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耶路撒冷三千年》用600多頁文字寫盡了這座城市的3000年歷史，作者西蒙·蒙蒂菲奧里從家族和人物入手，來書寫這座圣城。書中，各種人物紛紛出場，翻書黨為大家挑選出其中幾位著名作家在耶路撒冷的遭遇。

圣墓騎士子爵

        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內（Francois-René，被方濟各會授予“圣墓騎士”榮譽稱號）說，盡管這個“弒神的城市”是“一堆垃圾”，而且“在沙漠地區一個墓地里會出現許多雜亂無章的墓碑”，但“耶路撒冷還是嚇到我了”。這個頭發蓬松的虔誠的天主教徒以一種浪漫主義的眼光注視著耶路撒冷這個破敗不堪的哥特式城市，等待“天才的基督教”來拯救它。對夏多布里昂來說，耶路撒冷越悲慘，就越神圣，越充滿詩意，而這個城市現在正處于絕望之中。

        夏多布里昂子爵一到耶路撒冷便看見大馬士革總督扎營在雅法門外，他的三千個士兵正在恐嚇當地居民。暫住圣救世主修道院期間，他還碰到了暴徒搶占修道院，并向那里的修道士們勒索現金的情況。夏多布里昂曾經佩帶好幾支手槍趾高氣揚地走在大街上，然而在這個修道院里，他卻被其中一個暴徒出其不意地逮住了，這個暴徒試圖殺死他，不過夏多布里昂掐住他的脖子，幾乎讓他窒息，從而逃過了一劫。在大街上，“我們見不到一個人！多么悲慘，多么凄涼，因為大多數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商店關了門，人們都藏在地窖里，或者撤退到了山上”。

        他隨身帶著幾支手槍，重走了耶穌曾經走過的每一步路，同時他還嘲笑奧斯曼帝國的那些紀念碑“根本不值得一看”，嘲笑猶太人“披著破布，躲在錫安山的塵土里，身上的虱蟲幾乎要將他們吃掉”。當“看到猶地亞地區那些具有合法地位的主人們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里生活得像個奴隸和陌生人”時，夏多布里昂感到無比震驚。

        在圣墓大教堂里，夏多布里昂雙膝下跪祈禱了半個小時，他的眼睛“被耶穌的墓石吸引”，被熏香、埃塞俄比亞人鐃鈸的撞擊聲以及希臘人的詠唱聲弄得有些眩暈了。

        當現實中的耶路撒冷變得衰敗的時候，想象中的耶路撒冷開始激發西方人的夢想。夏多布里昂的《從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 from Pairs to Jerusalem）奠定了歐洲人看待東方的態度，書中描寫了殘忍而又無能的土耳其人，哭泣的猶太人，以及想要收集美麗的《圣經》詩文、落后卻兇猛的阿拉伯人。這本書是如此暢銷，以至于它開創了一種新的體裁，就連夏多布里昂的貼身男仆朱利恩也開始寫作他這次行程的回憶錄。

果戈理：耶路撒冷綜合征

        1848年2月23日，一名俄國朝圣者來到了耶路撒冷，他不僅具有典型的不斷上升的宗教熱情，而且還有帶點瑕疵的天賦才華。這個人就是小說家尼古拉·果戈理，以其劇本《欽差大臣》及小說《死魂靈》而出名。他騎著驢進入耶路撒冷，為的是追尋精神上的慰藉和神靈的啟示。他已經將《死魂靈》設定為三部曲，并且正努力撰寫第二部和第三部。上帝一定是為了懲罰他的罪孽才阻礙他的寫作。作為一個俄國人，他認為只有一個地方能提供救贖，他寫道：“在我去過耶路撒冷之前，我說不出任何話語去安慰任何人。”

        這趟旅行是一場災難：他只用了一個晚上在圣墓旁邊祈禱，但是他卻發現那里充滿了污穢和粗俗。他說：“在我將我的心智收攏起來之前，祈禱已經結束了。”這個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圍山嶺的荒蕪摧毀了他：“我內心的國度從來沒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樣擁有如此少的滿足。”果戈理返回俄國后拒絕談論耶路撒冷，不過卻陷入對一個神秘牧師力量的折服，這個牧師勸服了他，讓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瘋狂地損毀了他的手稿，然后將自己活活餓死，或者至少是陷入了昏迷——當他的棺木在20世紀被打開時，人們發現他是面部朝下的。

        這種對耶路撒冷的特別的瘋狂被稱為“耶路撒冷熱”，不過在20世紀30年代，它被認為是“耶路撒冷綜合征”，是“一種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產生的與宗教刺激相關的精神代償失調”。2000年，《英國精神病學期刊》將這種瘋狂的絕望診斷為“耶路撒冷綜合征亞型二：那些來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療能力的神秘觀點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梅爾維爾、福樓拜和薩克雷

        赫爾曼·梅爾維爾在三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因三部小說贏得了名望，這些小說都是以其在太平洋上驚心動魄的捕鯨冒險經歷為藍本寫就的，不過1851年出版的《白鯨》一書卻只賣出了三千冊。與果戈理并無不同，在憂郁與苦惱中，梅爾維爾抱著能夠恢復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來到耶路撒冷，他同時還想來探求上帝的本質。“我的目標是——讓我的腦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氣，讓我成為其神秘影像的被動主體”。他受到耶路撒冷“殘破”的刺激，被其“未經激發的荒涼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們先前所看到的那樣，他為一些“瘋狂”的美國人那種“狂熱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猶太狂躁征”著迷，這些都激發了他的敘事詩《克拉瑞爾》（Cleral）的問世，該詩有一萬八千行，是美國最長的詩作，是他返回美國后在海關工作時寫的。

