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強，中國近代藏學研究的先驅之一，撰有《西康圖經》開了康藏研究的先河，他也是“格薩爾學”研究的先驅。

        任乃強從事的并不是書齋中的學問，乃是經世之學。1934年他利用中西地圖、文獻以及自己入藏區深入考察的經驗所得繪成百萬分之一的康藏標準全圖和西康各縣分圖。從1927年劉文輝接管西康至1936年西康建省，任乃強對康區建設提出了諸多建議。1950年解放軍進軍西藏，賀龍苦于沒有軍事地圖便找到任乃強，他在康藏全圖的基礎上為解放軍趕繪出進軍必需的地圖。

        9月19-21日，2014年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我前往旁聽。借這一趟來蓉的機會，我提前約了四川省社科院的任新建先生請他談談父親任乃強。

        約定見面的這一天，成都飄著點小雨，我在社科院的大門外等任先生。任先生是1939年生人，之前不曾見過他，看遠處朝我走近的人，一點不像70多歲老人，我猶豫著上前打招呼，并報上家門：“我是澎湃新聞的記者……”老人微笑地點頭應著，即問：“澎湃新聞？是上海的那個新聞網站嗎？”我有點小驚訝。“您有在關注澎湃新聞呀？！”“對的，我看的。我電腦、微信都用的。”他很愉快地回答。

        我們一邊聊天，一邊走到社科院背面的一條小街，街旁的桂花香撲鼻而來。任先生帶我走入一個帶著小院的茶館“三棵樹”，他本想坐在戶外，這樣可以聞著桂花香。無奈下了點雨，氣溫略低，街對面是條馬路，車來車往。于是我們挪步進了茶館內廳，挨著窗邊坐下來，兩杯素毛峰開始了我們的訪談。

任新建在甘孜藏區考察。

        

        任先生大學時期在南京讀軍事工程，畢業后分到西藏工作。因為父親當時的“右派”身份，不久，他即轉業到甘孜藏區，做社會文化工作。1975年，他正式做了父親任乃強的學術助手和學生，開始專攻康藏歷史文化。1984年，任先生調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創立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承繼家學，頗有成就。目前，他仍作為四川社科院康藏學科的首席專家在做藏學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時也在整理任乃強生前所撰回憶錄。

        聊起父親任乃強，面前這位親切的老人有說不完的話。     

任乃強父子合影，攝于1987年。

        

        任乃強的大學是在北京農業高等學堂（今北京農業大學）讀的農業經濟地理，但他后來的研究涉及藏學、史地、輿圖、教育等諸多領域，他喜歡實地考察并繪制地圖，還寫過《張獻忠》這樣的歷史小說。

任乃強受張瀾資助去北京讀書

        在任建新眼里，父親的聰明勁兒就像祖父。

        任新建的祖父是個武舉人，因為牽扯到袍哥、義和團的事情，被抓進監獄。原本家里還有些薄產，但是為了要營救他，家里人就變賣家產，打點獄卒。最終，把人救出來了，家道也就敗落了。

        “祖父很聰明，他會烤酒，但他并不是為了從賣酒中獲利。他是一個農本思想很重的人，烤酒是想發展養豬業，養豬可解決肥料，最終達到副業與糧食雙增收。祖父的酒廠就在田邊，稻子收了，就進酒廠發酵；烤了酒以后，酒糟拿來養豬，豬糞用來肥田。稻田、豬圈、酒廠距離不遠，非常方便，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今天所謂的‘產業鏈’。他是個有創舉的人，我父親就像他了。”

        憑借父親頗為聰明的經營，原本慘淡的日子好過了些，任乃強也讀了小學。后來，隨著父親的離世，家庭經濟又陷入困難，任乃強只能輟學回家。如果沒有張瀾的資助，任乃強無法繼續學業，更遑論后來的成就。

        “我父親能繼續上學，要感謝的人一個是張瀾，另一個是他的大哥。當時張瀾是川北道道尹，在縣城辦了新式小學，他覺得我父親不讀書可惜，就給他免學費、食宿，讓他去讀。當然還是會產生些費用，父親排行老幺，他大哥在家種田，聽老師這么說，覺得家里可能會出個讀書人，竭力支持我父親讀書。他跟我父親說，你不讀書可惜，我就是累死也要供你讀書。后來，他就是干莊稼活太累了，吐血死了。我父親一直很感恩于他，后來工作了首先把大伯的兒子接到家里，待遇勝過親生兒女。”

