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印加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象征，馬丘比丘可以說是中國人最耳熟能詳的拉美旅游景點之一了。在蓋丘亞語中，“馬丘比丘”的意思可以被解讀為“古老的山”。此前有人推斷馬丘比丘可能是印加人抵抗西班牙人的最后堡壘，捍御功偉，但現在考古學家傾向于認為馬丘比丘是印加皇帝帕恰庫蒂克（Pachacuti， 1438–1472年在位）的一座“夏宮”，可能也兼有圣所的功能。遺跡的石墻沒有用灰漿等粘合物，但是大大小小的石塊彼此嚴絲合縫地貼在一起，幾乎連薄刀片都插不進去。我隱約記得王石曾在《十三邀》中對許知遠手舞足蹈地描述這些石工的神奇。

城堡建在庫斯科西北130公里處的馬丘比丘山脊上，海拔2400多米。130公里的路程雖然比元帝從大都到上都的400多公里和清帝從紫禁城到承德的200多公里都要近不少，但印加人沒有輪子車輦，想必在高山密林中跋涉談不上愉悅舒適。

這一秘魯境內最著名的歷史遺跡是了解古代印加帝國（1438-1533）歷史文化的重要考古場地，吸引著全世界的學者和游客。1983年，馬丘比丘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如今，雖然輝煌巨麗已被雨打風吹去，但透過這些殘存的建筑仍可想象出當年帝國的榮光。

印加帝國是前哥倫布時代最大的美洲帝國，極盛時期整個塔萬廷蘇尤有200萬平方公里，通過“皇家路網”（Capac ?an），人員、物資和信息得以在帝國境內流通。現在連接奧揚泰坦博和馬丘比丘的印加古道（Inca Trail）就是這一路網的一部分。

[美]馬克·亞當斯著，范文豪譯，《到馬丘比丘右轉》，商務印書館2021年出版

2021年7月24日是馬丘比丘“重新被發現”（rediscovered）110周年紀念日。之所以說“重新被發現”是因為在耶魯大學歷史系的賓厄姆讓這座“失落之城”重見天日前，它一直屹立在那里，而且附近的農民早已經知道它的存在了。本書作者亞當斯所走的路線正是當年賓厄姆的行進路線。

亞當斯通過重訪賓厄姆之路，不僅最終帶領我們到達了馬丘比丘，其間還讓我們得以窺見烏魯班巴河和奧揚泰坦博附近的印加圣谷之貌。

在具體寫作上，如羅新老師在薦序中指出的，亞當斯將1911年賓厄姆的發現之旅、自己的重訪之旅和古代印加帝國的歷史編織在了一起，形成三條相互獨立又彼此呼應的線索，寫法巧妙。

亞當斯放棄了從庫斯科坐火車的方案，也沒選擇已是網紅路線的印加古道，最終走了這條少有人走的路，這對他而言并非易事。亞當斯之前久坐辦公室，唯一的“戶外”經驗就是在自家后院搭帳篷玩。但是強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讓他做出了當一個旅行者（traveller）而非游客（tourist）的決定。所謂“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路過賓厄姆的路，苦過賓厄姆的苦，才能快樂著他的快樂，感觸著他的感觸吧。在這種有心探索的旅途中往往能獲得一些機緣巧合的奇妙收獲。

書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耶魯大學和秘魯政府這一段文物之爭的公案。

賓厄姆在1912年和1914-1915年兩次從秘魯運走的那些陶器、銀像、珠寶和人骨等是為了科研“借用”，為期一年，后來又延長至一年半。作為賓厄姆的贊助者之一，美國國家地理學會也承認這一點。但耶魯大學有借無還，秘魯多次索要未果。

2001年7月29日，秘魯歷史上首位蓋丘亞土著出身的總統亞歷杭德羅·托萊多在馬丘比丘按照古印加傳統舉行就職儀式。他將追回這批文物作為執政的一個優先事項。托萊多政府與耶魯大學進行了多次接觸，但談判最終還是走向破裂。

2008年，繼任總統阿蘭·加西亞通過奧巴馬和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幫助，與耶魯大學達成初步協議，后者答應歸還這批文物。2012年11月，最后一批文物從耶魯的皮博迪自然歷史博物館回到了秘魯，這場拉鋸戰告一段落。

在托萊多任內，他的妻子，受訓于斯坦福的人類學博士伊蓮·卡普·托萊多全程參與了與耶魯的最初談判。談判無疾而終讓她異常憤怒，她不僅稱當年的賓厄姆為“盜墓賊”，還指斥秘魯加西亞政府抱著“被殖民者的思維”去跟耶魯談判，對爭取本屬自己的所有權不是畏葸不前就是屢屢妥協。

拉丁美洲的自然和人文景觀都非常豐富，是很好的旅行目的地。由于山海阻隔，費用相對昂貴，語言門檻也較高，去那邊的中國游客并不是特別多。但我在最北的墨西哥和最南端的火地島旅行時，幾乎每天都會碰到三三兩兩的中國游客。近年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將腳步擴展到了這片與中國最遙遠的土地。希望未來更多人能去那里感受這片土地的豐富與神奇。

如今在社交媒體，甚至自己的朋友圈，都經常能刷到曬馬丘比丘旅游照的人。作為有著燦爛悠久歷史的東方古國人民，來到他國異域，站在馬丘比丘的印加遺跡面前，看著悠閑覓食的羊駝，想象著古代印加人曾與我們的先輩共享一片天空，會很自然地想起“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這句話吧。

（本文節選自《到馬丘比丘右轉》譯后記，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