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易斯拐點說起

        威廉?阿瑟?劉易斯是誰，估計很多人不是太清楚。但是倘若提到“劉易斯拐點”，那就婦孺皆知了。得益于我國特殊的城鄉二元體制，“二元經濟結構”這一概念深入人心。而且，這個理論太好了，居然可以解釋中國很多重大的經濟現象。比如，過去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恰好和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同時發生，這和劉易斯的工業部門吸引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的理論是高度一致的。再如，從2010年以來的經濟持續減速，又恰好和我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在時間上高度吻合。

        經濟理論往往云山霧罩，讓人難得要領，這么清晰、完美的理論真的是很難找，讓人不相信都很難的。劉易斯本人，就因為這個獲得了1979年的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第一個獲得這一榮譽的黑人同志。而對于絕大多數國人而言，諾獎幾乎是至高無上的品質保證了。

        不過，在學術的世界里，并沒有絕對真理的存在。不同意見不僅有，而且還是出自一位大師之口，這就是與劉易斯同年獲得諾獎的西奧多?舒爾茨。此公在中國的名氣不是很大，在經濟學界的名頭卻絲毫不比劉易斯遜色，應該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舒爾茨不僅在農業經濟、經濟發展領域有重要貢獻，還幫助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單憑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就已經確立了自己殿堂級的地位。

        更妙的是，劉易斯和舒爾茨分享197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二人的觀點不僅完全不同，而且是恰恰相反的。其他領域筆者不懂，不敢妄言，但是估計也就在經濟學的世界里，才會出現這種奇葩景象。事實上，舒爾茨曾經專門撰文批評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還引起另一位大師級人物阿馬蒂亞?森的回應，真的是好不熱鬧。阿馬蒂亞?森也絕非等閑之輩，因為對于貧窮和饑荒的研究，在1998年的獲得諾獎。

大師們在爭什么？

        大師們爭的到底是什么？這就要稍微看一下劉易斯拐點的細節了。根據劉易斯的觀點，經濟可以分為落后的傳統農業部門和先進的現代工業部門，經濟發展就是把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至此，大師們并無太大不同意見。就在此時，劉易斯引入了一個關鍵的假設，說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工業部門只要給一個稍微高一點的工資，其實就是高于生存線的工資，就可以吸引這些勞動力，用以發展現代工業。看起來，這和工業革命早期的現象很吻合，和我們過去二、三十年的經歷也非常相似。簡單的理論對現實有如此之好的解釋力，也就難怪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一下子聲名鵲起。

        細心的讀者會問：“勞動力無限供給”是什么意思？現實中人口總數是有限的，勞動力怎么會是無限供給的呢？“無限供給”的意思，并不是說勞動力人數是無窮大，而是說勞動力在傳統農業部門的邊際產出為零，因此勞動力從農業部門釋放出來并不會導致農業減產。這樣的話，因為農村的勞動力供給超過農業生產的需要，因此相對來說就是“無限供給”了。換句話說，農業部門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

        大師們的分歧，集中表現在這個“剩余勞動力”的判斷上。表象上看，農村是有很多人，有些人甚至看起來無所事事，農村的人均產出也很低，似乎和有些人不增加產出的判斷相吻合，也就是說有些人對于農業生產是多余的。

        可是這里面也不是沒有邏輯上的悖論。你看，傳統農村是很貧窮的，怎么能夠負擔“剩余勞動力”呢？這些“多余”的人，為什么不去做一點有產出的事情？要知道，養著“閑人”可是很奢侈的事情，不是貧窮的傳統農業社會可以負擔得起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貧窮的農業社會要養這些“閑人”？而且，到傳統的農村，比如1980年的中國農村，去看一看的話，你會發現農民都很忙的，看不到誰是“剩余”的勞動力。不僅如此，孩子們也要下地幫忙的。以前農村的中小學校農忙時都要放假的，俗稱“忙假”。

        舒爾茨的觀點，是農村并沒有“剩余勞動力”。為此，他專門進行了檢驗。1918-1919年間，印度爆發了大規模的流行感冒。大流感導致了大約2000萬人死亡，相當于當時人口總數的6.2%。由于青壯年勞動力死亡率較高，而且農村人口死亡率比城市人口高，因此大流感導致的農業勞動力損失其實超過這個數，估計達到8.3%。

