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的迷霧還沒有散去，一場數百人參加的長街宴在云南省金平縣小翁邦村的巷子里已經開始。

        這場宴席，是為13歲的姑娘劉蕓準備的。她將在這天出嫁。

        上午9點半時，宴席已接近尾聲，隨著一陣“噼里啪啦”的鞭炮聲，穿著大紅色婚服和紅色高跟鞋的劉蕓被16歲的丈夫刁靠聞背上了婚車，她將要被接到兩公里外茨通壩村的婆家。

        無論是長相，年齡，還是簡單的結婚流程，幾乎看不出來這是他們大喜的日子。

        只有在兩公里的歸家途中碰到的兩座橋上，刁靠聞背著劉蕓過橋時，才讓人看出這是在娶新娘。不過，劉蕓的高跟鞋顯得有點大，丈夫背她過橋時高跟鞋會掉落在地。

        像刁靠聞、劉蕓這樣的少男少女結婚，在地處中越邊境的少數民族山區金平縣并不是孤例。

        金平縣副縣長普紅芬11月25日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表示，早婚早孕的現象代表不了整個金平縣就是“早婚縣”，政府一直力圖扭轉此現象進行“控輟保學”，杜絕輟學和早婚，“從法律角度說，最多也只能算是非法同居，沒到法定年齡，領不了結婚證”。

 輟學

        鄉道七拐八彎，三三兩兩的摩托車也不時呼嘯而過，這些鄉間的“追風少年”載著他們心儀的姑娘，穿梭于來來往往拉香蕉的大貨車之間。這種情景在紅河州金平縣者米鄉會常見。

        16歲的刁靠聞在不久前花1600元，也買了一輛9成新，看起來有點像賽車的摩托。起步時，他會特意轟兩下油門，摩托車就會怒吼起來。他從茨通壩村的家中開出，目的地總是兩公里外的小翁邦村。

        摩托車的后座，屬于小翁邦村13歲的姑娘劉蕓。2014年6月份，在一場朋友聚會的酒場上，倆人相識，刁靠聞對劉蕓展開了追求，“發短信，打電話，騎摩托車去接她。”隨即，倆人開始出雙入對。

        其實，刁靠聞沒有讀完初中就去深圳打工，劉蕓甚至連小學都沒有畢業。

        者米鄉中學副校長劉向東說，每年者米鄉都有輟學的，每次都要去勸返，“今年已經勸返了8個”。

        作為基層教育工作者，讓劉向東為難的是勸返有一定難度，“首先家里的不重視教育，不管不問，孩子就連家里的（都）管不住，我們去時避而不見。”

        金平縣分管教育的副縣長普紅芬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認為邊境地區、少數民族聚集區，意識觀念落后的現狀下，輟學勸返確實是一個困境。“拿義務教育法來說，對不完成義務教育的家庭，處罰主體不明確，也沒有處罰度，還沒有強制性，法規偏軟，基層實行難度大。”

        盡管這樣，上級主管部門和學校還是簽訂《控輟報學目標責任書》，旨在杜絕輟學。者米鄉鄉黨委書記茍云川告訴澎湃新聞，者米鄉在整個金平縣“控輟保學”排名靠前，“完學率第一。”

        雖然學校的老師們擔心，政策的執行者們為難，但正如劉向東所言，刁靠聞的父親認為，“學太多在這里也沒有用，能識字，會算賬，能種香蕉和橡膠就夠了。”

        由此，刁靠聞的哥哥刁靠山，也同樣沒有讀完初中。20歲的刁靠山，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不過，他已經離婚了，“（媳婦）不知道跑哪去了，娘家也沒有，不回來了，已經離婚了，女兒給她了。”說話時，他笑的很靦腆，似乎有些害羞。

