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華東師大特聘教授楊奎松在復旦大學星空講壇開講，題目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道路選擇問題”。講座未開始，教室里便已擠滿了人。楊教授先談起近年來頻頻見諸媒體的中國游客“不文明”亂象，他提出：為什么有“中國人不文明”的說法，當下中國人的“不文明”行為該如何解釋？是中西文化形態上的沖突，還是文明發展程度上的沖突？

        楊教授認為，今天大家看到的這種“不文明”的問題，絕不是亨廷頓講的那種“文明”的沖突，而是不同社會發展程度所帶來的人的觀念意識習慣差異問題。所謂“不文明”形成的原因，簡單說來，就是農業人口對城市公共生活方式的嚴重不適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人口從原先的百分之十幾一路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以上，急速擴張的城市化使大批農民成了市民，無論是適應國內城市生活方式，還是適應境外更現代的城市生活方式，都需要時間。問題是，當下中國人多數還處于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的過渡時期，多數人缺少“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公共意識，包括法治觀念。

        “因此，這樣一種‘文明’的概念，更多的是指一個人的公共意識水平的問題。從傳統的‘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小農生活方式，到遵守現代社會共同的規范、法律，養成在利他的基礎上利己的觀念意識，一個‘文明’的人和一個‘文明’的社會都要依賴于習慣的養成。而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一代人很難實現，可能要兩代、三代人，還需要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逐漸完善的法治的社會為基礎?！?/p>

        楊教授說，“不文明”亂象并非中國所獨有，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國家也同樣存在。不僅西方社會同樣有一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進程，而且隨著大量移民的出現以及各國原有的因種族、族群的歷史隔閡而導致的發展差異，都使西方社會中一樣存在著文明發展程度不同，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觀念差異很大的情況。更不必說當今世界還有許多落后國家，還有很多人生活在部落社會中，或較原始的農牧業社會中，即使他們中一些人去西方留過學，有高等教育的文憑，他們往往還是會和工業社會中的人的觀念意識格格不入。當今世界一概拿現代西方社會已經達到的法律道德標準來衡量，甚至來要求所有國家、所有人，就更是容易弄出亂子來了。

理想受限于現實

        楊教授研究的是中共黨史，所以會談到諸如社會發展程度問題、知識分子觀念差異問題等，這是他研究探討各色人等在1949年中國政治重大變革關頭的不同選擇問題時衍生出來的一些思考。在《忍不住的關懷》增訂版加寫的“余論”中，他特別從理論的層面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

        楊教授相信“存在決定意識”。他提出，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人，其思想觀念總是要受到他所處時代及其條件的局限和左右的。從柏拉圖到盧梭，從馬克思到毛澤東，時代的烙印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無不歷歷可見。但是，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有一個本質的不同，就是以國民的政治認同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和普遍化。自十七八世紀歐美新型國家陸續形成后，世界各民族、各族群全部重新洗牌，先后進入到一個新建和重建國家的過程。古代那種“部分為整體而存在”的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也逐漸為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種種集體主義意識形態所替代。

        現代民族國家，本質上就是以相互平等的國民個人的共同認同為基礎的一種政治共同體。但是，在二十世紀初古代中國開始邁入現代社會之門，必須重建國家之際，絕大多數國人實際上還處于封閉的農業社會的生存條件之中。而擺在少數能夠接觸到西方啟蒙思想的知識人面前的，則是國際間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和國人在國際上被人看不起的嚴酷現實。

        何謂知識分子？一個形象的說法稱他們為“社會的良心”。所謂“社會的良心”，一方面說明了他們生存的條件，一定是現代的；另一方面說明了，“知識分子不能犬儒”。換言之，現代知識分子理當有馬克思那樣的胸懷：把研究、思考和探討人的平等、解放問題，當成自己的志業，亦即首先要有人權、人本、人性的意識，要站在關愛人的基礎上來尋找人類解放的方法和道路。

        但是，中國近現代的知識分子卻由不得他們走歐美知識分子那樣先啟蒙，再建國的道路。如果說英、美、法等現代國家的形成，都多少經歷了一個眾多國民自我權利意識覺醒的過程的話，那么在中國，這樣的程序卻不能不反過來。自二十世紀初開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半都成了“愛國”第一，“愛人”其次的政治主張者。

        楊教授舉了幾個例子：

        嚴復，中國最早的西方啟蒙思想的譯介者，他自1895年后即十分積極地譯介西方的人權、自由、法制思想，反對君主專制。然而，1905年以后，他卻轉趨保守，重新認定中國非“專制”不可救。

        比嚴復轉得更快的是梁啟超。梁接受西方思想影響比嚴復晚，戊戌變法受挫之后赴日本避禍期間才開始較系統地接受并大力宣傳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然而，1903年游美之后，他就迅速回歸保守立場，開始主張中國必須實行“開明專制”了。

        毛澤東，1919年開始涉足政治，起初也是跟著主張改良的胡適走，相信社會改造要一點一滴，從個人的修身養性做起，堅決反對暴力的流血革命。一年之后，和平改良嘗試失敗，他即轉而接受了陳獨秀、蔡和森等宣傳的俄國革命的觀點，開始主張階級革命，相信非用暴力和專政不能改造中國了。