        大流感的一大特點，是康復以后并不會對人的健康狀況和勞動能力留下長期的影響，當時的土地、牲畜等生產要素也沒有發生明顯變化，另外當時的農業制度也沒有發生重大變化。根據劉易斯的測算，印度農業部門至少存在四分之一的過剩勞動力。因此，倘若“剩余勞動力”假說成立，大流感之后印度的農業產出應該沒有太大變化。然而，舒爾茨發現，大流感之后印度的農業播種面積下降了3.8%。考慮到單位面積的產量可能下降，農業產出的下降更多。這一證據，并不支持農村存在“剩余勞動力”的假說。

舒爾茨的理論

        舒爾茨對于劉易斯的批評，并非心血來潮，而是基于他對于經濟發展的一貫的觀察理解。舒爾茨認為，農業發展在經濟發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并不像劉易斯所說的那樣經濟發展就是把“剩余勞動力”轉移出來。要知道，這兩種觀點意味著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理念和政策導向：是優先發展農業，把農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還是實行跳躍式發展，直接發展工業？舒爾茨的觀察是，沒有好的農業基礎，經濟發展很難成功。當然，舒爾茨并不反對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的轉移。畢竟，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服務業的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任何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都不可能反對這個，何況是舒爾茨這樣的殿堂級的人物。

        問題是，這一轉移是如何發生的？是天上掉餡餅一樣突然發生的嗎？設想一個傳統社會，其他一切不變，一下子把大量的農業人口轉移到工業，經濟就發展了嗎？倘若這樣的話，經濟發展也未免太容易了，這世界上也就不會有貧窮了。實際上，改革前我們不是沒有做過這樣的嘗試，大煉鋼鐵、三線工程，都是類似于這樣的嘗試，結果就無需贅述了。

        好的問題是好的結論的一半。一旦問出“轉移如何發生”這樣的問題，經濟發展的機制就開始暴露在人們面前。撕開紛繁復雜得表象之后，經濟發展并不是因為農業社會本來有很多“剩余勞動力”，而是因為農業勞動力慢慢變得“剩余”。

        這里的關鍵，是技術進步。由于機械、種子、化肥、耕作技術、生產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進步，農業的產出增加，而且單位面積需要的勞動力減少，這樣一些勞動力就被解放出來。在農業產出不但不減少，而且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很多人可以進入工業，掙取更高收入。而且，工業的發展，為農業發展提供了機械、化肥、水利、道路等要素，進一步促進農業技術的進步和農業的發展。

        這一邏輯，比劉易斯的“剩余勞動力”理論能夠更好解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比如說，倘若經濟發展是因為農村有剩余勞動力，那么改革以前農村也有很多“剩余勞動力”，經濟為什么沒有發展？其實，真正的秘密，是改革開放改善了農業生產組織形式，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導致了技術進步的發生，很多勞動力慢慢變得“剩余”了。

        這些“剩余”勞動力也沒閑著，積極參與了“工業化”。在當時不準進城務工的約束下，“就地工業化”，導致了“鄉鎮企業異軍崛起”。再后來，農民可以進城了，就形成了浩浩蕩蕩的農民工大軍，幫助了我國工業化的大幅推進。工業得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業技術的進步，使得更多農民變得“剩余”。看到的現象，是農業產出連年增加，但是農業占用勞動力不斷減少，背后是機械化、化肥、種子、水利等農業技術的不斷進步。

        比較舒爾茨和劉易斯的理論，不難發現劉易斯的理論其實是一個靜態的工業化理論，而舒爾茨的理論是一個動態的工農業協調發展理論。劉易斯的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有一定的描述能力，但是卻無法解釋這種發展是如何發生的，對于政策的指導能力也很有限。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一個中國人的名字，他叫張培剛。早在1945年，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就提出了和舒爾茨高度一致的一整套發展理論。張培剛的有關農業和工業化的理論，也是工農一體的發展理論，比舒爾茨早了大約10年。當時，后來被稱為“發展經濟學”的文獻還沒有問世。怪不得，國際上很多學者都說張培剛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真正的奠基人，這里面包括著名學者霍利斯?錢納里。就連一代狂生張五常，也說“如果當年經濟學界以張培剛的論文作為經濟發展學說的基礎，我們的眼界與思維早就有了長進”，并稱張培剛為“大哥”。據說劉易斯本人也曾反思自己太重視工業，有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傾向。

        只可惜，當舒爾茨與劉易斯分享諾獎的時候，張培剛卻不知所蹤，令人不勝唏噓。至于今人放著張培剛與舒爾茨的深刻洞見不顧，天天捧著劉易斯的半吊子理論說事，就更令人無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