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非華夏”，這是在網上經常被人們提說的一種見解。通行的教科書里說到元朝，多強調元代是一個“多民族文化交相輝映”的時代，而對漢文明在元代的基本面貌究竟如何，往往語焉不詳。這可能成為一個重要原因，使一般人以為漢文化在元代的命運肯定糟得沒法提。錢穆用“中華重光”來指稱元明易代，孫中山說推翻清朝是“恢復中華”?！爸腥A”變得暗淡無色，甚至連“中華”是否還存在都成了一個問題，還談得上漢文化在那個時代能有什么發展嗎？

        11月6日，姚大力先生針對這個問題在華東師范大學作了一次講演，題為“漢文明在元時期：真的存在一個低谷嗎”。他指出，中國的古人，其實并不這樣看問題。他們對漢文化在元代發展狀況的評價，可能比上述那種偏激認識更真切如實。他認為，對于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我們應該力求以一種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眼光和氣度去從事更準確的解讀。今天中國疆域的相當一大部分是在元、清兩代納入統一國家版圖的。如果元朝與清朝都不算“中國”，那“西北一大半領土，我們還要不要”？

元代漢文明有三座高峰，經史詩文也有其自身的成就和特色

        宋偉航把高居翰探討元代繪畫的名著Hills Beyond A River一書書名譯為《隔江山色》，這一神來之筆，得到了姚先生的盛贊：“這四個字，抓到了元代山水畫構圖的一個最顯著特征”。錢選與趙孟頫作為文人畫最終成型的兩個最重要推動者，他們的創作活動都從宋末延續到入元以后。文人畫成熟于元，這是一個舉世公認的事實，元代是中國文人畫發展最具活力與原創性的時代。

        金末元初，在山西極為突然地誕生出一種非常成熟的戲劇表演形式，即元雜劇。姚先生問道，元雜劇真的是從中國傳統曲藝表演發展而來的嗎？在元雜劇的劇本結構中有一個“折”的概念。元雜劇在南傳的過程中，“折”字按漢語的南方方言轉音為“齣”，后來又改寫為“出”。姚先生認為，雜劇中的“折”很有可能來自梵文“angkam”，這個詞的意思為鉤子（a hook）、彎線（a curve）、戲劇的一幕（an act of a drama）。雜劇里的“折”，或許就來源于對angkam之具有的“鉤子”、“彎曲”等義的意譯，而被用來指稱“戲劇之一幕”?！罢邸?、“齣”兩字的讀音在漢語北方方言中相差甚遠，但在南方方言中只有吐氣與否的區別。在敦煌史料未發現以前，學界只能把章回體小說的源頭勉強追溯到唐宋傳奇那里去，但變文這種最初被僧人用于宣講佛經故事的敘事體裁從敦煌文獻中被發掘出來以后，章回體小說真正的源頭就變得一清二楚了。當然，元雜劇是不是也有一個轉手于回鶻戲劇的印度起源，這個問題還需要等某些更強有力的新鮮證據很幸運地被發現，才能真正坐實。

        元青花是中國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景德鎮更是當日中國制瓷業的中心。元青花器上的深藍色澤與器物的形制等等大異于傳統。之所以有此特點，絕非因為它是殊族異物。元青花是結合了漢地傳統制瓷技術與來自伊朗的鈷涂料的藝術瑰寶，產品的主要市場在國外的伊斯蘭世界。獨掌進口鈷涂料的特殊渠道，很可能是景德鎮得以壟斷元青花生產的一項重要商業秘密。到元末，發達的對外貿易隨著元朝政局的日益混亂而受到阻撓，青花瓷出口的通道難以維持，外銷產品必須轉而尋找內銷市場，其圖案主題于是也開始大量取材于中國傳統的戲劇人物與情節。

        或許有人會以為，上述三座藝術高峰還不屬于一般認為的中華文化的“主流”，即經史詩文范圍。姚先生舉出了更多的例子，有力地說明有元一代，經史詩文具有其自身的特色與水準，更不存在一種“大幅度下滑”、乃至“跌入谷底”的現象。宋末剛剛獲得支配性影響的理學在元代終于由南及北，將它的學說和基本主張越來越深入地傳播到全部漢地。清人對元代科舉稱為“經疑”的考釋方式十分稱贊，認為須要對程朱理學的全面僵化負主要責任的，是明前期《四書大全》和《五經大全》的惡劣影響。農業經濟在云南和漢文化各邊緣地區都得到了發展；棉花種植從漢地邊緣區域向核心區域大范圍推廣，這直接導致了普通國人日常生活水準的重大改善。在此之前，棉織品曾經長期是進口的奢侈品。富人尚可穿絲綢，窮人就只能以麻布作為衣料了。

