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上海紐約大學的講壇迎來了英國生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黑猩猩母親”珍·古道爾。雖然她的講座10點才開始，但8點來鐘時，已經有許多人在門外等候。一位母親說，她的孩子從學校得到了參加講座的機會，她也很高興能和孩子一塊兒來，有這個難得的機會親眼見一見珍。

        在今年4月，珍就年滿80歲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她奔波于世界各地，“一年中我有300天都在旅行。”她說。她將絕大部分時間投入針對青年的環境教育中，她的一些朋友用“異乎尋常的激情”來形容她對這項事業的投入。

        “我希望成為下一個珍·古道爾！”“她是我的榜樣！”無論她走到哪里，都能聽見簇擁在她身邊的年輕人這樣說。

重新定義“人類”

        許多人還記得小時的生物課、歷史課本上這樣定義人和動物的差別：人能夠制造和使用生產工具，動物則不能。在互聯網上搜索，這個觀點到今天依然大行其道。不過在上世紀60年代，珍·古道爾就通過她的研究顛覆了人們舊的觀念，她發現野外生活的大猩猩會將植物莖稈伸進蟻穴探測，他們還會把樹葉從樹枝上剝下來，然后用樹枝伸入水里撈食物。在珍的那個年代，人們對大猩猩的了解極為有限，她的研究通過《國家地理》雜志的報道為人熟知，她的導師、著名猿人類考古學家路易斯·利基說，珍的發現讓人們必須得要么重新定義“人類”，那么重新定義“工具”。珍從此成為享譽世界的科學家。

        英國《衛報》稱她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靈長類動物學家”。2001年，珍·古道爾獲甘地-馬丁路德金反暴力獎（The Gandhi–King Award for Non-Violence），此前該獎項僅有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和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獲得過。2002年她被任命為聯合國和平使者。2003年英國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宣布她為皇家女爵士。古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說：珍的事業，是西方世界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在上海紐約大學的講壇上，一頭銀發、扎著馬尾辮的珍模擬著黑猩猩的叫聲：“嗷——嗷嗷——”，以此開始了她半小時的演講。“Good moring，你好”，她先后用中英文跟聽眾問好，“或者我們該像黑猩猩那樣打招呼。”她笑說。過去上千場演講，讓她知道如何能調動人們的情緒。

11月9日，上海紐約大學的講壇迎來了英國生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黑猩猩母親”珍·古道爾。在今年4月，珍就年滿80歲了。 澎湃新聞記者 賈亞男 圖

打工攢旅費近距離研究黑猩猩

        珍·古道爾于1934年4月3日出生于英國倫敦。26歲時，她懷著對野生動物世界的向往，通過打工攢足旅費來到了非洲的肯尼亞。她找到了路易斯·利基，向他申請一個和動物打交道的工作。利基驚訝于一位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女孩能對動物有如此深的認識，同意資助她到坦桑尼亞去觀察野生黑猩猩群。那一年是1960年，珍將要做的事情還從來沒有人嘗試過、也沒有人敢嘗試。

        “我無法去上大學，我家承擔不起我的學費。”珍說。“我10歲時讀的一本關于猩猩的書影響了我。那個時候，二戰還沒結束，非洲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坦桑尼亞還在英國托管之下。每當我說起我的夢想時，沒人認為一個白人女孩能做那樣的事情，人們說，‘珍，別做白日夢了’。但只有我的母親不這么認為，她總是告訴我，如果你真的想要實現一個夢想，就必須非常努力，永遠別想放棄。”

        珍來到坦桑尼亞時，當地政府告訴她，她必須有人陪伴才能進入叢林，她的母親自告奮勇擔當了這一角色。就這樣，母女倆在岡貝野生動物保護區扎營駐了下來。

        在《國家地理》雜志發表的那些珍與黑猩猩親密接觸的照片上，你會看到他們對視、相擁、拉手，像朋友甚至家人，但實際上，珍在扎營很久之后才能和黑猩猩近距離接觸。最初，黑猩猩們對這位闖入其領地的白皮膚不速之客紛紛躲避，珍只能在500米外觀察。15個月后，黑猩猩們對珍的出現終于習以為常。

        “黑胡子大衛是第一個對我卸下防備心的黑猩猩，他用植物莖稈伸進蟻穴里，他還用扒掉樹葉的樹枝來制作工具。”珍在她的著作《珍·古道爾：在岡貝的50年》中寫道。“黑胡子大衛”是珍給這只黑猩猩所起的名字，除此之外，還有奧呂、邁克、菲菲等。

        她的觀點在當時并不主流。在她關于大猩猩的突破性研究發表后，她被劍橋大學錄取，但她發現自己在野外的所得在學術界前輩那里完全行不通。“我的教授告訴我，他們和人是不一樣的，我不需要用名字去稱呼他們，而是應該給他們編號，1號、2號等等。但是只要你和任何一個動物打交道，你就知道事情完全不是這樣，他們有情緒，他們懂得害怕，他們會思考、會學習。”珍說關于動物，她的第一位老師是她從小養的狗阿斯蒂。“他們每一個都是具有鮮明個性的個體。”這句話，珍重復了好幾遍，她親切地管黑猩猩叫“除了人類本身，與我們最近的親戚。”——DNA的研究顯示，人與它們的基因差異只有2%。

