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一份有助降低政治狂熱的書單

任劍濤

2014-11-24 15:45

來源：澎湃新聞

【編者按】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任劍濤，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和中國政府與政治的研究，他還被譽為“中國最有演講魅力的教授之一”。任劍濤教授涉獵廣泛，更能基于自身在中國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的積累，流暢探討關乎國家改革前景的各類問題，通俗又不乏學理，理性而不乏激情。他的政治學閱讀經歷，或許對我們能夠有所啟發。

我讀書很亂。一來是因為我的性格因素。我好動。于是，總難以在一個主題上專注地讀書。二來是因為我學習的專業與從事的專業變化較多。學哲學的時候看哲學，學哲學史的時候又看哲學史。后來教過一段時間的倫理學，便又翻了些倫理學的書籍。最終，職業定位在了政治學。政治學的各種典籍便不得不餓補一通。在哲學、歷史、倫理學、法學、政治學之間游走，一旦看到、聽到別人談自己深入閱讀、慧心理解他所從事的專業里那幾本經典的時候，心里不由羨慕得很。因此想來想去，都無法談出自己刻骨銘心的幾本書來。

想想自己的人生經歷，我最后把專業落在政治學上面，為此還付出了好多代價，這中間是不是有點什么東西可以尋繹呢？自問自答幾遍之后，又居然逐漸理出個對自己似乎影響蠻大的幾本書來。我這一代人生長在20世紀60年代那個熱情高漲的時期。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浪漫主義是時代的主調。小的時候看書，從小人書到小說、再到毛選，受的思想熏陶都一無例外地是充滿這些精神的作品。即使到1978年進入大學念書，思想氛圍也并沒有太大的改變。我大學念的是師范學院的政治教育專業。那個時候，教我們的大多是一班剛剛從各種崗位上轉回頭來重上大學講臺的老師。他們心里似乎都有一種獲得了第二次精神生命的感覺，教書的熱情高漲得很。加上專業的特性給他們注入的期望，整個兒把枯燥的政治教育教到令我這個16歲的懵懂青年著迷的程度。結束了一個動亂時代的喜悅，與開始了一個改革開放時代的期待，兩種情緒交融在一起，居然讓我讀了不少極為鼓舞人心的書。甚至一些寫得不咋有趣的書，在這種勁頭下，也都讀進去了，比如艾思奇的哲學教材《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也翻來覆去看了多遍。幾乎天天跑書店買書的熱情也在那種氣氛中逐漸培養了出來。書中凸顯了一個理想世界。現實顯示了一個美好狀態。人生熱情的溫度簡直就處于一直的升溫狀態。

1982年走上了工作崗位。隨著人的成熟，也隨著改革開放的漸次展開，促使自己獨立地判斷一些問題，也才慢慢發現些讀書、買書的門道。逐漸也就脫離了受制于別人引導的狀態，努力自己在讀書的同時思考些問題。這個時候讀書就成了想人生、想社會的手段。心里面逐漸覺得從兒童到青年時期的一些想法似乎與社會的真實脫節，讀書的愿望與動機隨之也有了變化。1987年進入中山大學讀研。眼見中國社會的急遽變遷，受教于中大的一些名師，讀書的視野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那個時候，我對自己的研究生專業中國哲學史下的工夫真是不足（現在要檢討），倒是對政治類的圖書很感興趣（也許這奠定了我后來從事政治學研究的根底？）。讀了幾本書，書里的內容至今還時時縈繞在腦里。一本是人民出版社以東方出版社的名義出版的哈耶克著作《致命的自負》。出版的時候，書名用的是這本書的副題“社會主義的謬誤”。封底標明是內部發行，小32開本。說起來當時讀這本書的時候，還弄不明白書里的一些道理。但是感覺很強烈。哈耶克對于建構理性主義絕對不留情面的批判，他使用的挑釁性的言辭，確實給一個20多歲的青年人以很大的沖擊。今天再回味，好像才把當初一些沒有弄明白的問題稍微弄得清楚了一些。比如他對社會主義的批判，不是簡單地對社會主義一棍子打死，而是集中在批判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其實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是在他的批判視野之外的。而他對于理性主義的批判，也不是把理性主義徹底加以顛覆，而是集中批判建構理性主義，對于進化理性主義則懷抱親切感。在此基礎上，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他所講的自生自發秩序與擴展秩序的含義，以及這個理論解釋模式的現實針對性。曾經給我們萬丈熱情的理想主義制度，在此就有一個理性處理的理論基礎了，而這也就把我從學習到工作再到學習逐漸形成的由道德理想支撐的感性降溫，提升到了由政治理性支持的自覺降溫。

