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老百姓守法是任何國家都在做的，而要求公權力也守法是現代法治國家的要求

        11月23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院長凱原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季衛東在深圳福田區人民法院開講，以《中國法治的理念與現實》為題，指出這次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專門討論法治問題，對中國未來30年發展具有標志性意義。他認為，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都需要把憲法作為基礎，并通過梳理1954年憲法體制變遷的過程，分析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對憲法的尊崇和價值體系、指出未來法制結構將是以憲法為頂點的一元化法律體系和規范效力的金字塔結構。

        兩個多小時的演講圍繞對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解讀，關鍵詞是：改變。

        例如在價值體系上，《決定》強調憲法是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表達。從原來強調階級意志轉向強調共同意志，強調其民主性。另一個是強調理性主義精神。因為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煽情主義的氛圍是非常濃的。《決定》中強調理性主義、強調科學性這個方向非常明顯。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有一點：《決定》強調“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條件。在法學理論上良法、惡法之分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區分，但在我們過去的歷史上，在正式的、權威的話語體系中沒有這樣的區分。當我們提出良法的時候，必然會有劣法、惡法，所以才會有“提高立法質量”，才會有“每一項立法都要符合憲法精神”這樣一個要求的提出。

        在法律的結構上，《決定》進一步重申：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不得享有超越憲法的特權。現代法治與傳統法律秩序的一個根本區別，就在于現代法治要規范和約束公權力。要求老百姓守法是任何國家都在做的事情，而要求公權力也守法，跟老百姓一樣共同守法，這是現代法治國家的要求。四中全會《決定》明確地提出了這一點，而且規定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這樣，一個以憲法為頂點的一元化法律體系以及規范效力的金字塔結構似乎隱約可見。

        季衛東教授還提到了“中國特色”。他理解很多年輕人或學者可能會對此有一種批判的聲音，“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原有的秩序還真的非常有特色，如果不能透徹地理解、把握它，就未必能夠很好地把握這次依法治國的機遇。”

        他舉例中國講法律，“情不離法”是法律體系中的內容。而西方同樣有情理，同樣有社會規則，但是它沒有進入法律體系之內，沒有成為審判的一個規范。我們不一樣，法官在判案的時候必須要考慮情理，考慮這些禮儀等等。所以，中國的法律規范是多元的結構，通過法律來進行整合的時候會遇到困境。因為法律規范不統一，法官要在不同的規范中來回比較，還要跟當事人討價還價。。

        在這個情況下，中國要靠什么整合呢？依然靠權力：一元化的權力。所以，多元化的法律、一元化的權力，這就是中國的國情。在西方我們可以看到，三權分立，權力是多元化的——通過這種方式來防止權力過于集中、防止權力被濫用、防止權力腐敗。當權力之間打架的時候，就按照法律來進行整合。“而中國在沒有形成法律共同體之前，是很難進行分權制改革的。如果改革，可能出亂子。但是反過來，如果你認為只有當對權力進行制衡，分散它的分配配置的時候，才能夠有效地防止腐敗，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要形成一個法律共同體。”

        季衛東教授認為，中國的法律在逐步地走向統一化，它將來有可能成為中國社會整合的一個機制。“在這個意義上，法律家、法學家任重道遠，所以我說未來30年有可能是法學家的時代。”

“新工人”規模龐大卻失語，“新窮人”從微博到紙媒異常活躍

        《開放時代》2014年第六期推出專題“公民社會VS人民社會”，其中汪暉的長文《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引發關注。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汪暉教授近年尤其關注勞工問題，他作為政協委員，曾于今年“兩會”期間提交了涉及勞動合同和工會等內容的提案，得到由住建部協調人社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國總工會的聯合答復。

        文章分析了新工人和新窮人兩種群體的形成和相互關系。

        破產的或瀕于破產的農民、處于無產階級化過程中的工人及遍布第三世界農村和城市貧民窟的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人群——這是傳統的窮人概念。而冷戰之后在金融全球化的支配下，隨著影響整個世界的新工業化過程及信息技術發展，新的國際勞動分工形成，“新窮人”出現了。中國新窮人的主要部分是所謂農民工群體，即依托于城市—沿海的工業及服務業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鄉村的被分配土地的、脫離了農業生產的流動群體，而不純粹是傳統的農民或失地農民（如雇農、流浪漢或像生活在城市貧民窟里的拉美或南亞貧民那樣的失地者）。 

        汪暉引黃宗智的最新研究，指出傳統的“工人”與“農民”范疇已經不適用于當代中國的社會實際。今天中國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是半工半農、亦工亦農的農村戶籍人員。他們大多處于勞動法律保護的范圍之外，被認作為臨時性的“勞務”人員，他們的生活狀況和真正的中產階級懸殊，幾乎屬于兩個不同世界。他指出“新工人”群體是資本主義世界工廠形成過程中的階級關系、城鄉對立和區域分化的產物。較之20世紀的工人階級，新工人群體的人數與規模要龐大得多，但這一群體在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卻幾乎沒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們究竟是一個階級還是階層至今仍然是學者們爭論的問題。

        新工人與新窮人這兩個群體共同構成當代中國的“窮人”這一概念的兩面。

        為什么在觀察新工人群體的同時，需要討論“新窮人”群體的角色與命運？汪暉的解釋是：無論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還是在工業社會出現之后，劇烈的社會和政治變遷的動力并不僅僅是由生產領域的勞動者——傳統農民或近代產業工人——推動的，而是在兩個或更多領域的“下層”之間的相互滲透和激發造成的。

