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往薄來”的朝貢體系

        毫無疑問，古代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東亞，乃至整個世界最優越的文明之一。在交通條件尚不足以梯山航海，跨越自然障礙的時代，古代中國人傲然四顧，發現周邊的族群或政權無出我右者，于是對自己的文明產生了無比的自豪感。因此，古代中國對異族一般而言有兩種態度:

        一種是咱不跟那些野蠻人一起玩，讓他們自生自滅去；另一種是我是老大，你們都應該做我的小弟?！对姟吩疲骸捌仗熘拢峭跬?；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的就是后者。顯然，中國的歷代統治者更偏愛后一種態度。因為這更能體現中華文明的優越，如同一眾宅男拜倒在“女神”裙下，何等快意！那么問題來了，身為女神或者老大的崇拜者、追隨者，應該怎么表現自己的態度呢？當然是送花、送禮物、跑腿打雜，心甘情愿地奉獻自己的一切。古代中國的統治者也是如此來處理和那些“傾心向化”的蠻夷之間的外交關系的，這就是朝貢。

        在歷史上，環繞在中國周邊的四夷因為仰慕天朝上國的文明，紛紛前來朝拜天子并進獻貢品以示臣服，然而天子富有四海，豈會貪圖蠻夷那點東西，只是看在他們孝順份上不好拒絕。當然也不能白拿人家的東西，天子會給予前來朝貢的蠻夷豐厚的賞賜，比他們送來的那點東西要多得多，以此來表彰他們的恭順。

        這種“厚往薄來”的朝貢給朝貢者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說穿了朝貢就是一筆劃算的買賣。因此有許多學者干脆將朝貢稱作“朝貢貿易體系”（比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也有學者指出，所謂朝貢只不過是中國歷代王朝為了滿足虛驕自大的心理，營造太平盛世的幻象而大把撒錢。蠻夷對中華仰若星辰也只是古代統治者的一廂情愿。其實很多來朝貢的根本不是異國的官方使節，而是由商人冒充的，目的就是來撈一把（參莊國土：《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系為例》，《南洋問題研究》，2005年第 3 期）。

        然而，朝貢體系并非如此簡單，學術界的研究也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其實，自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將朝貢引入學術研究領域以來，對朝貢體系的種種問題的爭論從未停止過。就連中國古代的外交模式到底該不該稱作“朝貢體系”，不同學者都提出多種說法。

        陳志剛的一篇文章就對朝貢體系、冊封體系、天朝禮治體系、中華帝國朝貢貿易體系、藩屬體系、中華世界秩序、華夷秩序等提法進行了檢討（參陳志剛：《關于封貢體系研究的幾個理論問題》，《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本文為討論方便計，姑且還是用“朝貢體系”之名）。對前人的成果進行全面的評介，既非筆者學力所及，亦不是這篇短文的篇幅所能容納的。在這里只想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朝貢并不只有一個面相，也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朝貢模式。

        中國歷史文獻幾乎將所有周邊政權與中國的交往都單方面的記錄為“來朝”、“來貢”。這掩蓋了中國古代對外關系的多樣性，也使朝貢體系本身具有多種不同表現形式的特點變得模糊不清。

        古代中國將與周邊政權的關系全部視為四夷朝貢，體現了朝貢體系理想性的一面；而根據現實情境與周邊各政權建立不同形式的朝貢關系，則體現了朝貢體系也具有務實、靈活的一面。朝貢體系理想性(或曰yy)的一面，上文已略有述及。以下再談談朝貢體系務實、靈活的一面。

        學者張鋒就曾指出，可以在兩個層次解構費正清所建立的朝貢體系的研究框架，以彌補其缺陷。

        第一個層次是把朝貢體系看作是對中國中心論和優越論的一種帝國話語敘述，這在中華帝國歷朝幾乎是一個不變量。不管具體實力條件如何變化，歷代王朝對合法性的考慮和訴求都是不變的；

        在第二個層次上，可以把朝貢體系看作中國與其鄰邦之間關系的互動形態。中國歷代王朝面子雖然要緊，但畢竟生存安全才是核心利益，必須根據具體的環境（如實力變化）調整對外政策。因此，相對于朝貢體系作為一種帝國話語的穩定性，朝貢體系作為一種互動形態則呈現了巨大變動性（張鋒：《解構朝貢體系》，《國際政治科學》，2010年第2期）。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及其鄰國都會根據其自身實力和現實利益的訴求調整彼此的關系，這種雙向的互動就使得不同時期，中國與不同國家的朝貢關系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對東南亞諸小國而言，與中國的朝貢的確是一種有利可圖的貿易，甚至造成中原王朝的財政負擔。正因為這種朝貢太燒錢，所以上文所說的那種不跟蠻夷一起玩的聲音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不曾斷絕。

