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藏書家”已成了公認的美名，翻看近年各大拍賣公司競拍古籍珍本的光鮮記錄，頗有目不暇給之感。而真正如清儒陳澧所說，能夠從頭到尾讀一部注疏的“讀書家”，在這個碎片化、數據化、商業化的大藏書時代，卻越來越成為稀有動物。即便在號稱博雅的文史學界，藏書甚至玩書的名家不少，但究竟有幾個算得上“讀書家”，大家心里清楚。追求知識積累而忽視書卷涵詠，推崇博雅而省略大體，“橫通”之士橫行，自然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專利。將“藏書家”和“讀書家”的對舉，則是張之洞《書目答問》發明的說法。

        作為晚清致力于洋務新政的督撫重臣，張之洞早年卻是以提倡風教的學臣形象知名于世。同治末光緒初，張之洞先后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任考官或學政，先后在武昌和成都設立經心、尊經兩所書院。在此期間，組織人力編寫的《輶軒語》、《書目答問》二書，從不同層次上指示讀書人的入門途徑，對乾嘉漢學的地方化與常識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張之洞：集“文采”與“實用”于一身

        張之洞的門生周錫恩，曾稱頌他“學術如紀（昀）、阮（元）兩文達，而實用過之；經濟如林（則徐）、胡（林翼）兩文忠，而文采過之”，不免失之于諛。但將乾嘉儒臣的“文采”與道咸督撫的“實用”集于一身，頗能窺得張之洞的心事。

        張之洞早歲受學于胡林翼，頗以兵略、經濟自負；入京師，卻很快融入“清流”考據的圈子。此種復雜的學術背景，影響到后來的視學、辦學活動。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曾國藩向新任陜甘學政許振祎傳授視學經驗，將張之洞與祁寯藻、張金鏞等前代學臣相提并論，盛加稱贊。至于三者誘掖士子的共同之處，曾國藩指出：

        三人者皆宏獎士類，津津樂道。人才何常，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愿閣下于告示或批評中常假以齒牙之芬，予以華袞之譽，……米湯若醍醐之灌頂，高帽如神山之冠鰲，昔胡文忠（林翼）每以此法誘掖將才。

        曾國藩此段議論，暗示了同光學臣與道咸軍功一代的聯系。胡林翼、曾國藩的經濟之學，對于張之洞而言，并非標榜于外的學統，而是左右其處事方式的更為內在的經驗。張之洞早期不僅延續了乾嘉儒臣提倡的經古內容，更體諒到不同地域、層次士子的接受能力，不惜獎勵勸勉來誘成人才，確實是得到了胡林翼的真傳。

        《輶軒語》：為不同層次士子指點“漢學”門徑

        同治、光緒之交，“漢學”考據在京師、江浙等地已顯現衰微跡象，各種路數的漢宋融合論正在成為南北學人的共識。但“漢學”考據的慣性仍不容小視，學術風氣的地域分布也不盡平衡。尤其對于四川、湖廣等較少受考據學風濡染的地域而言，乾嘉時期江南地帶“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局面尚未出現；相對于小楷、八股、試帖詩等“俗學”，課試經古仍不失為一種新學風。

        正是基于這種“時間差”的認識，光緒初年張之洞自己雖已傾向理學，但在同時期發落四川士子的《輶軒語》當中，依然強調“宜講漢學”，以為：“經是漢人所傳，注是漢人創作，義有師承，語有根據，去古最近，多見古書，能識古字、通古語，故必須以漢學為本而推闡之，乃能有合。”基本上是在演繹阮元《國朝漢學師承記序》的觀點。而在推薦書目時，亦特地注明：“國朝江藩有《漢學師承記》，當看。阮元《經籍籑詁》，為訓詁最要之書。”《輶軒語》已主張“溝通漢、宋”的原則，但明眼人已看出，其折衷門戶的背后，仍是“趨重漢學”。（見王錫蕃《光緒乙未福建學署刊本輶軒語序》）

        光緒元年（1875）張之洞在成都創設尊經書院和尊經書局，以《學海堂集》、《詁經精舍文鈔》激勵諸生，不課性理、時文。與此同時，更編纂了《輶軒語》與《書目答問》二書，試圖使“漢學”門徑向更大范圍的中下層學子開放。張之洞在《輶軒語》的自序中提到其書“頗甚淺近，間及精深，緣質學非一，深者為高材生勸勉，淺者為學僮告戒”。故在“語行”、“語學”、“語文”三篇外，另設有“學究語”一篇，專為“中人以下及鄉塾童蒙”說法。但即便在“為高材生勸勉”的主體部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條目之下，也會出現“是一書名，省文可偁[稱]《四庫提要》”的注解，可見其設定的讀者水準并不太高。

