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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訪談︱周振鶴:我們是非常時代的平常人
【編者按】
應該是讀大學的時候開始接觸周振鶴教授的著作的。印象較深的是《中人白話》,素淡的封面,那是華東師大出版社“九歌文叢”中的一種。而且作者是廈門人,在廈門島上讀廈門作者的隨筆,無端的又加深了一層印象。印象更深的好像是他和游汝杰合作的《方言與中國文化》,把語言和歷史地理結合起來研究,對本科生來說,總是有點新奇吧。周教授早年師從譚其驤先生,專業是歷史地理學,他的《西漢政區地理》我也從圖書館借來,感覺有些地方很是精妙,但又形容不出。當然,他這些年的研究早已超出了歷史地理的范圍。
至今只見過周振鶴先生兩次,都在今年。一次是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的同事去做采訪,他在家里穿著睡衣接待了我們;一次是他在上海古籍書店的講座,大體是介紹他的新書《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
讀周振鶴先生的書,讀關于他的訪談和文章,感覺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是一只獨立起舞的鶴,志向高遠,治學嚴謹而又充滿自信。他說自己是莊子式的性格,所以第一本隨筆集名叫《隨無涯之旅》。
周先生2012年出版的《余事若覺》開篇是紀念譚其驤先生的,其中提到一個小故事:“老師認為自己不能詩,不善書法。所以幾乎不做詩,也很少為人題字。但在我知天命之年,卻主動提出要為我寫一幅字,并征詢我愿意寫什么內容,讓我喜出望外。我因為喜歡辛棄疾,就跟老師說,辛詞我很愛讀,但一般可能都欣賞他的雄渾豪邁的字句,我則鐘情于‘我見青山多嫵媚’,我剛念到這里,老師就接著背下去:‘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于是師生相對而笑。至今我還深深記得這個場景。”這篇文章題為《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而我總覺得,“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大概也是周先生自己的一種寫照吧。

澎湃新聞:您最近在讀什么書?(可以不止一本,不限體裁)
周振鶴:每天都讀報紙(一定要讀),其次是各種到手的雜志,然后是與教學研究有關的書,有余暇就讀閑書,讀的面比較寬一些,但從來不趕潮流讀書,也不關心排行榜。至于經典文學名著,大致在大學以前就讀完了。暑假里讀的書,《東方早報》已經登過了。現在手頭上正在看的一部書是:《陳乃乾文集》。由研究興趣需要,做什么研究就要讀相應的參考書。
現在已經沒有什么時間看小說了,只看學術方面的書。其實很多小說是很好的,尤其是翻譯的外國小說,應該看的,但因為在職任教嘛,實在沒有時間看。現代作家幾乎一個一個地看過來,但當代文學卻完全是門外漢。
澎湃新聞:您最喜歡的歷史書?為什么?
周振鶴:在古人的著作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恐怕就是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這本書基本上是沒有可讀性的,因為它是筆記體,不是一本內容連貫的創作。也不像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那是一篇一篇小論文的集合。這是一條一條的考證,他從二十二部正史中把有問題的地方找出來考訂。可能我是理工科出身,適合看這類東西。
如果要說現代作家,應該說魯迅對我影響最大,我到現在都很崇敬魯迅,有些話只有他說得出來,說得一針見血。那些激烈批評魯迅的人,我覺得很可能一個原因是沒有讀懂魯迅,另一個可能是因為歷史感不夠,根本沒有理解魯迅生活的時代背景。
澎湃新聞:您最得意的論文是哪篇?為什么?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用這種方式進行研究。
澎湃新聞:您最喜歡(敬重)的歷史老師是?
周振鶴:那當然是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了。第一,他是有學問的;第二,他是不張揚的。這是我很敬佩的。
西方有一種觀念,教你不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而我們中國教育強調,你要成為什么樣的人。譚先生比較接近西方那種理念。有一次,我陪譚先生散步的時候,他指著路燈底下打牌的人說,我們念這門學問,最大的好處是年老了不必像他們那樣。我們能夠完善自身,一輩子都可以此為生。
澎湃新聞:您為什么選擇歷史學作為職業?
