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次聽哈佛大學的王德威、宇文所安教授說起在美國，已經沒有文學史課，而在我們這里，文學史課雷打不動幾十年，中文系同學一上就是三、四個學期，說起來不可思議。今天是文學史的第一課，我知道它很重要，因為它可能會影響到大家對于整個中國文學史的看法，這么一想，倒有點不知從何說起。還是先講一講我自己學習文學史的經歷吧。        

        我是1978年春進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也是在二年級開始上中國文學通史課，那是兩年的基礎課，分時段教學，老師們大多講自己的教材。參考書方面，一個是北大游國恩、中大王季思、山大蕭滌非和教過我們的費振剛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個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9年初重印，我們正好趕上。參考書里還有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不是“文革”中間修改過的，是以前的版本。當然，北大中國文學教研室編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和朱東潤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是必讀，還有王力《古代漢語》里面的“古漢語通論”，它們介紹學習古漢語的各種常識，像詩詞格律就講得深入淺出，這部分內容現已單獨抽出來變成一本《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因為這個課，當時還摸了不少書，印象比較深的有如游國恩的《先秦文學》、作家出版社編的《楚辭研究論文集》、王伯祥的《史記選》、魯迅的《古小說鉤沉》、社科院文學所編的《唐詩選》、汪辟疆的《唐人小說校錄》、錢鍾書的《宋詩選注》、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胡云翼的《宋詞選注》、鄧廣銘的《稼軒詞編年箋注》、凌景誕的《董解元西廂記》、王國維的《錄鬼簿校注》、張友鶴的《聊齋志異會注會評》等等，一開始都是泛覽，囫圇吞棗，以后慢慢發現不但都記住，而且非常有用。        

        兩種1960年代初出版的文學史以及劉大杰的文學史當年公認最好，今天來看，仍有其長處，讓我來舉例說明。這里暫且只講科學院文學史，領銜編寫這套文學史的是余冠英、錢鍾書和范寧。第一個例子是看它怎么樣講孔子。三十多年前，一般人對孔子還沒有什么好印象，因為“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有本由巴金撰文、賀友直繪畫的小人書叫《孔老二罪惡的一生》一度流行，那里面把《春秋》說成孔子留下的歷史變天賬，把《論語》說成孔子的反動言論集。我們那時上中國哲學史課，讀到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里面也寫著孔子代表的是沒落的與新興封建勢力對抗的奴隸主階級，他的政治理想與當時的社會發展方向背道而馳。那時對孔子基本上是這樣的印象。可是，這部文學史有一節講《論語》，它前面介紹孔子的生平，也還是用了那個年代流行的階級分析的方法及語言，稱孔子鼓吹的“仁”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愛人、博施于民能濟眾這一套，“都是剝削統治階級欺騙和麻醉人民的言論”，然而接下來它說孔子聚眾講學、有教無類，是把知識傳播到廣大社會中去，已經有點褒意了，它又說《論語》里面寫出來的孔子，是“一個思想深沉、舉止端方的大哲學家、教育家的形象”，這一下子就把孔子的形象扭轉過來了。        

        第二個例子是杜甫。那些年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喜歡“三李”，不喜歡老杜，他說杜甫是個小地主，寫的詩都是政治詩而又哭哭啼啼的。郭沫若在1972年出版的《李白與杜甫》，揚李貶杜的傾向就很明顯，他認為李白的性格和詩歌都富于平民性，杜甫卻“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統治階級的立場，而為地主階級、統治階級服務”，這是揭了杜甫的“老底”。可是，這部文學史講到杜甫時，雖然確定他是一個“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但它指出儒家思想中也有民貴君輕、匡時濟世的一面，就是這一面引導著杜甫憂國憂民、感時傷事，只不過由于階級的、時代的局限，“封建主義的倫理綱常特別是封建帝王仍然是他精神上的最高主宰”，使他不能分辨“忠君”與“愛國”之不同，不能徹底變成自己階級的貳臣逆子。這一分析可能還有過去意識形態的痕跡，然而指出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杜甫是有兩面的，講得非常中肯。它分析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形容這首詩“一氣貫注，奔流直下，不僅是從它的每一個形象里奔跳出喜悅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個音節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的飛轉著輕快的旋律”，既貼切又富有現代感，是相當不錯的文學解讀，也能讓人一下就記住這首詩。        

