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有宗廟是成為都城的必要條件：“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傳）。而天子，必須居于天下之中、都城之中：“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史記?周本紀》）、“王者必居住天下之中”（《荀子?大略篇》）。確定了宮城的選址，再來安排各大主要建筑的布局：“面朝”——三朝（外朝、治朝與燕朝）位于宮城的中軸線上；“后市”——市位于宮城之北；“左祖右社”——祭祀皇族祖先的宗廟置于宮城之左前、象征五方國土的社稷置于宮城之右前。（《考工記?匠人》）

     

        對“中”的重視，是為了彰顯天子的威儀；將“宗廟社稷”并提，是為象征政權的正統——血統尊貴，且生生不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般的布局思維還不夠，還要以“九”為至尊的城市規模體系來加持，“以大為貴”，“以多為貴”，“以高為貴”（《禮記?禮器》）！總而言之，都城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要全方位多角度地突出皇權統治的高大上：必須位于正中，必須做到最大最高最寬最多最輝煌。把宮城規劃妥當，再來安置官署、宗室及高官府邸，最后才輪到居民區。

        于是，漢長安城把三分之二的面積留給宮室、宗廟和官署，一個長樂宮6平方公里（《長安志》），一個未央宮5平方公里（《西京雜記》）（漢長安仍遵循先秦時期的城市布局模式：王室貴族居所及官署位于城內，百姓則居于城外的郭內）。唐長安宮城4.2平方公里、皇城5.2平方公里（《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后建的大明宮小一點：3.2平方公里。唐代雖然宮室面積比不過漢代，街道卻寬得可以：最寬的朱雀大街足有150-155米（參考：現代主干道寬度約40-60米）。曾經出現過上萬人聚集在某十字路口看熱鬧的場面，足見唐長安的街道之寬，不同凡響。     

        

        對后周世宗柴榮（921-959）來說，這些都屬于“別人家的”都城。他即位時的東京汴梁是這樣的：到處都是違章建筑。居民“侵街”以修建自家房屋，導致大部分道路才十幾到二十步寬（約20-30米），皇帝的車都開不過去。東京的皇宮是在唐宣武軍節度使衙署的基礎上加以營繕，局促程度可想而知。他的父親郭威治時，曾仿照長安城設立了宮城和皇城：“以明德等門為皇城門，啟運等為宮城門”，但仍未達到宮殿應有的水準，占地應該連1平方公里都不到。（北宋皇城“周回五里”《宋會要輯稿》）。

        后周顯德二年(955年)四月，柴榮頒布了建筑外城的詔書《京城別筑羅城詔》，在李勉所筑的唐汴州城外圍“別筑羅城”，新城周長達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比原有州城擴大了四倍。這份詔書懇切有之，平實有之，從文字里看不到只想著鞏固王權的冷面帝王，卻是一個以滿足市民需求為己任、對城市建設周全考慮的溫柔市長。

        在詔書中柴榮首先寫道：“惟王建國，實曰京師，度地居民，固有前則。”第一句話就亮出“度地居民”的考慮。他進一步闡明擴建的原因：“都城因舊，制度未恢，諸衛軍營，或多窄狹，百司公署，無處興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絡繹無窮，僦賃之資增添不定，貧闕之戶，供辦實艱。而又屋宇交連，街衢湫溢，入夏有暑濕之苦，冬居常多煙火之憂”。是的，都城已是舊了，軍營狹窄，官署也無處修建。外來的商人越來越多，可店鋪有限，供不應求，租金于是一天高過一天，給貧困的商戶帶來諸多不便。對于普通市民來說，由于房屋連綿成片，街道狹窄不堪，到了夏天，居民有暑濕之苦，冬天又有火災的隱患。于公于私，都得擴建都城：“將便公私，須廣都邑。”

        柴榮還慷慨給予百姓充分的建設自由。在新城之內，待官府分劃了街巷、軍營、倉場和官署所用的地段之后，“即任百姓營造”，以滿足百姓自己生活的需要。在顯德三年六月下達的《許京城街道取便種樹掘井詔》中，柴榮更是細致地為道路的寬窄和綠化做好了安排，他將街道劃分為不同等級，允許兩側居民在相應的退線范圍自行綠化。“其京城內街道闊五十步者，許兩邊人戶各于五步內取便種樹掘井，修蓋涼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與三步，其次有差。”（《冊府元龜?帝王部?都邑第二》）此舉看似稀松平常，可要知道在當年的唐長安城，在大街上種樹是明令禁止的。（《唐會要》：唐代宗廣德元年（763）下詔：“城內諸街衢，勿令諸使及百姓輒有種植。”）

        柴榮沒有搬出《考工記?匠人》給天子的特權，言語之間未曾有半句提及擴建宮室。他所思慮的是城市發展的實際需求，而不是禮制給都城下達的要求。在他眼中，都城不只是帝王一個人的家。既然它早已承載多重功能，那么就應該客觀體察各種功能所衍生的需要，讓所有的居民得以在此安居樂業。在柴榮這次關鍵的營建行動中，經濟和民生被響亮地提了出來。這是東京城不同于以往都城最突出的一點：它的建設理念不再是由上而下、樹立等級、確保統治；而是自下而上、結合需求、體恤民情。

