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犯錯的未成年學生，教師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都不管用時，是否需要懲戒？

        20世紀以前，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這不是問題。但是在從清末到現代中國，中小學教師以體罰為主要內容的懲戒權已經被取消、禁止。這是社會文明的標志。不過它導致的另一個結果卻是，越來越多的中小學教師走向另一個極端——不敢批評、管教學生。個別家長無理取鬧，對教師施以人身攻擊，影響非常惡劣。

        有鑒于此，2009年教育部頒發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中，專設條款，賦予班主任“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利”，但何謂“適當方式”，何謂“批評教育”，批評教育不管用怎么辦，該規定并未講明，很多教師仍不敢批評、管教學生，甚至為了防止“出事”，有些地方的中小學在課間休息時，也不讓學生輕易出教室，以免學生打鬧發生“意外”，學校和教師擔不了干系。教師應當擔負的教育責任被嚴重弱化，幾乎淪為保姆。

        不可否認，舊式教育體制下，教師過多過濫地使用懲戒權，甚至給很多功成名就的讀書人也留下恐怖記憶，但心存感激者也不乏其人。北宋真宗年間做了大官的丁謂，衣錦還鄉時特地看望授業先生，稱“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梗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前北大校長蔣夢麟幼時恨透了舊式教育，他曾有一番“豪言壯語”：“先生，我要殺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燒了它!”但人到中年，則認為傳統的教與學組織方式“已足以應付當時的實際需要”。

        不獨古代中國的教師如此頻繁地體罰學生，古希臘羅馬時期也是如此。古羅馬人深信，“沒有痛苦的代價，就沒有進步”。因此，“沒有眼淚的教育”也必然不是好的教育。跟古代中國一樣，體罰的痛苦也讓不少偉大人物終身難忘。中世紀著名神學家圣?奧古斯丁72歲時，有人曾問他是愿意等死還是返回童年。他毫不含糊地說：“我寧愿死，也不愿意返回童年接受教師的鞭笞！”

        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的興起，學校和家庭的體罰現象遭到強烈抨擊，1783年波蘭廢除了體罰。1845年盧森堡也廢除了體罰。此后，荷蘭、奧地利、芬蘭、瑞典、挪威、丹麥、德國等也都相繼立法禁止體罰。

        挾西風東漸，1904年，晚清政府在《奏定學堂章程》也提出“13歲以上”不可再用體罰，而13歲以下最好不用體罰。至于“罰站”、“剝奪假期”、“剝奪自由”、“替代勞動”等后來被認為是體罰之列的，在當時則被允許。民國政府原則上也要廢除體罰。1952年中央教育部下發通知，明文規定“廢止體罰或變相體罰”。改革開放以來頒布的《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教師法》等 ，一再明確表示“不許體罰”。

        但是美國對廢除體罰的歷史潮流明確說“不”。1977年，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認定學校實施體罰并不違背憲法中的正當程序保證。最高法院在此前的另一個判例中認為，一方面，為維持教室秩序而采取恰當的管教措施在教育上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國家也有為學生提供良好學習環境、維持教室秩序和保證學生安全的義務。但是法院又強調，無論如何，實施過度體罰絕非國家強制利益之體現。不論基于何種目的，過度體罰都是壓迫性的和虐待性的，是不人道的。目前在美國，立法禁止體罰的有21個州，其他州無明文規定。

        在英國，1986年以前，教師可以對學生實施必要的管教，社會默許體罰的存在。在日本，體罰是法令所禁止的，但教育實踐中體罰的現象較為普遍。日本學校教育法規定：校長及教員，在教育上認為有必要時，得依據監督機關的規定，對學生及兒童行使懲戒但不得給予體罰。臺灣地區的教育行政部門規定禁止體罰，但又提出對學生進行“暫時性疼痛的管教”。在教育實踐中要不要體罰，目前爭議較大。

        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廢除體罰是世界潮流，中國當代教育不應該也不必要自外其中。但中國教師因廢除體罰而喪失懲戒權，造成不敢批評管教學生的嚴重性，對教育活動本身的傷害同樣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