        十幾年后，我在京都大學對面的舊書店偶然買到一本久保得二的《中國（支那）文學史》，它是1903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學教材。起初我并不知道久保得二在日本學界大名鼎鼎，還做過臺灣大學中文系的首任教授，我是被他將中國文化置于與歐洲、印度文化的比較當中，又從文化講到國民性、從國民性講到文學的思路吸引住的。國民性的說法并不稀奇，1980年代“文化熱”時，這是談得最多的題目，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更是早就耳熟能詳的，但是用國民性來推導中國文學的特質，在我們的文學史里還是罕見，這讓我頗有點驚訝。久保得二說中國人偏于現實、重視現世，缺乏理想和想象力，有排他的、崇古的習性，中國文學因而為教訓的、保守的、擬古的、形式的、虛飾的，這些我以前都不曾讀到，我們的文學史往往都是以親切的口吻稱呼“我國文學”如何如何，都是贊頌備至，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敘述。        

        這部文學史對孔子和杜甫也沒有那么多褒揚。它說孔子是深刻的哲學家、道德楷模、文獻學家，政治上卻很失敗，他不承認文學是獨立的，以美與善之和諧為藝術的最高境界，他的詩論妨礙了純文學的發達，也阻止了后來中國文學的進步。它又說杜甫是一個入世的、講義氣的北方人，曠放而不自檢，好高論天下事，唯有每飯不忘君的罕見忠誠，思君憂國，因而也褊狹躁急、憤懣不平，時常在作品里悲時事、哭自己，表現社會的紛亂，故有“詩史”之稱號。它對孔子和杜甫不但評價不高，分析得也有些漫不經心。        

        從久保得二起，我后來讀了古城貞吉以下很多日本學者寫的中國文學史，從明治到昭和，一點點捋下來，就發現中國人講中國文學史，開頭是跟日本學的。這樣去讀在中國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中國人自己寫的文學史，也就是1904年林傳甲為京師大學堂師范班編的《中國文學史》，就很有意思了。這本文學史，我好多年前專門寫文章介紹過它，它完全是一個年輕人“臨時抱佛腳”編的急就章教材，所以，第一它宣稱“我中國文學為國民教育之根本”，以此說明對文學史的需求很急切；第二它毫不諱言自己參考了日本人的書；第三它交待應公共科和分類科的要求，要講歷代源流義法，還要練習各體文字，于是有“篆籀音義之變遷，經史子集之文體，漢魏唐宋之家法”這樣的內容。今天回過頭去看，這部文學史實在奇特，好像面面俱到，卻又丟三落四，不過是僅僅講了個文章學，別提小說戲曲，連詩歌也是七零八落。        

        它也講到孔子，它說漢唐以來，孔子至圣、為萬世師表已成定論，可最近卻有些“頗謬于圣人”的議論，《論語》里“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話，也因不明古訓而“為外教所排擊”，這句話的本意是“孔子殆傷民智之難開，并非若秦政之愚黔首矣”。對孔子的回護溢于言表。它本來不怎么談詩，但是也稱“李杜起而詩律一變”，青蓮盡其工、工部大其體，又說到“萬方多難，不有以鼓吹之，則民心將不知有國矣”，“韓柳李杜，豈僅自悲其身世哉，所遇者奇，而詩文所流露者亦奇”，對杜甫肯定居多。它最后論及當世，甚至說日本明治維新，一般人以為“黜漢學而罪歐化”，可是如果去讀日本戰爭文學、走卒下士所為詩歌，“或奇崛如李，或雄健如杜”，便會有“中國辭章之士，茍讀之而愧奮，中國庶幾中興乎”的感嘆。這表明他對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極為傾慕，他寫文學史效仿的就是早稻田大學的笹川種郎，可是他也并不是亦步亦趨、照單全收，孔子至圣先師的地位仍不可動搖，李杜仍是文學上的最高典范。        

        那個時代，講文學史的人很多都照搬日本漢學家寫的中國文學史，如發行很廣的曾毅的《中國文學史》，如作為東南大學教材的顧實的《中國文學史大綱》。顧實的書在好些地方，如講南北文學之差異、講孔子和李杜，都與久保得二如出一轍，它還說孔子是北方思想的開山，文學上并不值得崇拜，因為孔子不懂文學真正的性質，其主張是詩要有美與善的結合、詩要用來做教育，都是不知文學為何物，偏偏對中國的詩論影響極深。        

        在這樣一個氣氛下面，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就起到一個特別關鍵的作用。胡適立足于國語的、白話的立場，用當時新興的文學觀念，可以說是把中國古代文學來了一個大疏通。他的這個講義，開始是為一個國語講習班作的，有人根據現場講演記錄下來，題目叫做《國語文學史大要》，那里面是把《詩經》《楚辭》、杜甫和李白的詩都當成白話作品來講的。后來據以改編成《國語文學史》，最后以《白話文學史》為名出版，主要保留了漢唐這一大塊。這部文學史還有一個特別之處，是它本身就用白話寫下來。        