周振鶴:其實你這個問題是向正常時代的正常人提的。但我們這代人是非常時代的非常人。比如說,為什么選擇歷史專業,其實歷史專業并不是我選的。因為當時我首先想的是要念書,怎么樣考進學校去念書。因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專業要考的專業課是我最有把握的,因此我報考了這個專業,并不是因為我對這個專業有多少了解,恰恰相反,我當時一點都不明白這個專業到底是歷史還是地理。對于譚先生,更是聞所未聞,根本不知道譚先生這位老師。你看剛剛去世的俞吾金教授,他報考志愿填的是文學、歷史、哲學,什么都填的。
不過,我倒很慶幸我選擇了這個專業。第一,它里面很多考證很適合我,因為我是理工科出身的;第二,它里頭的歷史部分呢,也很適合我,因為我喜歡想問題。歷史本來是教大家聰明的學問嘛。等于是選對了。
澎湃新聞:在您去過的歷史紀念地當中,最喜歡哪里?(或:您最想去哪里?)
周振鶴:我大概什么地方都想去。(笑)我去過的地方的確比較多,無論國內國外,都不算少。但是南美還沒有去過,比如印加帝國馬丘比丘那樣的遺跡,我還沒去看過。很多地方當然都想去了,但我最想看的還是人類文化的遺跡以及當今的人文社會。自然風光當然很好,但最要緊、最想看的還是人類文化的遺跡。
澎湃新聞:如果讓您選擇,您最向往歷史上哪個時代?為什么?
周振鶴:這個問題不是很好。現在好像很多人愿意做宋朝人。我對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都不滿意,唯一滿意的一個時期是先秦時期,那是百家爭鳴、不定于一尊的時代。這倒也不是說,我愿意生活在那個時代,但我覺得百家爭鳴是最好的時代,可惜只有那么一次。
澎湃新聞:要是您有機會和三位歷史學家(無論在世與否)共餐,您會選擇誰?為什么?
周振鶴:三位太多了吧。我選兩位吧:一個是錢大昕,一個是王國維。如果更古一點呢,是莊子,不過他不是歷史學家。我最欣賞的是這三個人,前兩位是歷史學家,跟我專業有關的;后一位是跟我性格有關的,所以我第一本隨筆集叫《隨無涯之旅》,就是這個意思。
王國維是近代以來最有才華的學者。有個別人認為王國維讀書還不夠多,但我覺得在世變那么劇烈的時代,他能在文學、史學、美學方面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提出自己的見解,而且一直到現在我們還要不斷引用。這不是一般人能達到的。
如果講學問的深度,錢大昕是乾嘉學派里頭最厲害的。他的邏輯思維是非常清楚的,他的歷史眼光也是非常高明而且非常深邃的。他不但在歷史學,在金石學、音韻學方面也是成就很大的。在專而深的研究方面,同時代的人都比不上他。無論是戴震還是趙翼,更不要說王鳴盛了。
我覺得這兩個人(錢大昕、王國維)是大學問家,一個是面很廣,一個是深度很深。
然后呢,性格很特別的是遠處的那個莊子。(笑)
澎湃新聞:您有什么珍藏的歷史讀物嗎?搜集跟歷史有關的物品嗎?
周振鶴:對于文獻收藏,我最感興趣的是近代文獻,1800年以來的,到大約1920年以前的,這個時段的文獻。大家不太注意的東西,我比較注意。比如,關于中外語言接觸的東西,近代新聞出版的史料,我很感興趣。這些東西呢,以前公家的圖書館和私人收藏者可能都不認為是重要的,但實際上是很重要的。
澎湃新聞:對于希望以史學研究為職志的青年學子,您有什么建言?
周振鶴:兩個字: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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