        梅爾維爾并非唯一一個因文學上的不如意而來東方尋求修復和慰藉的小說家。古斯塔夫·福樓拜與一個很有錢的朋友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起，在法國政府的資助下，為了撰寫貿易和農業方面的報告而開始一場文化和性愛之旅，以期從其第一部小說所遭受的冷遇中恢復過來。他將耶路撒冷看作一個“被圍墻保衛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陽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說：“可能狗會比我對它更感興趣。亞美尼亞人詛咒希臘人，希臘人厭惡拉丁人，拉丁人憎惡科普特人。”梅爾維爾也認為教堂是一個“損毀嚴重的腐朽的巖洞，有死人的味道”，不過，他認為戰爭皆起因于他所稱的“擠滿了人的新聞編輯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學交換”。

        薩克雷寫道：大多數猶太人都“生活在散發著惡臭的猶太區，該區神圣莊嚴地處于污穢之中”，每逢周五晚上，猶太人“為他們的城市所失去的榮耀而發出哭號和哀痛”的聲音便會縈繞整個耶路撒冷。

大衛·多爾，周游中的美國奴隸

        芬恩（1845年起任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嘆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認這個城市好像“對一個長期受到其他地方歡樂習性熏染的人來說像修道院一樣無聊。法國來訪者在將耶路撒冷和巴黎作比較時，除了突然大喊一聲之外，只能無奈地聳聳肩”。這當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傾向的福樓拜所期待的那種大聲喊叫，他曾這樣表述他在經過雅法門時的沮喪：“當跨過門檻時，我放了一個響屁。”即便當時“我對我肛門的那種伏爾泰主義感到懊惱”。這個喜歡性愛和吃喝的福樓拜，以在貝魯特與五個女孩進行狂歡的方式來慶祝他從耶路撒冷的逃離：“我與三個女人做愛，達到四次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飯之前，一次是在甜點之后。年輕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為他的生殖器仍因殘留未治愈的下疳而感到的疼痛——拜一個瓦拉幾亞妓女所賜。”

        特立獨行的美國參觀者大衛·多爾是來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輕黑奴，他自稱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統。大衛·多爾與福樓拜想法一致。他與主人一起來到耶路撒冷旅行，到達時，他那顆“謙恭的心”充滿了對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變了想法：“當我聽說這些無知人們的荒唐行徑后，我更愿意好好地嘲笑一番這些神圣的死尸和景點，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我離開了，從未想過再回來。”

        不過，盡管那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為，但是他們卻還是禁不住對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樓拜認為它“極其宏偉”，薩克雷感覺到“那里不僅是一個你可以參觀的景點，而且還發生過一些暴力行動、一些殺戮，一些參觀者被殺害，一些偶像被人們用血腥的禮儀崇拜著”。梅爾維爾甚至贊賞這個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壯觀”。站在金門前，注視著穆斯林和猶太人的公墓，梅爾維爾看著這個“被死亡軍隊包圍的城市”，問自己：“難道耶路撒冷的荒涼是因神靈的過度溺愛而造成的嗎？”

馬克·吐溫和“貧民村”

        一位年輕的考古學家，在穿過雅法門時驚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執行的全過程。這場處決因劊子手技術的拙劣而變得更加可怕，當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時，受害者大聲喊道：“疼死我了！”然后行刑者爬到這個不幸的人的背部，在其脊柱上來回拉鋸，就像在用一只羊獻祭一樣。耶路撒冷至少有兩張面孔和一個多重特性的混亂：閃閃發光、氣派恢宏的大廈與古老的奧斯曼城市并存，前者是由戴著木髓制的太陽帽、穿著紅色大衣的歐洲人建造的，他們很快就把穆斯林區基督教化了；而在后者那里，黑人蘇丹衛兵保護著女眷內室，看守著那些受到譴責的囚犯，那些囚犯的頭顱仍會在眾目睽睽的死刑執行中來回滾動。城門在每個日落都依然會關閉。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廢棄的土地，有一張照片（由亞美尼亞主教拍攝）顯示，圣墓大教堂周圍全是疏曠的鄉村，這兩個世界頻繁地發生著碰撞。

        被贊譽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馬克·吐溫乘著“公誼之城”號在地中海航行，他參加了一個號稱“偉大的圣地歡樂游”的乘船朝圣游覽活動，但是他卻將其改名為“偉大的圣地葬禮考察”。馬克·吐溫將朝圣視為一個鬧劇，對那些美國朝圣者的虔誠進行了嘲諷，稱這些人是“無知的異國人”。他寫道，在見到下一個“景觀”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碼真是一種放松”。當聽說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墓大教堂里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當初上帝用來造出亞當的泥土時，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說：“沒有人能夠證明污垢不是從這里產生的。”總的來說，他對教堂里那些“虛有其表，華而不實，以及俗麗的裝飾品”非常反感。至于這座城市，他說：“聲名遠揚的耶路撒冷，這個歷史上最莊嚴高貴的名字，已經變成了一個貧民村——陰沉凄涼，毫無生命地令人感到傷心——我一點也不想生活在這里。”不過，即使是這個“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給他的母親在耶路撒冷買了一本《圣經》，而且他有時還這樣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經站過的地方”。

        那些旅游者，無論是篤信宗教的還是世俗的，無論是基督徒還是猶太人，無論是夏多布里昂，還是馬克·吐溫，都很善于發現神靈曾經站立的地方，但是他們對耶路撒冷那些真實存在的人們卻熟視無睹。在整個歷史長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那些熱愛它的、遠在美洲或歐洲的人的想象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