中，最喜歡哪里？

        魯西奇：甘南，拉卜欏寺。這個我不陳述理由。你慢慢熟悉了就會理解。

        澎湃新聞：如果讓您選擇，您最向往歷史上哪個時代？為什么？

        春秋晚期至戰國早中期。那是個思想的時代。戰國晚期就不那么向往了，我不可能在那個時代活下來。

        澎湃新聞：要是您有機會和三位歷史學家（無論在世與否）共餐，您會選擇誰？為什么？

        魯西奇：還是在世的吧。不在世的先生，過幾年我再去和他們一起吃飯吧。

        李伯重先生。我想和他聊聊社會科學方法與人文學方法。

        蕭鳳霞老師，好幾年不曾聽她講人類學了。

        劉家和先生，快有十年不見劉先生了，很想念劉先生。

        澎湃新聞：您有什么珍藏的歷史讀物嗎？搜集跟歷史有關的物品嗎？

        我收了一點漢代畫像磚石的拓本，以及明清水利碑石的拓本，不多。

        澎湃新聞：對于希望以史學研究為職志的青年學子，您有什么建言？

        魯西奇：如果可能，最好放棄這個想法。如果不能放棄，那就好好下功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