        任乃強接觸到的第一本地圖是張瀾拿給他的《支那疆域地圖》。這是張瀾留學日本時購買的書。書里的地圖是用圓錐投影法繪制的現代地圖。任乃強看了書后，自此開始對地圖的酷愛，他一生不僅自已測繪了很多地圖，還千方百計地收藏了許多中外地圖。

        中學畢業后，張瀾再次慷慨解囊，召集南充的頭面人物支持任乃強去北京讀書。

        當時，張瀾在南充搞地方自治，需要培養青年才俊。于是，他決定挑選年輕人，資助他們出去讀書。與任乃強一起受資助去北京讀書的還有張鼎銘、王恩洋。

        “張瀾的設想是，我父親史地和生物的功底好，可以搞經濟地理，從事經世致用之業；張鼎銘數學好，可在科研方面出成績；王恩洋擅長哲學，可為培育社會風氣效力。” 他們后來都不負張瀾先生的期望：張鼎銘成為享譽世界的數學家，王恩洋成為著名的佛學家。任乃強則成為卓有成就的歷史地理學家、藏學家和教育家。

        “到北京之后，我父親原本想考北大，因為只知道北大。但北大沒有地理系，另外一個有地理系的學校當年不招生，等第二年開課還要花費不少錢。于是，父親就報考了北京農業高等學堂學了農業經濟地理。”

        北京的學術氛圍很好，經常有講座。中國地理學會的白眉初、翁文灝在另一個學校講課，任乃強經常走十多里路去聽課。他繪畫地圖的本事就是那時候學會的。

        

        任乃強行走川邊康區，尋山脈、探水源、察民情；可以說，他是當時學者中最熟悉康區情況的人。所以，1950年賀龍進軍西藏前要找專家咨詢就找到了他。任乃強能有機會、有條件進入康區源于劉文輝在西康的經營以及他對任乃強才能的看重，不過，任老先生對劉文輝卻有另一番評價。

        

任乃強談劉文輝：有知遇之恩，但無意深交

        從北京農業高等學堂畢業后，任乃強回到南充幫張瀾辦四川第一所新式中學——南充中學。任乃強是教務主任，同時教授“鄉土史地”課程，1928年他把講義整理成書《四川史地》。這本書是任先生利用歷史文獻并結合自身在四川盆地的考察經驗寫成，書中附有自繪歷史地圖多幅，出版后曾被多所高校作為教材。寫作中令他頗感遺憾的是，川邊地區的風土人情、歷史地理方面資料非常缺乏，當時他就萌發了去西康考察的強烈愿望。

        恰巧這一年，劉文輝因為打敗了劉成勛，接替他掌管西康，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川康邊防總指揮。當時胡子昂在劉文輝軍部的邊務處主事，他是任乃強在北京農業高等學堂的同學。當時正負責幫劉文輝組織專家考察西康，籌畫邊政。他寫信給任乃強說，我給你提供一切條件，請你來考察。

        “這對我父親來說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時張瀾受南充軍閥排擠，去了成都當大學校長。我父親面臨兩個選擇，要么隨張瀾去成都，要么接受胡子昂的邀請去西康考察。最后，我父親選擇了去西康。”

        任乃強考察川邊時，胡子昂給他申請了經費，并委任他一個軍部“邊務視察員”身份，交給了兩個任務：一是從經濟地理的角度，了解邊區的物產、人口、邊民生活習俗的情況，二是考察當地的吏治和土司宗教情形。除此之外，任乃強就隨著自己的興趣對川邊的歷史地理做全面了解，測繪地圖。

        “高原地區空氣稀薄、行走困難，為了方便，他隨身只帶了個氣壓表和六分儀，到一個地方就到最高處，測海拔，繪山脈、河流的地圖。每考察完一個地方就寫一份考察報告，附一幅地圖。然后經由胡子昂轉給劉文輝。我父親有一句話是說他自己的：登山必登其巔，涉水必溯其源。他一輩子穿長袍，你想穿著長袍帶著工具去高原跋山涉水多不容易，但這是他的興趣。”