        《輶軒語》的成功之處，正在于能兼顧不同層次士子的需求，在教人以治學門徑的同時，用大篇幅傳授科場程式，詳舉避諱字、磨勘條例等實用內容。全書“不為大言空論，稱心而談”，既以實用知識誘引士子，而如“讀經宜讀全本”、“讀經宜先識字”、“宜讀國朝人經學書”、“宜專治一經”、“貴通大義”等治學原則，或者也能在潛移默化之間及于一般諸生，乃至“鄉塾童蒙”。由于具有普及性，《輶軒語》在刊行之初就備受稱揚，如光緒二年（1876）湖北退補齋版胡鳳丹序即指出：“它人當此，將必高自標置，引己繩物，放言偉論，閎大不經。方聞之士驚若河漢，才人習氣往往而然。太史（張之洞）校士之暇，綴為是編，所言獨平易近情，篤實切理，無歧涂，無躐級。”

       

        《書目答問》：實為一部乾嘉以降學術史

        同時期，張之洞還會同繆荃孫、章壽康等人纂成《書目答問》，用書目的形式普及學術門徑。關于《書目答問》一書的撰者，歷來頗有爭論。我大體認同陳垣先生《〈藝風年譜〉與〈書目答問〉》一文的考證，即認為該書主要由張之洞編撰，繆荃孫參與助修、訂正，并經過王懿榮、潘祖蔭等人的審訂；而繆荃孫的自述對他在成書過程中的作用有所夸張。又據繆荃孫《章碩卿傳》：“乙亥（1875）余為張文襄公撰《書目答問》，時引君為助。”代撰之事未必可信，但章壽康亦應參與了編纂。

        《書目答問》附錄《國朝箸述諸家姓名略》，依次按照經學、史學、理學、經學史學兼理學、小學、文選學、算學、校勘、金石學、古文、駢體文、詩、詞、經濟等類別，分門別派列舉有清一代著名學者，實際上就是一部按學科分類的學術史。

        按語有云：“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主張從訓詁文字入手治經史，又以經史為其他一切學問的根柢，大體不出乾嘉老輩成法。而所著錄書目“其原書為修《四庫全書》時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庫》雖有其書，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及時收錄了《四庫提要》成書近百年來未及入錄的著述，帶有普及乾嘉以降學術新知的傾向。

        據震鈞《天咫偶聞》：“咸豐庚申（1860）以后，人家舊書多散出市上，人無買者，故值極賤，宋槧亦多。同治初元以后乃漸貴，然收者終少。至光緒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風雅相尚，書乃大貴。于是南皮張孝達學使有《書目答問》之作，學者按圖索驥，賈人飾櫝賣珠。于是紙貴洛陽，聲蜚日下，士夫蹤跡，半在海王村矣。”提及《書目答問》對于京師藏書風氣的影響。

       

        二本書的定位：“可作公牘觀，不可作著述觀”

        事實上，《書目答問》著眼于“告語生童”，書后附有“別錄”方便初學，并非“藏書家編次目錄”，而重在養成“讀書家”。編纂者在該書《略例》中特地指出：“茲乃隨手記錄，欲使初學便于翻檢，非若藏書家編次目錄，故不盡用前人書目體例。”此外，《書目答問》本文對“讀書家”與“藏書家”亦頗有區分，論“目錄之學”即指出：“若遂初堂、明文淵閣、焦竑《經籍志》、菉竹堂、世善堂、絳云樓、述古堂《敏求記》、天一閣、傳是樓、汲古閣、季滄葦《浙江采進遺書》、文瑞樓、愛日精廬各家書目，或略或誤，或別有取義，乃藏書家所貴，非讀書家所亟。”

        然而，由于《書目答問》所收較為宏博，難免在流傳過程中偏離原先目標。如李慈銘就曾批評《書目答問》“意在自炫，稍病貪多，非教中人之法”。隨著此后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等書的問世，《書目答問》逐漸變身為藏書家的秘籍。直到最近，還有學者、藏家利用公私藏書豐富、補注之。類似舉措，固然有功于學林，卻未必符合張之洞等編纂此書的初衷。

        關于《輶軒語》、《書目答問》的功能定位，恐怕還要還原張之洞自身的認識。光緒二年（1876）張之洞致信王懿榮，請其與潘祖蔭、繆荃孫共同訂正《書目答問》，就聲稱“此書可作公牘觀，不可作著述觀”，但是仍可“與潘少宗伯（祖蔭）一觀”；至于《輶軒語》，則“真是告示、公牘一類物事，……雖潘宗伯亦不可與看，見之徒令其罵耳”。雖然有程度上的差別，二書均被張之洞看作應一時之需的“公牘”，而非傳之久遠的“著述”。

        清代道光、咸豐以降，隨著內外局勢的激變，理學、諸子學、今文經學相繼興起，乾嘉考據學似已走過巔峰期，而趨于異變甚至式微。然而，就整個士林社會的接受程度看，“漢學”風氣的常識化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從經古書院到官書局，考據學風自江南、京師兩大策源地向嶺南及內地各省份擴展，逐漸獲得更大地域、更多層次士子的認同。

        張之洞早年的督學成績，不出阮元、曾國藩等儒學名臣提倡經古的軌跡；而在與內地風氣磨合的過程中，又須對龐雜的學術整體進行整理，條列其要點，鋪陳其門徑。相對于《皇清經解》、《四庫提要》所代表的高端知識，《輶軒語》、《書目答問》等“門徑書”的緩沖作用洵為重要，甚至充當了康有為、梁啟超、顧頡剛等許多近代以降學者修治經史的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