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永城籍貨車司機張高興夫妻，在民權縣羅莊超限站喝農藥自殺事件，最早由微博網友王金伍曝出，媒體追蹤報道后，引發關注。

        王金伍曾是一名貨車司機，現是一名交通法律顧問。

        近十年來，他針對公路“三亂”（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狀告的公路執法部門遍及河南、陜西、湖北等省份，為自己和他人維權保守估計數千件。

        張高興事件已非近年來首例貨車司機自殺事件，為什么會不斷出現這種情況？澎湃新聞與王金伍進行了對話。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得知張高興夫妻服毒消息的？

        王金伍：是我的微信好友告訴我的，很多貨車司機都加了我的微信，運輸中遇到問題，會打電話向我咨詢或反映。

        澎湃新聞：近幾年，貨車司機自殺在增多？

        王金伍：這個沒有權威數據，但被報道的越來越多。遠的不說，2013年11月14日，河南永城女車主溫麗不堪重罰，服毒自殺；2014年3月25日，廣東惠州一司機超限被罰，服毒自盡……

        澎湃新聞：為何類似事件不斷出現？

        王金伍：像永城的案子，當時也引起相關部門的注意，說要整頓，可是沒有什么效果。這些車主難道不知道自己的命只有一條嗎？不是，都是被迫的啊。類似事件不斷出現，最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出臺能從根本上解決現實問題的措施和長效機制。

        澎湃新聞：為什么貨車司機會選擇超載？

        王金伍：不超載不超限能賺錢嗎？你要是司機，也得養家糊口啊。貨車的載貨標準由5個部門管理，認定標準不一，各有各的標準，遵守公路法，但是違反交通安全法；遵守交通安全法不超載，收費站的收費標準高于行駛證且各省收費標準不一樣，按行駛證的標準不超載，按目前市場運價賠錢無疑，因需要支付高額過路費。比如，一臺6軸貨車從河南到北京，按照路政允許車貨總重55噸，除車輛自重能運載38噸貨物，但是按行駛證標準最大許可車貨總重46噸，才能運貨約29噸，而收費站的收費則對此車型的收費起步標準有49噸、48噸、55噸不等。不超載不賺錢是肯定的。

        澎湃新聞：罰款對貨車司機造成的壓力如何？

        王金伍：很大。因為多頭管理，罰款的地方太多。超載超限實際上是關聯行為，超載是交警部門的說法，超限是交通路政部門的說法，城管部門稱呼這個為超重行駛，運管部門叫超越許可，而收費站叫超限運輸車輛行駛公路。

        許多部門有管理權，卻遵循著不同的標準。交警部門按行駛證執法，最高罰2000元，路政部門按車軸認定超限執法，最高罰3萬。其中四個部門有罰款權、一個部門有收費權。所以呢，很多貨車司機會常年開一條路線，這樣就知道哪里會罰款，心里就有底了。

        澎湃新聞：造成現在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王金伍：都是因為錢啊，因為與利益掛鉤，涉及的利益方很多。去年河南永城案以后，交通部提出要整頓3個月，但結果還是越來越亂。之前我在央視二套做節目，就說這個整頓簡直是笑談！就拿收費站來說吧，這些年雖然撤銷了很多，但是轉眼就增設了超限站。

        澎湃新聞：為何有些貨車司機會選擇自殺？

        王金伍：一輛大點兒的貨車要40萬，多會采用分期付款或借錢來買。車主每個月都要向銀行還錢，像張高興夫婦，當月沒掙錢還面臨巨額罰款，銀行那邊又在催款，壓力怎么能不大呢？張高興夫婦選擇自殺，是走投無路了。

        不過，也有車主以死來威脅執法，例如坐在辦公室要喝藥，來減少罰款，我對這個是不贊成的，違規的罰款我們要維權，但是不能這樣威脅執法。

        澎湃新聞：車主有哪些途徑可以維權？

        王金伍：途徑很多，但是難啊。

        首先是法律途徑，車主可以采用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可是大家不懂法，打官司難啊，難逃地方保護和司法不公的怪圈。別說普通車主了，我維權這么多年 ，都不斷遇到障礙。上次去南京為一名司機打官司，我作為法律顧問和代理人過去，但當地中院不承認我的身份，要我出具作為代理人的勞動合同，這就是所謂的設置障礙。為什么沒有要求我們起訴的對方出具相同的勞動合同呢？

        其次是向上級主管部門投訴，但向父親投訴兒子，難啊。那些來找我的車主，都是實在沒路走了，到處碰壁維權無門。

        澎湃新聞：你為自己和他人維權這么多年，有什么感受？

        王金伍：唉，執法部門不依法，你讓貨車司機去守法根本無從談起。如果執法部門違法的行為能得到貨車司機和車主的集體抵制，一定能夠改變的，大家都麻木了，交錢了事，怎么會好呢？我還是建議貨車司機一定要自己學法，只有懂了才能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

        澎湃新聞：從根本上解決超載問題應該怎么做？

        王金伍：首先得解決多頭管理、重復交叉管理職責不明、標準不一的問題。聯合治超實施以來，罰款的收入沒有進入國庫，而是進入地方財政預算外收入，形成靠罰款養隊伍，靠收入定支出的畸形、錯位管理。要想徹底改變超限難治的局面，必須是執法部門權責分明，各負其責從源頭管理，隔斷執法與利益鏈條，統一執法標準。

        澎湃新聞：你怎么看待民權縣對張高興事情的調查、處理？

        王金伍：現在只是初步調查結果，只是對相關人員做出了停職檢查，案件還有許多疑點，需要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