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20日，美國克林頓政府促成并主辦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西雅圖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并將之作為一項機制固定下來，每年舉辦一次。今年會議在北京舉辦，這已經是APEC第二次來到中國。

        當時的美國政府之所以推出該項舉措，主要有兩大戰略意圖，就是既要加速烏拉圭回合談判、促進全球多邊貿易自由化，也要防止被日本等國設計的東亞合作“邊緣化”，確保亞太區域合作在美國設計的軌道上運行。從成果來看，美國對APEC的投入基本達到了目的：一方面，烏拉圭回合于1994年4月結束，取得巨大成功，其后的APEC又為落實談判成果起到了促進作用。另一方面，被邊緣化的問題暫時解決了，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構想（本來不包括美國在內）被并入APEC，參會各國領導人基本接受了由美國學者伯格斯滕提出的“亞太經濟共同體”概念，克林頓政府繼續加大對APEC的機制化建設的投入。

        回顧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正處在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就在江澤民赴美參會前夕，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剛剛于11月14日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剛剛得到正名，載入黨章和憲法。中國積極參加APEC相關活動，對于進一步吸引外資、擴大市場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西雅圖會議提出的貿易自由化目標，以及隨后完成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貿易環境，有利于中國在國際范圍內發揮比較優勢，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利用國內外兩個資源、兩種資金、兩個市場發展中國經濟，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對于如何對待亞太合作和東亞合作這兩個議題，當時的中國還處在摸索之中。

        時光荏苒，21年后APEC來到北京，中國的名義GDP已經從當時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上升到二分之一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2013年，中國與APEC其他成員之間的貿易額達到2.5萬億美元，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60%。在中國的前10大貿易伙伴中，有8個是APEC成員。

        中國已經成為亞太區域合作中最重要的力量，亞太地區的經貿格局也因此發生了巨變。中國如何發展、亞太區域合作向何處去這兩大問題開始密切聯動，中國對亞太區域合作、東亞合作以及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立場也更加明晰。因此，這21年來，盡管APEC本身曾遭遇許多挫折，但其促進亞太區域合作的基本理念一直沒有改變，中國與APEC得以聚焦一處。

        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印尼出席APEC第21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指出，要構建覆蓋太平洋兩岸的亞太互聯互通格局，以此帶動建設各次區域經濟走廊，進而打造涵蓋21個經濟體、28億人口的亞太大市場，保障本地區生產要素自由流通，穩步提升太平洋兩岸成員協同發展水平，實現一體化。2014年初，李克強總理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指出，可考慮啟動亞太自貿區（FTAAP）的可行性研究，以實現亞太地區貿易投資利益最大化。本屆會議，就是要落實習主席和李總理關于太平洋區域合作的一系列倡議。

        但是，反觀當前的亞太區域合作，其呈現出一種錯綜復雜的狀態，各大機制相互交織、相互競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因為美國主導的APEC和IMF沒有做出實質性回應，引起東亞國家不滿，東盟與中、日、韓等國開始加大對東亞合作的投入，形成一系列經貿金融合作機制。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美國調整亞太戰略，號稱“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對亞太區域合作造成沖擊。美國已經從APEC轉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并對世貿組織多邊談判持消極態度。日本一面參加東亞地區的“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一面又忍痛參加美國主導的TPP，同美國艱難拉鋸。東盟10個成員既要參與“東盟共同體”建設，又要分頭去參加TPP和RCEP談判。TPP和RCEP本身存在激烈的競爭關系，而目前兩者又都處于擱淺狀態。這種復雜的局面令一些國家無所適從，不清楚美日葫蘆里賣的什么藥，亟待正本清源，重新確立方向。

        因此，今年APEC部長會議上提出要啟動亞太自貿區進程的研究、制定《APEC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路線圖》，希望把多年前確立的長期愿景轉化為有力行動。這將有助于厘清當前亞太地區經貿合作機制的復雜局面，對于亞太區域合作的未來走向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