        11月23日這天，刁靠山剛把3歲女兒的戶口，遷移到了孩子的外婆家。

結婚

        香蕉和橡膠正是村民們的收入來源，像刁家一年收入10萬元左右，在村里處于中等水平。但刁靠聞和劉蕓他們還不會割橡膠，生活支出主要靠父母。

        9月份時，劉蕓第一次被刁靠聞帶回家見父母時還很緊張。不過，很快她就從小翁邦村的家里搬到了茨通壩村的刁家，開始算作刁家的人了。

        11月22日，他倆到勐拉鄉買了大紅色的婚服，又租了一套婚紗，準備著3天后的婚禮。

        早在他倆把結婚的想法給父母表明，長輩們欣然同意，他倆儼然就是一對“小夫妻”。不過他倆的確還像孩子，都喜歡看動畫片，一個喜歡《熊出沒》，一個喜歡《喜羊羊與灰太狼》。

        11月25日早上8點，晨霧還沒有散去，小翁邦村里已經開始了數百人的長街宴。女兒出嫁的這天，自劉蕓3歲就已離家的她的母親也出現在前。

        母女倆沒多少交流，倒是十多年來跟劉蕓相依為命的80多歲的奶奶不停在抹淚。“她3歲那年，媽跑了，8歲那年，爹又病死了，命苦。”奶奶哽咽著說。

        此時，化妝成新娘的劉蕓不時穿梭在各個席間招呼前來道賀的親朋鄰里。

        宴席快結束時，她用一片紅布戴上了蓋頭。

        上午9時30分許，隨著一陣“噼里啪啦”的鞭炮聲，劉蕓被丈夫刁靠聞背過了橋，再放到婚車里，從小翁邦村向茨通壩村開去。她的紅色高跟鞋顯得有點大，會不時地掉落在地，同樣輟學、只有12歲的伴娘會撿起來再給她穿好。

        茨通壩村這邊，鄉鄰們烹雞宰豬，等待新人的到來。當婚車到達時，沒有撒花，也沒有歡呼，寥寥幾聲鞭炮過后，刁靠聞就把劉蕓背進了洞房。

        然后，一對新人開始收拾布置他們的洞房。親人們開始搭鍋生火，準備又一次長街宴，招待鄰里鄉親。這就是這對少男少女的婚禮流程。

 生子

       “像他們這個年齡結婚的，今年已經是第11對了。”刁家的鄰居羅藝說。

        羅藝14歲，她跟18歲的丈夫陶濤已有了孩子，孩子在11月23日剛滿月。

        2014年年初，羅藝跟同學陶奇等聚會喝酒，陶奇的哥哥陶濤也一并前去，認識了羅藝，并追求她。

        跟刁靠聞、劉蕓一樣，陶濤和羅藝也是一個初中輟學，一個小學畢業。“我讀到初一就不想讀了，學習成績還可以，班里四十多人能考第四名，就是不想讀。”羅藝說。

        很快，羅藝懷孕，倆人就此結婚。

        “一開始她家不同意，說太小了，后來我們家的去說，慢慢就同意了。”陶濤說。

        不過羅藝也有后悔的時候。結婚后，一次她跑回娘家哭，“我覺得確實還小，懷孕也害怕。”她說。

        對于初一的同學，變成了自己的嫂子，陶奇說一開始他還不知道，后來知道后覺得挺別扭，“一開始叫嫂子不習慣，現在好了。”羅藝也說，“剛開始叫時，挺怪的，不適應。”

        陶濤說，他弟弟也想結婚了，結果給他父母說時沒有取得同意，“我媽說，你哥哥剛結婚，你等一年。”羅藝也說，“農村倆兄弟的結婚要分家，我們還是想在一起多呆兩年。”

        三人的感情似乎不錯，平常在一起就看電視也不會相互搶臺，“一般看的都是湖南臺，愛情片多。”陶濤說，接著他話鋒一轉，指著陶奇說，“他女朋友多，有五六個”，說話時和羅藝笑的合不攏嘴。陶奇馬上否認說，“沒有那么多，有過3個，現在沒有了。”