        并且，在政治和文化領域更為活躍的，是所謂“新窮人”：他們與一般農民工群體不同，他們是一個內需不足的消費社會的受害者。他們通常接受過高等教育，就職于不同行業，聚居于都市邊緣，其經濟能力與藍領工人相差無幾，其收入不能滿足其被消費文化激發起來的消費需求。除了物質上的窘迫，學者們也常用所謂“精神貧困”、價值觀缺失等概念描述這一人群。這一群體還是新興媒體的積極參與者，顯示出較之新工人群體強烈得多的政治參與意識和動員能力。從微博和各種網絡傳媒直至紙面媒體，“新窮人”都異常活躍，其話題遍及各個社會領域。

        在談論未來的可能性時，汪暉認為“重新政治化”是一個必要的選擇，但究竟在怎樣的基礎上、以何種形式“重新政治化”呢？“真正的問題既不在于用政治正義的命題或重申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的教條去替換法律正義，也不在于需要尋找法律正義與政治正義之間的銜接之道（這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于如何重新界定政治正義的問題。 ”

【本周言論】

系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

        有這樣一種趨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勢頭，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增強。馬克思主義者常常處于守勢，處于被動地位，甚至失掉話語權。右的勢力越來越猖狂，矛頭直指共產黨、黨的領袖和社會主義制度，達到肆無忌憚的程度。有人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發表漢奸言論，稱汪精衛為“真正的英雄”，把愛國主義者稱之為“愛國賊”。我們有些思想陣地并不鞏固，甚至在一個一個地丟失。高校的問題應當引起高度注意。有些高校教師可以在講堂上公開發表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的言論，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只講西方的。這樣下去，很危險。歷史經驗證明，出事往往從高校而起。

        ——中國社會科學網11月24日轉發紅色文化網的署名文章《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一些看法》，作者逄先知系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11月2日，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中國政治學學會科學發展與政治和諧專業委員會在京舉辦掌握意識形態斗爭主動權理論座談會，專家、學者20人參會，此文是逄先知在會上的發言。

                         

        不時有人提出，中國的人大政協應多有些真正的工農代表，那么文化領域呢？新中國初期，是有過高玉寶那樣樸素的作家的，他寫小說時連很多字都不會寫，不得不用一些符號代替。但他沒有被嘲笑。

        不久前文藝座談會邀請周小平、花千芳參加，一些人不服氣直到今天，實在是過頭了。有人神神秘秘說“這是政治”，像是發現、道破了什么。官方挺周、花本來就有政治寓意，這是明擺著的。他們身處基層，熱情樂觀，勇于在互聯網復雜的輿論場上弘揚認同國家的正能量，國家不挺他們，莫非要挺連國家和他們這些愛國者一塊兒罵的那些人不成？

        ——環球時報本周發表署名單仁平的文章《泥腿子花千芳值得“高端寫手”尊重》，評論網絡作家花千芳日前當選遼寧撫順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惹爭議一事，認為花千芳至今仍在種地，是寫字者中少有的真正農民，對他這樣的網絡作家，喝墨水多的、有條件以“斗素養”為樂的“高端寫手”們，應當給予特殊的尊重。

        如果說，廣場舞給了過去沒有機會表現自己的女性一個登臺亮相的機會，那么，這些女性正利用這個機會盡情展現自己。對她們來說，有了廣場舞，生活不再僅僅是家庭里的那些干不完的瑣事了，不只是看孩子洗衣服。她們也可以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追求了。從這個意義上看，廣場舞有助于心理建設。

        有記者問一位年過七旬的廣場舞大媽：您舞跳得很美，有沒有什么秘訣？這位大媽說：你沒想想，為我們伴奏的是國內一級樂師、為我們伴唱的全是大牌明星，這舞要是跳不好，你對得起宋祖英還是閻維文？

        ——人民日報海外版今天11月28日用半個版的篇幅討論廣場舞：誰說漢族不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廣場舞的風靡改變了這一印象。文章稱，廣場舞受追捧，關鍵在于滿足了大量城鄉民眾的精神需求。文章同時表示，《小蘋果》《狼愛上羊》《新貴妃醉酒》……借助于流行音樂這個超強推手，廣場舞愈加繁榮，又推動了流行音樂的普及，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日本影星高倉健。

        小時候，滬上常有家境好的孩子動輒拿了家里的好東西送人，換取友誼。高倉的饋贈竟使我想起那些小孩，想到時，自知不敬。我想起他致送寶劍的一幕，顯然高倉十二分享受襲擊般的饋贈；他又顯然羨慕著別人的母親與兒女，以至非要強行送禮才能安頓他的溫柔。看來他在銀幕上無數義氣凜然的片刻，并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長的演藝久已進入他的日常，他要在過于孤獨的晚歲——就像他老是形單影只的角色那樣——時時找尋自己的俠骨柔腸。

        ——《南方周末》11月27日刊登陳丹青紀念高倉健的文章《高倉這個孤獨的老頭》，講述作者與高倉健的交往回憶。日本著名演員高倉健11月10因病去世，享年83歲。

        2009年德國時任外長韋斯特韋勒訪華，曾問道：“余華先生，我聽說你的作品帶有強烈的批判性。那么，你為什么在你的國家還非常受到認可呢？”余華說：“很簡單，因為我們的政治家跟全世界的政治家一樣，都不讀小說。”

        ——11月24日出版的財新《新世紀》刊登王競的文章《親愛的余華》，記錄余華11月的歐洲行，如此提到。

        在一間黑暗空曠乏味的房子里待久了，無意間發現了一扇塵封的窗子。然而，你還來不及對那景色發出一聲贊嘆，那扇窗卻被關閉了。為了那一束光亮，一幅風景，我們付出了不是正常人生該付的代價。我不后悔。人生的坎坷與平坦，生命的精彩與黯淡，就在那扇窗子一開一合之間。

        ——《半生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