珍與黑猩猩的親密接觸，他們對視、相擁、拉手，像朋友甚至家人。

創立的環境教育項目在中國有600個小組

        1977年以后，珍的事業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在那一年，她建立了珍·古道爾研究會，致力于推進野生動物保護和環境教育。她的研究會隨后資助了岡貝河研究中心等項目。1984年，珍成立了動物庇護所和黑猩猩動物園，前者用于收養那些由政府沒收的被走私的幼年黑猩猩，后者則主要收留那些遭到非法捕獵的黑猩猩，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類人猿研究基地。1991年，她和一群想要給社區帶來改變的坦桑尼亞學生一起創立根與芽環境教育項目。在中國，這個項目1994年在北京有了第一個小組，目前，在中國已經建立了600個小組，并成立好幾家辦公室。自從該項目啟動，為宣傳可持續發展、保護自然的理念，珍開始奔走全球。“我的家在飛機上”，她如此說。

        至于為什么要從科學研究轉向如今的軌道，珍在她的書里這樣寫到，森林消失，黑猩猩棲息地遭到破壞，再加上被盜獵，用于醫學研究、當做人類的寵物等等原因，黑猩猩的種群數量在急劇減少，“我怎么能繼續我田園般的生活——繼續在森林里采集數據、撰寫論文，每年回到斯坦福教書呢？我覺得我不得不為他們做些什么，所以我選擇了這條路，來喚起全世界對它們厄運的關注。”

對話珍·古道爾

“動物并不是無意識的‘東西’”

        澎湃新聞：在我們身邊有許多被污染的土地，面對這些破壞，我常遇到這樣的問題，如果受傷的動物特別多，比如一個物種滅絕了，許多人會覺得難過，意識到問題嚴重，但如果只是少數的動物受到傷害，很多人會無動于衷，他們會想這是經濟發展所要承擔的代價。如果是你，會怎么回答這樣的問題？

        珍·古道爾：這正是我認為為什么像根與芽這樣的環境教育非常重要的原因。我總是花大量時間告訴人們每一種動物都是有意識的，有研究甚至發現魚可以辨認不同的人，他們有自己的個性、有感覺、有情緒，他們并不是無意識的“東西”，不是像幾十年以前那些觀念錯誤的教授所告訴我的那樣，人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自大”地活著，動物也有動物的“權利”，人要懷著同情心和敬畏心。從另一個角度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中，一個小的物種滅亡了，有的人說怎么了，沒關系，但也許這種小的物種是另一個物種主要的食物，一環扣一環，就威脅到了整個生態系統，你必須要有一個全局觀。

        澎湃新聞：為什么你如此重視對青年的環境教育，而不是選擇與政治家或是大企業對話？

        珍·古道爾：事實是我不僅僅投入很多時間與青年對話，同時還在很多議題上與政治家和企業家對話、合作。現在的環境問題是很多因素造成的，這就使得我必須保持開放的態度。在一些議題上和和企業進行合作是非常必要的，我們需要推他們一把，讓他們將事情推向正確的方向。但要知道在這個問題上我有我所堅持的原則，有的公司我絕不愿意和他們合作，他們拿著幾百萬美元的支票找上來，但是這些公司的背后是骯臟和血腥的交易。我可以跟他們對話，畢竟哪怕是在一個公司里，每一個個體都是不同的，你認為根本無法對話的人，其實關鍵是要找到那個能觸動他的點。比如我發現有些外表冷冰冰的人，但當你說到他喜歡的狗、或是他心愛的孫子，甚至是他小時候生活過的美麗的叢林，也許他就展現出了另一面，你就能打破僵局，和他們進行心與心的交流。

        和青年們的接觸是讓我至今都對這份事業保持熱情的原因之一。根與芽最早建立就是處于坦桑尼亞幾個青年的建議，他們找到我，希望能夠改變他們的社區，但是我對他們說，我不可能一個人做到這些，我還需要你們。要看到青年是當今環境問題中重要的一環，畢竟今后這個世界是由他們主導的。

對中國打工子弟印象最深

        澎湃新聞：根與芽在中國開展了許多年，在與中國青少年打交道的過程中，有什么是讓你特別難忘的？

        珍·古道爾：中國那些從農村來到城市的打工子弟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那些來自大學的志愿者們到打工子弟學校去，鼓勵他們去思考什么是他們可以做的。這些孩子大多才8、9歲，有些過去沒有怎么上學，他們覺得自己在這個城市里是沒有用的。但是我們告訴他們，你們懂得怎么種莊稼，怎么收割，你們知道的動物比城市里的人還多，我們就這樣不停地激勵他們。我記得有一次我走到一個9歲的女孩跟前，她跟我說，“我過去覺得這里沒有我的機會，我是無關緊要的人。但是現在我會站出來，我會說，我是有用的，我不是無足輕重的，我也知道許多你們城里人不知道的東西，我們可以分享這些東西，讓世界更美好。”她說的那些話如此美好。

        澎湃新聞：人們給你貼了很多標簽，你是生物學家，動物行動學家、環保主義者，你寫了很多書，人們又把你叫作家、教育家，同時很多人還認為你是位女權運動者，在所有的這些身份中，哪一個最符合你對自己的定位？

        珍·古道爾：我不知道，人們愛怎么叫我都好，但我想我就是一個富于同情心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