研究生畢業不久看的另一本書至今印象也還很深。那是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作者的《論美國的民主》在中國影響十分之巨大，以至于這本書的名氣不大，注意的人相對地少了很多。所以著名法國史專家張芝聯在中文版序言里直感嘆中文讀書界對該書的長期冷落。其實，這本書對于我們剛剛告別革命狂熱的中國人來講，重要性也許遠遠在《論美國的民主》之上。他這部著作不是一般的法國革命史，著意不在敘述一場革命的歷史演變。他著述的立意在反省革命。在書中，他沒有貶低革命的意思，而是將法國革命的偉大意圖呈現給人們——現代政治革命就是既要革舊制度的命，也要革舊風尚與舊習俗的命。革命“既要打破一個舊世界，也要創立一個新世界”。但是，經過托克維爾的考察，卻發現革命并沒有解決它期待或允諾解決的諸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習俗的問題，相反，革命后舊制度的反復造成了革命的循環。因此他申述了革命在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復雜關系，并闡述了革命之后人們十分容易忘記革命就是為了追求自由的特性。這就提醒人們革命有理，但革命容易走形的嚴酷事實。說老實話，這些提點至今對我思考1640年以來的各次重大社會政治革命發生著支配性的影響。我們從中明白了一個道理：建設，畢竟比革命來得復雜，也來得重要。革命的熱情是可貴的。但是革命之后一定要降溫，降到進化理性的理智平臺上，漸進地積累起我們曾經期待由一次革命帶給我們的社會發展成果。

直到1993年，我進入政治學系任教，原來那些政治學知識的零碎閱讀，開始變成職業的閱讀習性。在現代政治學的視域中，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問題自然是核心的問題。讀書也就圍繞這類著作展開。這些主題的著作，鴻篇巨制甚多。專業需要，也不得不硬著頭皮讀一些。但是，科恩的《論民主》這本篇幅不大，也算不上經典的著作，反倒給我最深的印象。薩托利的《民主新論》，論道民主的權威性顯然在這本書之上，而且他堅守的自由民主立場也顯示出他論述民主的鮮明個性。可科恩的這本書還是我愿意隨時隨地翻閱的民主基本讀物。原因在于，這本書對于民主的闡述，更有一種政治科學視角的味道。是書對于民主的立場基本上是敘述的。他把民主看做一種社會管理體制，這種體制依托在具有共同性的社會基礎上，依賴于共同體成員的理性參與，并建立起一系列民主的規制（如多數規則、代表制度等等）。在科恩看來，民主之作為社會管理體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是諸條件混合而成的。這些條件，既有地理的、法治的，也有心理的、知識的，更有所謂防衛的條件。他確實也順理成章地將民主視為“危險最小、壞處最少”的政體，但他申述這種觀點時，卻不是取冷戰時期大思想家們那“”種對峙性的、爭辯的進路，而取一種娓娓道來的方式。真是心平氣和得很。所以他評價民主不是絕對合理的制度的時候，人們也自然地覺得他的“辯證”。私下常常認為，我們中國人認識民主，積累民主的理論知識，最好是能讀科恩這種書：為民主辯護也好，對民主進行批判也罷，先搞清楚民主的究竟意義再說。懷抱預先的接受或詆毀的態度去讀民主的書，都只會落個滿足情緒需求的可悲結果。

說起來，對于政治理論問題的關心，以及對于中國發展的期待，是人們，當然也是我自己閱讀這些政治著作的兩種動力。這種閱讀習性，不是大眾都具備的。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中間潛蟄著一種知識分子的精神動因。知識分子是有理想、有熱情、有付出、有奉獻精神的一群人。他們一般對社會現狀都不太滿意，尤其是對現實政治狀況更容易充滿憤懣的情緒。基于批判甚至顛覆的熱情看待社會政治生活，是一種普遍流行的知識分子情緒。在這方面，我們中國人與法國人頗為相似。從兩個國家思考社會政治問題的主調上講，近代以來，政治思想家們鼓蕩的大都是救國救民的政治熱情和奉獻精神。但在閱讀法國政治著作的時候，我特別關注的，并不是凸顯主調的激進作品，而是從孟德斯鳩到托克維爾、再到雷蒙?阿隆這條思想線索顯示的法國政治理念。在諸多論述知識分子的著作中，我就是因為這種閱讀動機，才將重點閱讀、理解的知識分子著作放到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上面的。他一開始在序言里說的寫作動機就抓住了人心，他就是要試圖解釋為什么“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為此，他清理流行于法國的三種“政治神話”。其中尤其是他對“左派的神話”與“革命的神話”的分析，給我們今天某些以革命左派自我期許的人以冷靜的提示。那種彌漫在書中的對于政治浪漫主義（政治樂觀主義）的批評，不啻是過濾政治熱情、恢復政治理性的良藥。在“歷史的偶像崇拜”部分，他對于革命理想主義的解剖，對于歷史中的狂熱的評論，對于必然性情結的指正，一再擊中我這個曾經依靠單純的熱情對待政治問題的人的中樞神經。原來，也許知識分子確實在現代長期處于“異化”的狀態了？知識分子對于自由的渴望、對于公正的吁求、對于解放的期盼、對于革命的狂熱，卻可能都是吸食了過量鴉片的結果？

這些著作，實在使我時時自我提醒：思考政治問題必須以理性為導向。當政治熱情的溫度無法控制地升高的時候，也許就是我們愿意深入到這些政治著作中去尋找冷靜智慧的時候？！

（本文選自任劍濤新著《除舊布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