        即使有了孩子，陶濤和羅藝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大人還是孩子。陶濤覺得，一天沒什么事可做，就在家里打打游戲，出門打打牌，生活來源完全靠父母支撐，對于“到底是大人還是孩子？”這個問題，他不確定地反問澎湃新聞記者，“還是孩子吧？”羅藝則說，“孩子也不是孩子，大人也不是大人，過渡吧，很難定義。”

        在孩子出生后，陶濤出門打撲克的幾率小了，羅藝會管著他。“吵架就是因為他出去打牌時間太長，現在也很少出去了。”羅藝說。

        11月23日下午，剛滿月的孩子，被奶奶一手抱著，一手用剃須刀蘸水刮去了胎毛，可能是因為疼痛，刮到后來小嬰兒哇哇哭了起來，羅藝馬上逗哄，孩子又止住了哭聲。

        他們的孩子出生在金平縣人民醫院。11月27日，澎湃新聞記者來到金平縣人民醫院產科時，醫護人員稱，目前產婦有一半是20歲以下，其中一份產婦登記信息顯示，年齡最小的一名是17歲。

困境

        無論是刁靠聞和劉蕓，還是陶濤和羅藝，他們似乎都不愁生活。對于未來的日子，他們除了外出打工外，再無其他規劃。

        就連他們沒到法定年齡，無法申領結婚證，他們也是心知肚明，但也坦然處之。

        當地21歲的姑娘黃瑩稱，一般都是到了法定年齡再去領結婚證，甚至出現和父母同一天拿結婚證的現象，“有的寨子里，結婚了的父母之前沒有結婚證，小的領結婚證，大的也去，一起領了。”

        像黃瑩的年齡，是村里為數不多的“大齡剩女”。她說，家里的父母催，自己也談朋友，不過并不著急，“就是比我小的都結婚了，出去我還單著，壓力大，但我想結婚早了也不好。”

        11月23日，當地媒體《紅河日報》報道稱，“早婚縣”、“早婚村”的說詞是對當地人的“矮化”。根據《紅河日報》的報道，澎湃新聞記者找到這里時，村民們并沒有“被矮化”的說法。

        村民們覺得，這跟民族習俗、生活習慣及父輩們的影響有關系，在當地司空見慣。當然，根據澎湃新聞的調查，并不是所有的金平縣人都是早婚、早孕，像黃瑩這種想法的也有不少。

        “從法律角度說，最多也只能算是非法同居，沒到法定年齡，領不了結婚證”。金平縣分管教育、民政、衛生、計生的副縣長普紅芬說。對于有媒體所稱的“早婚縣”、“早婚村”她覺得并不客觀，“這種現象是有，但現象代表不了一個縣、一個村，突然扣一個帽子，這是不負責任，有事說事可以，但這樣的結論也不應該由媒體來下，要定這樣的名稱也應該由上級政府部門。”

        普紅芬坦言，此前金平縣這種現象更嚴重，因為地處中越邊境，既是山高路不好的山區，又是少數民族聚集區，多達9個少數民族，這種現象多發生在苗族和傣族，“上一輩沒受過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意識觀念落后，有讀書無用論思想，對孩子的教育就不重視。”

        普紅芬告訴澎湃新聞，近年來為扭轉這一情況，投入的人力物力力度較大，通過宣傳教育、鼓勵獎學等方式達到“控輟保學”的指標，使得情況改觀，“今年全縣勸返了200多名初中生，100多名小學生。”

        但實際具體操作起來，基層的政策執行者有難度。“像沒領結婚證就生了孩子，有些流失在外，回來才發現生了孩子，不好把控，他又不是超生，計生也沒辦法。”普紅芬說。

        由于領不了結婚證，孩子也上不了戶口。普紅芬稱，這只能從人道主義出發去關懷孩子，但遺漏社會管理登記，享受不到新農合醫保，“這個問題涉及公安、民政、計生、衛生等各部門，一個流程走下來得半年，又沒有可參考的法律依據，國家也在研究處理，我們為這個事也頭疼，只能宣傳教育，對完不成任務的書記和鄉長還會罰款。”

        （文中不滿18歲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