        《白話文學史》既是從漢代講起，那么關于孔子，就要去看胡適稍早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有意思的是，《中國哲學史大綱》于“中國哲學發生時代”一節，引了很多《詩經》里的詩，用來說明當時的政治之黑暗、貧富之不均，導致社會上產生憂時的、厭世的、樂天安命的、縱欲自恣等各種各樣的思潮，老子、孔子都是思想界革命的種子。它說孔子本來有志于政治改良，因時勢不合，遂專心教育，子路稱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活寫出一個孳孳懇懇終身不倦的志士。孔子要改良社會，“仁”是他理想的人道，君子為他心目中人生的模范，禮樂為他用作培養道德的利器，他主張“禮讓為國”、國中弦歌不輟，故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他寓文學于美術觀念，是一個氣象闊大的人。對孔子的這些評價，是不是有點夫子自道的意思？而這是與日本漢學家又或顧實等人看法不同的。《白話文學史》講到杜甫也很有意思，因為杜甫“晚節漸于詩律細”，一般評價杜詩，都必要說他的律詩成就很高，然而白話詩的提倡恰恰要打破格律，怎么能給杜甫那么大篇幅？《白話文學史》講杜甫，突出的是兩點，一是他的寫實，稱其為八世紀中葉以后寫實文學的創始人，二是他的詼諧，主要表現在那些信手拈來、滑稽風趣的絕句里。說寫實容易理解，因寫實才能稱得上“詩史”，可為什么要強調杜詩的詼諧呢？原來“白話詩從打油詩來”，這就拐到白話詩上了。像“三吏”、“三別”這樣的，又可謂故事詩。既寫實，又是白話，還在敘事，胡適最看重的三個白話文學要素，杜詩兼而有之。        

        胡適以后，很多人都學他的方法講文學史，不再盲從古人對于文學的看法，同時吸收很多新的考訂和研究成果，再前前后后把文學史從先秦到清代補足，這樣形成了一個文學史的主流，直到1950年代。上面講到1970年代末我念大學時讀的那兩套文學史，也是這一潮流里的成果，這兩套書現在仍有重印。        

        最后，我們來看一看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這部文學史的中譯本問世后有不少評論，有贊有彈，我自己也有評論發表，大的方面就不去說了，單看它怎樣寫孔子和杜甫。它稱贊孔子為學問、容止、道德俱佳的君子，“是深刻自省之人，是個性謙恭與道德權威的典范”，也不會“為了換取政治影響而對自己的道德原則有所妥協”，而他對后世文學的影響，表現在他的文質平衡論成了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修辭理論，他對《詩經》的編訂也使詩歌有了在古代中國文學里的首席地位，他的崇古則發展為中國中古詩歌的一個主題，等等，它在孔子身上用的這些溢美之詞，不僅在文學史里前所未有，有的可以說都超出了孔子本人的言行與影響。然而說到杜甫，它卻異常克制，只是淡淡地提到杜詩里有些無人可及的細節，恰與重大政治事件交織，這使杜甫贏得了“詩史”之名，但晚期住在成都的杜甫卻是與世隔絕，他的詩里有理想主義，也有溫和的自嘲。它大概有意將杜甫其人與其詩區分開來，所以說杜甫是用詩歌建構了自己的生活，這些詩最終將一個失意的小詩人，變成了中國文學傳統中最有名的詩人和人格。        

        對孔子、杜甫的描述及評價，在文學史里只占很小很小一部分，以此為例來看整個文學史，自然是以管窺天、以錐刺地，但是就這一小部分也已經顯示出這么大的差異，說明文學史始終是變化的，變化的是文學觀念、檢討文學史的方法、對作品的解讀以及據以批評的立場。但是文學史也有它不變的地方，有一個大致的范圍和一些固定的常識，是很久以來形成的，比如它始終要選擇《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作為每個時代之主流的作品、文體，它始終也不能缺少孔子、杜甫、關漢卿、曹雪芹等等具有典范意義的人物。也正是由于這些不變的內容，讓文學史有了一定穩定性和延續性，無論意識形態、研究風氣怎樣變化，它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獨立的、不變的，這些也是我們文學史課最重要的內容。所以這個課，除了基本資料，你可以選任何一種文學史作為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