        但是，對明清時期的朝鮮而言，朝貢不僅不能帶來經濟利益，反而造成莫大的損失（參[韓]全海宗：《中韓關系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朝鮮之所以幾百年來一直干這樁賠本買賣，是出于三個層面的政治需求，即：通過朝貢體系確保朝鮮在東亞文明共同體中“小中心”的地位；確保國家安全；確保政權的正統性（參[韓]鄭容和：《從周邊視角來看朝貢關系：朝鮮王朝對朝貢體系的認識和利用》，《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所以，朝貢并不總是“蠻夷”的生財之道。

唐，閻立本《步輦圖》

        唐朝對與突厥第二汗國之間的朝貢關系，僅僅滿足于突厥方面默認大唐的“上國”地位，對突厥內政則無意干涉。雙方通過朝貢所要達成的主要目的是維持和平狀態和邊市貿易。

        而志在混一四海的元世祖忽必烈對遣使朝貢的安南（今越南）提出的要求就表現出更強烈的控制意圖，即：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編民數；出軍役；輸納賦稅；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元史》卷209《外夷二?安南》）。所以，天朝與周邊政權通過朝貢所結成的聯系并不總是那么虛弱和飄渺的。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朝貢體系的逆轉。本來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國倒過來向蠻夷稱臣納貢。隋末起兵逐鹿的群雄如劉武周、梁師都、王世充、竇建德、薛舉、李軌，連唐高祖李淵在內，都曾向突厥可汗“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杜佑：《通典》卷197《邊防典?突厥上》）。再有就是五代后晉石敬瑭受契丹冊立為皇帝，對契丹主自稱“兒皇帝”。所以，朝貢體系也不是任何時候都是以中國為中心的。

        以上都是在不同歷史時期，朝貢體系所呈現出來的各種面相。這些面相背后，既有古代中國根據自身實力所作的調整，也反映了其他政權向中國朝貢的動機。而后者在朝貢體系的研究中往往是被忽視的因素。我們可以說朝貢是中原王朝花大把銀子買自己面子的事兒，但這又不完全僅僅關乎面子。向中國朝貢的政權也不都是唯利是圖的。

        對中原王朝而言，與周邊政權維持名曰朝貢的和平關系，其代價要小于彼此兵戎相見。筆者在作博士論文時，曾考察過兩漢以不同的方式處理與游牧部族關系所付出的代價——西漢武帝對匈奴深追窮討四十年，平均每年支出的軍費最保守的估計為57.69億錢；而東漢則通過朝貢體系籠絡游牧人，用兵的頻率和規模大幅下降，在140年的時間里，連賞賜游牧部族以及對之用兵的費用在內，平均每年花費5.24億錢。兩者的差距顯而易見。很多時候，通過朝貢體系維持與周邊政權的和平關系，才是中原王朝理性的選擇。

朝貢的新意思：羈縻府州制度

        而在朝貢體系的另一端，由于古代中國往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具備足以保障區域秩序穩定的強大實力，周邊政權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接受冊封也有利于鞏固其自身的統治。當中原王朝國力如日中天之時，周邊政權或為謀取財貨，或為尋求庇護，或兩者兼而有之，便紛紛向其遣使納貢，請求冊封。唐朝這種情況極為普遍，乃至發展出了羈縻府州制度。

        羈縻府州可說是朝貢體系在唐代發展出來的新形式。唐朝周邊政權、部族的首領接受唐朝冊封成為羈縻府州的都督、刺史，他們有時也需要遣子弟入質長安，或本人親自朝覲天子。當然也少不了貢獻方物。這些要素也往往是朝貢體系所具備的。此外，唐朝列為朝貢國的70余蕃，它們的“朝貢之儀”則“皆載于鴻臚之職焉”（《唐六典》卷4《尚書禮部?主客郎中》），而其中曾被唐朝設為羈縻府州或授予羈縻府州名義的有24蕃?？梢娞迫艘暳b縻府州的進貢亦與其他周邊政權的朝貢不異。

        與前代不同的是，雖然羈縻府州的轄境即為原來部落的領域，其刺史、都督就是部落的原首領，但在外在形式上采取了漢式的地方行政和職官制度，這是內地州縣制度向外的進一步擴展，與未列為羈縻府州的朝貢國有著明顯的區別。在唐朝的一段時期內，無論那些向唐朝朝貢的異族君長內心的真實想法如何，事實上他們都享受著“中國統治下的和平”。

        然而，就如上文所說，中國中心論和優越論作為一種帝國話語敘述是朝貢體系中的一個不變量。古代中國只有“天下”，沒有“世界”，而“天下”則“莫非王土”。所以，前來朝貢的在理論上都是皇帝的臣子，歷代王朝從來不會公開承認朝貢的一方是與自己平等的國家。古代中國的“天朝”架子還能有人買賬，而在主權國家平等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的今天，“萬邦來朝”只能作為史書里的名詞，供人感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