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澤奇 |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近日，山東省菏澤市曹縣在互聯網意外走紅，“寧要曹縣一張床，不要上海一套房”、“我國四大城市：北上廣曹”等段子風靡一時。段子背后，是被媒體廣為報道的鄉村振興成果：曹縣從一個貧困縣，崛起為年入160億、遍地富豪的“網紅縣”，僅用10年時間。曹縣的案例，到底有何特點？它對中國鄉村振興來說，又意味著什么？

本文指出，中國農村發展最大的問題，在于如何有效地把農民組織起來。文章以山東菏澤曹縣丁樓村的電商產業發展為例，分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革命性”變化：電商崛起吸引的返鄉創業人口，正在重塑整個鄉村的秩序。首先，是電商突破了地理條件的限制，為小鄉村創造了大市場，進而推動鄉村經濟生活的重組，建構起一個更為開放的線上線下互動的經濟秩序；其次，雖然基于孔孟傳統文化的“資歷權威”仍在，但電商讓資歷與能力分離，形成鄉村社會秩序“能力權威”與“資歷權威”的“雙權威”格局，使年輕創業者成為備受尊敬的“新鄉賢”；最后，電商克服了鄉村振興中常見的社會、經濟、政治力量各懷目標、各行其道，即“三秩并行”的弊端，有效推動了政府職能的轉變，讓政府服務融入鄉村發展大局，扮演起關鍵的組織者角色，為市場和社會提供政策保障，從而使政治、經濟、社會“三秩歸一”。

本文原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三秩歸一：電商發展形塑的鄉村秩序

——菏澤市農村電商的案例分析

圍繞產業興旺, 自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各地有過多種努力, 如:發展鄉鎮企業、發展民營經濟、發展現代農業等。在一些地區, 這些努力的后果之一是, 隨著工業化和市場化的發展, 鄉鎮企業競爭失利, 農村大量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不得不外出謀生, 讓鄉村的經濟生活依賴于外出打工的人口, 讓鄉村的社會生活變成留守老人、兒童、婦女的世界。為解決鄉村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各地政府也嘗試多種政策和措施, 譬如運用財政轉移支付方式, 送項目下鄉、送資金下鄉, 卻因多種原因如缺少實施項目的人才、缺少適用勞動力、難以讓留在農村的人口加入其中等, 而收效有限。由此, 在鄉村, 社會、經濟、政治力量各自有自己的目標, 各自沿自己的邏輯運行, “三秩并行”, 無法形成鄉村發展的合力。

我們也發現, 另一些地區同樣經歷了鄉鎮企業的衰落, 卻依靠發展電商吸引外出打工人口返鄉創業, 進行勞動再分工, 有效地創造了新的產業或讓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實現產業興旺。與此同時, 外出人口的返鄉讓曾經殘缺的家庭歸于完整, 使老有所養、幼有所教, 人們重歸自己的社會角色, 家庭和諧, 村莊紅火。在電商發展中, 地方政府關注農戶的需要, 為他們解決難題、提供指引、提供政策保障, 讓地方政策與政府行政服務于鄉村發展, 實現了鄉村的有效治理。簡言之, 鄉村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都圍繞鄉村發展這一目標共同努力、相互支持和協作, 形成了經濟繁榮、社會有序、政治有為的“三秩歸一”鄉村秩序, 讓我們看到了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的景象。

本文希望通過對山東省菏澤市電商發展的案例分析, 探討政府、社會、市場三股力量如何影響鄉村發展, 并在其中形塑了怎樣的秩序？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體制機制又在以怎樣的方式呈現？

▍案例：菏澤市的電商發展

在中國, 一個村莊總是更大的政治、社會與經濟體系的一部分, 為理解村莊實踐的環境, 我們先對菏澤市做一簡要介紹。

菏澤市地處魯西南, 人口超過1000萬, 是山東省人口最多的地級市, 也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級市之一。在高速鐵路與高速公路疊加發展的中國交通網絡中, 菏澤的交通并不方便。從北京直達菏澤的火車需要運行近8小時, 即使采用鐵路加公路的模式, 也至少要花費5小時, 還不包括等待的時間。從菏澤到達最近的港口青島港的時間則需要10小時。