        柴榮開明得驚人。他的遠見卓識不僅突破了禮制束縛，其先進程度更可謂超越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柴榮，規劃起城市來竟然邏輯分明、次序得當、張弛有度。他簡直像是一個接受了系統規劃教育的專業人士，絲毫沒有草根出身、戎馬生涯的封建君主的影子。首先，他注重公共機構的安置，進而合理安排街道的層級及寬度，而非盲目照搬古制。在規劃建設的同時，他細致、同時也是開創性地為城市綠化留出了空間。在充分考慮工商業發展需求的基礎上，他還為草市劃定了合理范圍，為倉儲預留了用地。不似隋唐長安先劃定“坊”和“市”的圍墻，規定住宅必須建于坊內，商店必須建于市內。在所有的詔書里，柴榮都沒有提及坊墻的修建。這為后來坊市制的徹底瓦解埋下了伏筆。

        顯德五年（958），柴榮正式給新城的各個城門賜名，標志著此次筑羅城的圓滿完成。經濟命脈—河渠的疏浚問題也沒有逃過柴榮的眼睛。顯德二年，柴榮疏浚汴河；顯德四年四月，下令“疏汴河入五丈河”；顯德五年三月又疏浚汴口，連接汴河與淮河；顯德六年二月，“立斗門于汴口”“導汴水入蔡水，以通陳、潁之漕”“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資治通鑒》）。自此，以汴河為中心的漕運網絡開始正式顯現出它的格局，不僅能效力于軍事需要，更能助力經濟發展。這一切都為后來的趙宋王朝所用。宋太宗晚年時曾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指汴水）”（《續資治通鑒長編》）。緊接著，柴榮大筆一揮，允許居民沿著汴河興建邸店、樓閣以接待外地客商、存儲貨物。大將軍周景威率先應詔，在汴河邊興建巨樓十三間，并因此得到了柴榮的嘉獎。

        宋太祖建隆三年，趙匡胤參照洛陽宮室對皇宮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擴建，之后僅有局部增建。自此，東京城穩固了宮城、內城、外城三套方城的格局。四條主要河流，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和汴河，形成四通八達的水系。“兩縱一橫”三條主要軸線，則集聚了主要城市功能。御街是為政治縱軸線，從宮城正南的宣德門，經由朱雀門，貫通州橋和龍津橋，綿延至外城正南的南熏門，分布有主要的中央機關。御街最寬處可達三百米，由宣德門起、州橋止，實為御前皇家小廣場。即便如此，這條御街也不復以往街道光禿禿的面貌。除了中心的御道不讓人馬行走外，御街兩側設有荷花渠，渠旁柳樹成蔭，柳樹旁的涼廊一度允許市民在內擺攤叫賣。宮城東北的馬行街一帶是屬于商業的縱軸線，上元燈節之際各位可千萬不能錯過這里。橫向是為汴河軸線，這里集中了各種商鋪邸店，成為東京城最繁華的商業帶，并一直延伸到城外。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在東京城內按照“左祖右社”的規制是找不到宗廟和社稷的。郊社在尚書省以南的橫街西端，太廟則位于景靈東宮東門大街的東端。兩者之間，相距甚遠。

        即使到了北宋，侵街現象仍然層出不窮。朝廷一次次下旨嚴厲打擊，甚至強拆權貴的違法建筑以警示市民，可依然擋不住侵街的浪潮。到了宋徽宗崇寧年間，朝廷懶得管了，轉而征收“侵街房廊錢”（《宋會要》），索性將侵街建筑合法化，從中還能有所進賬。至于坊墻，更是無處尋覓。本來就沒被認真對待的夜禁也被寬限、進而取消，只有熱鬧非凡的街市從不睡去。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下詔：“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樓閣臨街市之處，毋得為四鋪作、鬧斗八”（《宋會要》）。《考工記?匠人》的刻板規定又一次被漫不經心地挑戰：在我們大宋朝的京城，只要是臨街的邸店和樓閣，都可以采用以往宮室才允許的規制建造。京城的壯麗不再只凝結在帝王家，而是從容走進每條街巷，駐足在每個普通市民的抬首一瞥中。連古老的“官民不相參”都被打破了，中央機關大多分布在御街兩側，和城市其他功能融合在一起——秘書省對街是酒樓，御史臺南面的街上賣果子；官員也大都散居民間，那些住在外城的官員們，還得眼巴巴地早起等著城門開啟，好進城上朝。

        說實話，東京城確實有些擁擠。也許有些人還會覺得略市井，似乎和宏偉、壯麗、天威之類的辭藻聯系不到一起。可它是開放的，寬松的，自由的，可親近的，讓人幸福的，便利的，有人氣的……是屬于每個市民的城市。在這個城市里，皇帝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而是可愛的“官家”（宋朝對皇帝的稱謂）。每逢節慶，官家還會親自登上宣德樓、或前往金明池與民同樂。周禮要求的“親親”“尊尊”的社會，還好在這個朝代得以暫時忘記。

        于是在某個平常夜晚，曾經被包拯噴一臉唾沫、被某臣下拉住袖子不讓走的著名好脾氣官家宋仁宗正在宮里熬夜加班。他突然聽見宮外絲竹喧笑，便好奇地問身邊的宮女：“是何處如此歡樂？”宮女沒好氣地回答道：“當然是民間的酒樓啦。官家您聽，外面多熱鬧啊，哪像我們宮里，冷清成這樣。”仁宗安慰宮女說：“正是因為我們冷清，他們才能熱鬧。要是我們這里像他們那般熱鬧，他們就該冷清了。”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治國與營城，大約真是一回事吧。

        參考文獻：

        1.賀業鉅. 《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987.

        2.楊寬. 《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3.周寶珠. 《宋代東京研究》. 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9.

        4.久保田和男. 《宋代開封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5.李合群. 《論中國古代里坊制的崩潰》. 社會科學. 2007年第12期. 13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