        同樣有此變化的，還可以舉出深受英美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獨立評論》派。他們全都是英美留學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但是，1933年前后卻圍繞著如何救國的問題發生了分化。其中丁文江、蔣廷黻等一干人，轉而開始公開主張中國必須實行“新式獨裁”。

        導致中國眾多知識分子在20世紀幾度發生轉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國家命運的高度關切與憂慮。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們中許多人寧可暫時犧牲個人的利益，并且認定這也應該是全體國民應做的選擇。當然，既然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基礎是政治認同，因此，政治理念不同，知識分子們所愛的國也會有所不同。

        比如，同為自由主義者，1949年胡適選擇幫著蔣介石去維護“自由中國”；儲安平選擇留下來追隨共產黨建新中國；張君勱則既不留大陸，也不去臺灣，為堅持他的理想，寧愿去作“白俄”。但是，他們無不自認為自己是愛國者。

為什么追隨共產黨？

        新中國建國后，不僅儲安平等留了下來，不少留學國外的知識人也都選擇了回國。他們選擇的理由基本上也是一個。

        比如物理化學家傅鷹和夫人1949年時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卻毅然于1950年10月回到大陸來幫助共產黨建國。和今天講得較多的在他之后回國的錢學森不同，傅鷹最初對共產黨并不十分信任，一直到整風反右時，他還發表過不少批評共產黨干部的言論。但是，就連毛澤東也認為他是衷心擁護共產黨的，明確指示不能把他劃為右派。為什么呢？

        傅鷹在思想改造和整風運動期間不止一次地講過，他對共產黨有看法，但也很佩服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讓長期受屈辱的中國人揚眉吐氣了。

        他說，讓他最先開始看好共產黨的，是1949年解放軍渡長江的時候，竟然打了英國軍艦紫石英號。打了英國人，中共不僅不道歉，還接連發表言論痛斥英國政府，這讓還在美國的他特別解氣?；貒?，正趕上中共出兵抗美援朝，看到解放軍能把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人趕過三八線，他更是覺得痛快。再加上看到中共剛建國就能調動幾省力量去整治淮河、能夠一鼓作氣完成了許多國人空喊了幾十年的土地改革，這都讓他由衷地認同共產黨。他說：我和共產黨奔的是同一個門，都是為國家，共產黨領路領得比我好，我當然跟他走。

        另一例子是史學家顧頡剛。顧頡剛同樣有好幾年不喜歡共產黨，但逐漸逐漸就變了。楊教授在講座中舉了顧頡剛1952年、1953年、1954年和1959年的四篇國慶日記，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思想轉變的軌跡和主要原因：

        1952年國慶日記（上海）

        此次國慶節，將作終夜狂歡，局中同人有殘弱者，聞之愁絕，蓋秋夜甚涼，慮不勝也。又政府規定，多加游行之資產階級須一律穿筆挺西裝，系紅領結，婦女須穿花花綠綠之旗袍，以有外國人參觀，為表示國力富裕，故打破節約教訓，邇來社會，行為雖整，心術愈詐，蓋導之自上，實亦國家隱憂。既已切實建設，何必盡量作表面文章乎！

        1953年國慶日記（上海）

        今日所見游行隊，與昔年所見異。一，……今皆無之。二，……今亦無之。此皆轉變滑稽為嚴肅之征。

        1954年國慶（北京）日記（上海）

        今日八時半到天安門，二時退，實站立五小時半，膝頭覺僵硬矣。憶廿年前，正在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閥蓄意挑釁，在東長安街演習，汽車上大書一“戰”字，日本婦女在林中送茶，予目擊之，心痛甚，想到：“只要中國強，我死也甘心！”今日所見，中國競強矣，為之大樂！此皆黨之功也。

        1959年國慶（北京）日記（上海）

        今日為予首次進人民大會堂，其偉大崇高真匪夷所思，又首次用譯音收聽器（即麥克風），以發言者皆外賓也。此次國慶節，外國參加者八十三國，幾包盡世界之國矣，盛大哉此陣容也！

        傅鷹、顧頡剛等人為什么會有這樣思想轉變？楊教授以為大致有四個原因：

        首先是共產黨統一中國及強硬外交帶來了民族自豪感；其次是共產黨的社會改造和經濟建設猛進讓人振奮；再次是共產黨的階級宣傳和思想灌輸使知識人產生了一種原罪感（相較于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不勞而獲）；最后是“小我服從大我、個人服從國家”的愛國宣傳強化了他們的傳統道德感。

        由上不難看出，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很大程度上和他們所面臨的時代及環境的條件有關。雖然不少知識分子原來也曾經是歐美教育出來的，深具超黨派、超民族、超國家的自由主義觀念，但是，現實的國際環境和國人在國外的屈辱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他們大都成為了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皭蹏睘橄?，“愛人”其次，這是理想受限于現實的一種結果。

        當然，楊教授最后說明，這樣的情況也并非只發生在中國。知識分子究竟應該愛國在先，還是應該愛人在先，這是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發展至今困擾著許多國家知識分子的一個世界性難題。民族國家存在一天，這樣的難題也就會一直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