        姚先生總結道：“歷史上的漢文明地區是由很多不同區域構成的，不同區域內政治、經濟、文化的發育和演變周期都各自不同，所以簡單地說某個時代整個中國是怎么怎么樣的，那是非常危險的。元代漢文化發展的特征可以概括為平移式的橫向擴展，對既有前沿成果的充分消化，以及各地域間發展差距縮小。”

元、清在中國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中曾起到的作用，一點也不比其他朝代遜色

        1550到1800年的晚期中華帝國，被認為是傳統中國的最后一個全盛期。產生這樣一個“盛世”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實如果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論述框架來表述的話，這個問題大家耳熟能詳，這就是“為什么晚明和清前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而且我們通常的邏輯總是認為，既然南宋和明末、清前期南方經濟都非常發達，那么中間那一段相應的沉寂，便必定與元朝統治的負面影響密切相關了。

        針對上述“為什么”，姚先生提出三項可能的原因。其中除去“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內在驅動力”無需贅論之外，“中國被拖入東亞—墨西哥—西歐大三角貿易體系所帶來的長時期白銀入超”是關鍵性的因素之一。即使在《白銀資本》中，立場左傾的弗蘭克過高估計了白銀流入東亞的總量；即使過去我們低估了云南銀礦在向中國市場供應白銀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貧銀的中國足以實行銀本位的貨幣政策，與這個世界貿易體系的關系之密不可分，仍是無法否認的。不止如此，元代銀銅雙本位的貨幣政策在中國貨幣體系變遷中所起到的重大過渡作用，也幾乎為我們完全忽視。最近有人提出，銀本位的貨幣體系是導致明后期國家財政危機的根本原因。這里牽扯到的是一個更復雜的問題，現在且不討論?！懊鏖L城防線和清前期西北軍事經略所推動的國家財政購買對江南經濟的刺激”，是推動晚明和清前期經濟繁榮的另一項重要因素。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1550年以后江南經濟的大發展帶有某種歷史的偶然，而不是尚在元代乃至明前期的中國人所能預計的。如果沒有那條封閉的長城防線與大規模西北戰事對軍備用品的大量需求，如果沒有持續了兩百多年的全球性貿易體系，還能不能有明清之際的那次江南經濟騰飛，恐怕就很難說了。

        長城也絕不僅僅只是抵御塞外游牧民族侵擾的壁壘，它與黑河—騰沖線這條20世紀30年代幾乎為胡煥庸和拉鐵摩爾（后者把東北劃了出去，顯得更明智）同時發現其重要意義的分界線一起，不僅標示出以雨養農業為生存基礎的漢文明與古代中國各種其他人群的文明之間的分布界限，而且也昭示了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兩種非常不同的國家建構模式。

黑河—騰沖線

        姚先生指出，“對于元代作為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定位問題，我們的認識一直是很不充分的。這主要是因為，我們一向以為，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建構過程，向來是按照由秦漢開創的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體系這樣一種模式來展開的。以后的中國就只是在一點一點擴大與修正這樣一個國家建構模式，從中就產生出今日中國這般遼闊的版圖來。元代中國的“重新統一”，一直都是在這個認識框架里面被理解的。但實際上，元代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國家建構模式，即‘內亞邊疆帝國的國家建構模式’。此一模式萌芽于遼，發育于金，定型于元，發達于清?！?/p>

        實行前一種模式的王朝中，版圖最大者為唐。唐代的邊疆控御模式為其后歷朝所繼承，并有所發展、演變。處于這種“羈縻-冊封”模式下的邊疆區域，其屬性存在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一則經土官、土司與“改土歸流”而逐漸內地化，另一種情況是始終未能在那里建置土官、土司，于是長期停留在羈縻、冊封層面而逐漸轉變為敵對的平等國家，表面上則被納入一種廣義的“朝貢體系”之內。

        如果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建構模式是我們以往認識中那一種模式，我們幾乎可以預見，黑河—騰沖線不僅僅會是郡縣制區域的邊界，同時也會變成中國和非中國的界限。如果僅僅有那個以“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為理想國家治理目標的秦漢模式，姚先生問得可謂振聾發聵：“那一大半西北領土我們還要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