        “父親跟劉文輝直接的交往并不多，很多時候是通過胡子昂，但是對劉文輝也有一定的認識。他曾提到一件事情：胡子昂帶他去見劉文輝，當時很多人在等著見劉文輝，按理說要等很久。但劉文輝知道我父親來了，就直接讓他先進去了。他跟我父親說，你的考察報告我每篇都看過，我還從沒見過一個像你這么踏實的人。我非常重視你的意見。”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比如，在西康建省這件事上，任乃強的建議對最終形成西康建省的決議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原本并未被列入西康建省委員會中。當時所有的委員都是軍政首腦人物兼任的，任乃強作為唯一一個白衣學者位列其中，全靠劉文輝竭力推薦。委員會中原本有個老官僚張錚病故。劉文輝聽說后，立即就致電國民政府，力薦以任乃強替補為委員。“他對我父親說，西康建省你有很多想法，所以一定要請你來襄贊建省大計。”他還在大會上對其部下說“不要不服氣。我們這些人很多不懂，建省還是要依靠任氏這樣的專家 ！”

        就此而言，任乃強很感謝劉文輝對他的欣賞和重視，但是他對劉文輝的評價并不高。“我父親覺得劉文輝就是個軍閥政客，雖然他對自己很賞識，但自已并不愿與他深交。”

        

        1927-1928年，任乃強首次考察川邊，徒步走遍川邊11個縣，完成各縣考察報告并繪制地圖。據任新建介紹，父親就是在此考察過程中，與當地土司的女兒羅哲情措結婚的。婚后，夫婦感情甚篤，在羅哲情措的幫助下，任乃強最早將《格薩爾王》翻譯成漢文介紹到國內。

        1931年開始，任乃強陸續撰寫《西康圖經》“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本巨作，這部書后來被學界稱為“開康藏研究之先河”的經典。其中“民俗篇”的很多內容是羅哲情措依據作為藏人的生活經驗幫助完成的，迄今仍是康藏人類學、社會學研究中最具影響的作品。任乃強對地學別有熱情，他憑借自己的考察測繪數據，以及古今、中西圖籍，繪制完成了第一部康藏地圖。基于這樣的研究，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之前，賀龍即找到任乃強，請他為解放軍進軍西藏趕繪地圖。

        

任乃強與藏族夫人羅哲情措      

賀龍進軍西藏，最先找的專家不是任乃強

        談及任乃強，大概所有的訪談、回憶都會提及他為解放軍進軍西藏趕繪地圖的事情。但其實，這里面還有一段小故事。

        “實際上，賀龍一開始找的專家并不是我父親，是李安宅先生。李安宅是1927年的老黨員，社會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學生。他長期留美，曾經受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到藏區做考察。當時，華西協和大學是教會學校，用庚子賠款建成的。華西協和大學有社會學系，有華西邊疆研究所，李安宅被聘為社會學系的主任，同時任華西邊疆研究所的所長。”

        “李安宅的夫人是于式玉，她是陳云的妻子于若木的二姐。于式玉的大哥于道泉也是藏學家，1950年他在中央民族學院做教授，這之前他也是在北大、北京圖書館工作。他是第一個教藏文的教授。解放軍部隊南下的時候，于道泉就向賀龍介紹過，說華西邊疆研究所這邊有人才，可以為進軍西藏提供幫助。所以，賀龍最先找到的是李安宅。”

        此外，賀龍咨詢的另一個人選是法尊法師，他是研究佛教的，曾到過甘孜，也入藏學習過。所以，對西藏、藏傳佛教很了解。

        這兩位可以為解放軍介紹西藏的歷史、文化和宗教，但是他們并沒有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解放軍進軍西藏，一方面要了解民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讓賀龍很著急的一件事是需要大比例尺，且有等高線的地圖。于是，李安宅就給他們介紹了任乃強先生。

        “那時候，我父親在川大教書。當時康藏地圖的草圖他已經畫好了，這是用圓錐投影法分幅繪制的地圖。成都解放的第二天，賀龍就派人找到我父親，急急忙忙地開車把他送去了西南軍區賀龍那里。”

        賀龍調撥了自己和收編的兩個測量隊人員給任乃強先生派用，花了18個晝夜，在康藏全圖基礎上趕繪出進軍西藏的全部地圖。關于這段經歷，任乃強先生1981年寫過一篇《回憶賀老總召談解放西藏》的文章詳述。

        就這樣聊了兩個小時。任新建先生帶我去他府上里看了任乃強的晚年手稿。其中有幾冊任乃強先生的回憶錄，詳盡地記載了他漫長而傳奇的一生經歷，實在愛不釋手。

攝于1985年，任乃強晚年筆耕照。任乃強1940年代手稿（1）        任乃強1940年代手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