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今年將超過美位列世界第一。其實，早在20年前，也就是1994年，中國改革開放進入第16個年頭時，就有三位中國的經濟學者已經預測到這一點，并寫下了一本書，書名為《中國的奇跡》。

        轉眼，《中國的奇跡》出版已二十周年，中國經濟也已從高速增長步入“新常態”。作為《中國的奇跡》作者之一，林毅夫教授（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期以來因其對中國經濟持樂觀態度而備受爭議。

        2014年11月14日，《中國的奇跡》出版二十周年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萬眾樓舉辦，林毅夫在研討會上進行了發言，主題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經驗》。

        在中國經濟下行之際，林毅夫再次重申中國有20年（自2008年起）平均8%的增長潛力。后發優勢、發展戰略仍然是中國保持中高速增長的關鍵詞，而雙軌制轉型中產生的分配不公、腐敗問題、環境問題，則成為下一階段“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需要攻克的問題。

        在林毅夫看來，中國經濟自1978年起，經歷35年持續增長之后，奇跡仍有可能延續。而下一步就是，中國將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變成高收入國家。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獲授權，刊發《中國經濟奇跡的經驗》全文：

        今年是《中國的奇跡》出版20周年。在過去20年里，正如書名所揭示的那樣，中國經濟創下人類歷史上的奇跡。1994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比當時世界上最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還要低。在此之后，中國維持了20年平均10%的增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09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2010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最大貿易國；2014年，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并且，中國還是唯一沒有發生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大國。這些成績與《中國的奇跡》的預測是一致的。

        盡管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中國還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201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不過是6800美元。今天討論中國奇跡的下一步，也就是中國有沒有可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變成高收入國家。目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好時機。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連續19個季度下滑，今年第三季度只有7.3%，經濟繼續下行的壓力很大。中國未來能否維持7%以上的中高速增長，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中國經濟過去20年的轉型和發展的政策與主流理論有相當多背離的地方，主流理論沒有真正揭示中國經濟在轉型期維持穩定和快速的運行機制。下面結合之前的研究回答幾個有關中國經濟的重要問題。

        （1）在有很多制度與政策扭曲的狀況下，中國為什么在1979-1993的15年間取得年均9.68%增長率的傲人成績后，還能再維持20年年均9.82%的高速增長？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主張回歸到增長的本質。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源自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都處于世界前沿，所以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依賴于自身發明，具有投入大、風險高的特點。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有成熟的方案作為參考，成本和風險可以比發達國家低得多，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上比發達國家快，經濟增速可以比發達國家高。中國在過去35年持續增長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的后發優勢。

        （2）在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后發優勢一直存在，但為什么之前不能取得同樣的經濟增長？這與中國的發展戰略有關。中國在建國以后提出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希望在最前沿的技術和產業領域與發達國家一較高低，放棄了利用后發優勢。此外，優先發展的重工業是資本密集且技術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不符合當時我國的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沒有自生能力。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這些先進產業中企業的持續經營，政府就必須不斷給予各種保護補貼，采取價格扭曲和市場干預等方式，造成資源從有競爭力的、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錯誤配置到沒有競爭力的、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可見，在不當的發展戰略下，即使存在后發優勢，經濟發展的績效仍然較低。

        （3）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為盡快建立現代化大產業，都實施了趕超戰略，其經濟發展績效跟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一樣差。在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同時，其他國家也在經歷轉型。中國轉型的結果是穩定持續高速的增長，而其他國家的轉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滑，危機不斷。

        上述差異的根源在于轉型戰略。前蘇聯、東歐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轉型依據華盛頓共識，要把各種政府干預和補貼一次性消除。這種轉型戰略的最大錯誤在于沒有認識到當時的干預和補貼內生于那些沒有自生能力的大企業。如果一次性取消干預和補貼，大企業就沒有辦法生存，導致大量失業，影響社會穩定。此外，大企業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石，國防安全所必需。在取消掉原來的扭曲之后，又要引進各種隱性的保護和補貼，甚至導致了更為巨額的補貼。這也是為什么前蘇聯、東歐和其他根據華盛頓共識進行改革的國家在經濟績效方面比改革之前還要差。

        中國采取了實事求是的戰略，具體做法是以雙軌制為特征的漸進性改革。中國為了維持穩定，繼續給原有產業提供保護和補貼，同時放開在傳統戰略下受到抑制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準入，并且因勢利導。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基礎設施不完善，營商環境較差。當時的做法是發展經濟特區和各種工業園區，在這些區域一方面建設基礎設施，另一方面實施一站式服務。在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要素的生產成本低，而且交易成本低，有利于降低產品的總成本，在市場上保持競爭力。此外，當時中國是內向程度非常高的經濟，為了把產品賣到國際市場上，中國積極招商引資，把我國臺灣、香港地區和韓國已經在全球貿易鏈條中立足的企業吸引到中國大陸，從而擁有很強的出口競爭力。

        （4）為什么中國在經濟增長很好的情況下還存在許多經濟社會問題，如收入分配不公、腐敗問題、環境問題？我認為有的問題與雙軌制漸進轉型有關，有的問題與經濟發展階段有關。收入分配不公和腐敗問題則與轉型有關。雙軌制轉型雖能維持穩定和高速增長，但代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腐敗。比如金融體系較多服務于大型企業，農戶以及小微企業面臨融資難，發展比較慢。大型企業獲得資金的成本較低，相當于得到補貼。除了上述金融結構問題，資源稅費偏低以及壟斷都會引發收入分配問題，相伴而生的經濟租金也會導致腐敗的出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是低收入國家，當時違反比較優勢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這些扭曲所形成的保護及補貼是雪中送炭；目前我國是中高收入國家，許多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已經變為符合比較優勢，如果再進行保護及補貼，就變成了錦上添花，對維持經濟穩定沒有幫助，造成的只是收入分配和腐敗問題的惡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目的就是要消除各種扭曲，取消保護及補貼。改革落實后，收入分配和腐敗問題能夠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環境問題則主要與發展階段有關。在以農業和服務業為主的階段，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低，通常環境比較好。但在制造業為主的階段，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高，環境會較差。如果中國經濟能夠繼續發展，進入高收入階段，環境問題就會改善。

        （5）中國繼續維持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要回歸到中國是否仍有后發優勢。衡量后發優勢最好的指標，是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少，因為，人均收入水平決定于平均勞動力水平，后者則反映平均的技術和產業水平。在2008年，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僅為美國的21%。根據日本、新加坡、韓國在同一水平的發展經驗，可以判斷中國從2008年開始仍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這個潛力的發揮既需要有“有效的市場”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充分利用后發優勢，也要有“有為的政府”，以克服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伴隨的外部性和協調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全面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主張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打下了基礎，也為充分利用后發優勢的潛力創造了條件。我想中國未來維持中高速的增長是有可能的。

        （6）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沒有可能像中國一樣取得高增長？從經濟發展績效來看，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兩百多個發展中國家中的絕大多數一直深陷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抓住經濟增長的本質，不能實現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夠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同時在經濟轉型中實事求是，我相信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維持數十年每年8%或更高的增長，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