中國多地的發展經驗表明, 交通是影響物流和人流, 進而影響產業興旺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 菏澤市的發展嚴重受制于交通不便, 加上菏澤市深厚農業傳統的路徑依賴, 使其直到如今依然是山東省經濟發展水平排名的最后一位。

不過, 自2013年以來, 借助于農村電子商務, 菏澤市的經濟發展出現了轉機。依據阿里研究院的數據, 2013年菏澤市有2個淘寶村, 2017年淘寶村的數量激增至168個;網上活躍賣家達到10.8萬個;電商園區發展到32個;1395家規模以上企業觸網, 占規模以上企業總數的43%;跨境電商交易額年增長30%;近3年來, 電商交易額每年增長超過60%, 2017年前三個季度的電商交易額達1413億元, 比2016年同期增長了70%。

鄉村的“三秩歸一”正是在這樣的發展格局中得以形塑起來的。

▍市場構建的經濟秩序：創新創業、產業興旺

與曾經討論過的海梅村一樣, 丁樓村也是一個普通村莊, 2013年以前被淹沒在菏澤市眾多的村莊之中, 名不見經傳。在阿里研究院2013年舉辦的第一屆“中國淘寶村高峰論壇”中, 丁樓村一舉成名, 成為菏澤市的兩個淘寶村之一, 引起了多方注意, 變得不再普通。

丁樓村地處菏澤市曹縣大集鎮。在電商發展之前, 除了農牧業和小商業外, 村民們的生計幾乎沒有其他來源。為了謀生, 村里的年輕人絕大部分選擇了外出打工。在訪談中我們了解到:

2010年以前, (村里) 沒有什么年輕人, 連年輕婦女都出去打工了, 附近村鎮的加工廠招工都招不上。

2009年, 事情出現了轉機。村里的葛秀麗到部隊探親期間初學電商技能, 回到丁樓村開了村里的第一家網店, 銷售影樓服飾。那時, 丁樓村生產影樓服飾的屈指可數, 葛秀麗賣的產品主要來自鄰村一個從鄉鎮企業年代就開始的產業。

丁樓村民的居住布置為東西走向, 葛秀麗家住在村西頭, 馬路在村東頭。為發貨, 她每天必須蹬著三輪車穿村而過。三輪車上裝滿的貨物, 引起了村民的好奇, 紛紛上門探個究竟。在中國, 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沒有可以守住的秘密, 葛秀麗開網店的事兒很快便在村里傳開了。

第一個跟著學開網店的是葛秀麗的好朋友周愛華。周愛華在工廠上班。在學開網店中周愛華看到了機會, 2010年她干脆辭掉工作, 回到了村里。接著, 做影樓產品銷售的丁培玉不再走村串戶, 開了自己的網店;中專畢業、在外打工的任慶方也返鄉開店做起了電商;大學畢業在公司寫代碼的任安普也返鄉創業。電商就這樣在丁樓村迅速傳播開來。丁樓村的電商丁培玉告訴我們：

2010—2011年那個時候, 在我們丁樓村搞電商, 搞一家火一家, 搞一家就成一家。(鄉親們) 也都不保守, 你跟我說, 我跟你說, 你怎么開店的, 我怎么開店, 就是你不會開店, 我都可以幫你開店。

從銷售影樓服飾開始, 丁樓村的電商從客戶反饋中捕捉到了市場對表演服飾的需求。影樓服飾和表演服飾在產品特征上具有相似性, 可市場卻有很大的差別。影樓服飾的需求量相對較小, 即使在網上賣, 無論是照相館還是個人, 一個買家通常只會買一套。表演服飾則不同, 購買者常會以表演團體為單位購買, 市場規模遠遠大于影樓服飾。于是, 丁樓村的電商從影樓服飾銷售轉向表演服飾的銷售和生產, 曾經口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紛紛加入表演服飾的銷售或生產。就這樣, 一個新的產業在丁樓村誕生了。

