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中國的棒殺是有傳統的。即使在中國強大的今天，棒殺依然流行。美國新保守派一直沒有放棄中國威脅論，美籍華人章家敦“預測”中國垮臺十幾年了，雖沒有兌現，但依舊有忽悠的平臺。

        相對而言，對中國的捧殺是“新意思”，更難對付。要說棒殺并不可怕，因為事實勝于雄辯，放在臺面上的，即使是惡意中傷，虱子多了也不癢。但捧殺不同，雖然虱子不多，但容易引起強烈反應。被咬的人忘乎所以，甚至產生幻覺。時下，一些西人自謂“重新解讀”中華文化，又或炮制所謂“中國模式”，玩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概念游戲，在國內竟然頗有市場，足見捧殺的威力。

        這里不得不提英國人馬丁?雅克及其驚世之作《當中國統治世界》。雅克是自稱學者的媒體人，國內許多人認為他懂中國，“親華”；《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中文版暢銷一時。親不親華，是主觀意識，這里不做判斷，但懂不懂中國，卻可以好好審視一番。

        《當中國統治世界》提出“統治論”和“文明國家說”，其實并不新鮮，也不是雅克的發明。比如“統治論”，不過是英美長期流行的“大國興衰論”和“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雅克的“新意”在于在“西方中心主義”的西方發出“中國統治”的聲音，令中國人快意一時，但其論調仍然是把東西方制度對立起來分析的方法，根本上仍是二元對立的西式思維方式。從其客觀影響看，則是在國際上固化了“中國挑戰世界秩序”的命題。

        近幾十年來，中國加速復興，成為西方分析人士難以解釋的現象。現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大行其道，西方自認為是“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是既懂經濟發展又懂政治治理的惟一文明群體。在這種認識體系下，中國及其傳統文化被認為是“落后的”，是無法與西方文明平起平坐而必須按照西方的樣子加以“現代化”的。

        也正是在這種解釋的困境中，雅克及其著述應運而生。從表面上看，雅克的一些論調與最早到達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相似（比如，利瑪竇贊賞明朝的治理方式及文明程度，稱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實質卻不然。與利瑪竇不同，出身西方左派的雅克在評論中國之前，與中國并無太多交集，對中國的語言、歷史和傳統更談不上了解。他對中國的讀解/誤讀，仍然建立在西方中心論的基礎上。

        首先，雅克立足善惡二元論，佐以左派寫手的技巧，將對中國/中國模式的吹捧建立在對西方體制的攻擊之上。都是點贊中國，利瑪竇強調中西方文化的和解共存，他本人從登陸中國的那天起，就發奮學習漢語及中國傳統；而雅克則把中國作為與西方對立的樣本突出出來。

        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打造了一個以善惡，黑白二元對立為基礎的新民主理論。 這種具有濃烈神學色彩的理論排斥任何不同的政治體制，并將一個體制的合法性建立在摧毀另一個體制的合法性基礎之上。雅克的論述并未出此邏輯框架。

        而中國文化講求有容乃大，中國歷史上，儒釋道長期和平共存，宗教戰爭幾乎聞所未聞。從長遠來說，當代中國對外關系的主旋律也必然是文化和解與文明溝通。中國傳統不排斥其他文化傳統和體制，但強調因地制宜，“橘生淮南則為橘, 生于淮北則為枳”并不是鼓吹文化分高下，更不是要“抑西揚中”。國內的一些精英奉雅克為圭臬， 把“抑西揚中”視為天降大任，殊不知其思維方式已全然背離中國傳統。

        其次，雅克的“文明國家論”在學理上站不住腳。他把當代主權國家分為兩種，即所謂“文明型”和“民族國家型”，試圖揭示文明型的國家面臨的問題與民族國家型的根本不同。他又說，中國是惟一現存的文明型國家，所以在國際社會中就應當享受文化上的特殊待遇。

        如是論述有兩個問題：其一，這本身是一種同義反復。在當今世界，想要截然區分“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是不可能的。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當代中國都是兩者的結合。 這個二分法源于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新東方主義”。這并不令人吃驚——馬克思主義不認同“民族國家”的概念，而馬克思本人對亞洲歷史的判斷也是基于“東方主義”立場。

        其二，該論調違背了中國傳統的基本精神。中國傳統固然不存在所謂“普世價值”，但也不贊同任何文化特殊論。儒家的政治思想強調以德治國，兩千年來，這是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共享價值。我們今天說發揚傳統，目的不應是編造新的文化特殊論，而是要把老祖宗留下的好東西自己先用好，可能的話惠及他人，將德治原則運用于全球治理的范圍。人類文明的繁榮，得益于文化間的交流與對話。從這個角度看，雅克們的“抑西揚中”論遠不如前人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來得高明。

        最后，雅克還推銷西式本體論。中國傳統沒有本體論，或稱“是論”。笛卡爾“這是什么”的本體論探究不是中國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中國人的典型問題是——“道在何方”，亦即下一步怎么做。而雅克以“文明型國家”為誘餌，實際上是將有關中國的討論引向西式本體論的死胡同。

        比如，雅克鼓吹“中國模式”，并試圖給這一模式下“定義”。顯然，這在方法論上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符合傳統、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比如“摸著石頭過河”或“貓論”——是背道而馳的。而一旦中國人進入本體論思維，討論“中國模式是什么”這樣的命題，我們也就踏上了西式普世價值的歧途。到目前為止，所謂模式的討論尚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這實屬幸事，因為一旦“模式”被定義，就不可能不自我維護，并催生自我推銷的沖動。而這就等同于放棄了傳統的“南橘北枳”原則。

        總之，無論從方法論還是國際輿論的角度看，“捧殺”中國的危害更大，國人必須對這類著述保持高度警惕。須知在中國的傳統中，政治合法性是個動態的概念，它始終處于進行時，是個連續動作的過程，絕不是西方的任何“是論”可以定義的。放在今天看，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是由其政績界定的，而與任何特定的模式無關。試圖構建所謂“中國模式”，在國民中鼓吹中國文化特殊論，既違背了傳統，也不符合事實，更有削足適履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