市場需求與產品生產之間的正反饋, 促進了產業規模的迅速發展。從銷售中獲得了資金積累的農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紛紛轉向生產；已經有了生產的農戶則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 建立與銷售模式更加一致的生產模式。產業規模的擴大自然讓產品之間展開競爭。為獲得更加豐厚的利潤, 部分電商便轉向專門產品品類的銷售與生產, 即“爆款”  。如此, 在市場規律的驅使下, 多品類的銷售與生產便順理成章地轉變為專業化的銷售與生產。從兒童表演服飾的單個品類到戲曲表演專門服飾, 丁樓村表演服飾的銷售與生產在短短的三四年內便進入產品細分的專業化階段。

產品銷售與生產的專業化, 促進了專業化分工。專業人才開始聚集到丁樓村, 家住河南省民權縣的張付傳先生之前在廣州市一家服裝加工企業做裁剪主管。由于家中老母親生病, 2016年4月, 他辭去了廣州的工作回到了家鄉。除了照顧母親, 他還來到了丁樓村。先是在一家生產企業里幫工, 11月, 他便在丁樓村桑萬路東租下一個店鋪, 購買電腦制版和自動拉布機等設備, 自己掛牌, 經營起了服裝制版裁剪的生意。除了制版, 設計、印花、裁剪等專業人才和經營活動也正在向丁樓村或大集鎮聚集。

2016年之前, 丁樓村的電商每年都要花一段時間專門到浙江省紹興市柯橋鎮采購布匹, 到浙江省義烏市的小商品市場采購輔料和配飾。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專業化, 丁樓村對原材料和輔料需求迅速增長。原材料和輔料的生產廠家看到了在丁樓村的市場, 采用代理或直營模式在丁樓村開設專營或直營店, 甚至非專業市場的廠家也來到丁樓村開店設廠。

圖1呈現了丁樓村電商的發展變化。2010年, 在240戶農戶中經營電商的只有6戶;在被授予淘寶村的2013年, 在272戶農戶中經營電商的也只有95戶;到2014年, 在280戶農戶中經營電商的農戶快速增加至210戶, 在2017年310戶農戶中經營電商的增加至280戶。隨著電商經營農戶數量的增加, 電商經營額也快速增長, 2013年只有5000萬元, 到2017年便增加到4億元。受丁樓村的影響, 電商經營在大集鎮、曹縣迅速擴散。以大集鎮為例, 2013年只有丁樓村一個淘寶村, 2017年32個村子都變成了淘寶村。從2013年到現在, 大集鎮吸引了500多名大學生和5600多名外出務工青年返鄉創業就業。受菏澤電商發展勢頭的吸引, 近兩年來, 有7.5萬名菏澤籍在外人士返鄉創業就業, 帶動了21.5萬人就業。

由一根網線連接的丁樓村, 不僅形成了表演服飾生產與銷售產業, 還在形成從原材料輔料供應、產品設計創新到制版、裁剪、生產、銷售、運營這樣一個十分全面的產業格局, 出現了非常專業化的分工協作。所有這一切, 都在市場中誕生, 也在市場中迭代。市場的主體正是丁樓村的農戶。曾經的農民獲取市場需求、依據市場需求更新產品、開發新產品、提升產品競爭力, 他們適應差異化市場需求的能力也在不斷增強。

市場的崛起徹底地改變丁樓村、大集鎮、曹縣乃至菏澤市鄉村的經濟秩序, 促使它們從傳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創新創業轉型, 在沒有非農產業基礎的大集鎮形成了銷售和生產一體化、相關產業的聚集化、上下游產業生態化;在有產業基礎的鄉村, 正在促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在有出口產業基礎的鄉村, 也在推動出口企業的轉型和升級。

反觀傳統小農的鄉村, 無論是產品市場還是勞動力市場都呈現為內部市場, 正如施堅雅和黃宗智曾經論述過的那樣, 這其實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市場。而在類似于海梅村的鄉村, 看起來是一個內部市場, 尤其是勞動力市場, 但事實上, 市場的開放性使得針對內部提供的就業機會因其低收益而失去吸引力, 鄉村勞動力更愿意通過外出打工來獲得更大的收益, 由此形成了內外分離的市場秩序。

丁樓村電商發展形成的顯然是另一種經濟秩序。互聯網連接的產品市場是一個完全開放市場, 與市場規律相悖的經濟行為只能被市場淘汰, 與市場規律一致的經濟行為才會獲得市場的青睞與支持。無論是產品市場、銷售活動, 還是勞動力市場, 我們觀察到的, 無不體現為丁樓村民可以理解并實踐著的市場。正是遵循了市場規律, 才讓丁樓村呈現出產業興旺的景象。

▍人口返鄉的社會秩序：家庭和諧、鄉風文明

在海梅村, 我們觀察到宗親關系是村莊社會秩序的基礎, 師徒關系、同行團體也是維系村莊共同體的重要力量。可是, 由于大多數勞動力都外出打工, 在節慶之外的時間, 村莊的社會秩序是殘缺的, 是由鄉村政府維系著的社會秩序, 即代理人秩序。在丁樓村, 其社會秩序曾經也與海梅村一樣。

不同的是, 隨著外出打工人口返鄉, 隨著電商的發展, 丁樓村開始呈現另一種社會秩序。外出打工是中國欠發達鄉村的一個普遍現象;外出打工一段時間以后, 返鄉創業的現象也不只出現在丁樓村;丁樓村的特別之處正是其傳統的家庭文化與返鄉創業之間形成的社會關系。

菏澤市緊鄰孔孟之鄉, 有著非常深厚的家庭秩序傳統。與一些鄉村不同的是, 人們返鄉創業的驅動力不僅在于經濟收獲, 更在于家庭責任的驅使。年輕人在外打工一段時間, 子女到了受教育的年齡, 父母親也老了, 到了要贍養的年齡。回到家鄉創業, 既可以為子女接受教育營造一個穩定的家庭環境, 也有機會照顧年邁的雙親。

可是, 親情的維系需要經濟基礎的支撐。運用電商創業的返鄉人其實面對眾多的困境, 其中之一就是創業成本。要想做好電商, 既需要獨到的產品, 更需要周到的服務。無論是產品生產還是電商服務, 都需要勞動力。如果父母不參與到子女的創業活動中, 子女就得雇人。雇人, 既意味著增加成本, 也意味著推高失敗風險。為了幫助子女創業, 父母主動加入產品生產和電商服務之中, 形成了一家人都參與電商創業的格局, 不僅降低了子女的創業成本, 更是在家庭內部形成新興的代際分工。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 新的代際分工還發生在村莊層次。在鄄城縣我們觀察到, 一些企業聘用老弱病殘參與他們力所能及的生產活動, 形成了“留守員、中老年, 一天能掙上百元”的現象。

傳統的代際分工是父母向子女傳授經驗, 不僅形成勞動力的數量增量, 更重要的是在社會秩序中維系了父輩的權威性, 讓年齡、資歷與能力建構的社會秩序方向一致, 形成了費孝通說的“長老統治”, 也是人們對中國鄉村傳統秩序的最熟悉的想象。

新的代際分工則是子女提供機會, 讓父母充分施展能力, 形成兩代人之間能力的互補。如此代際分工形成的社會秩序既不同于傳統的社會秩序, 也不同于代理人的社會秩序。在丁樓村的社會秩序中, 傳統的尊老愛幼秩序形式依然存在, 可形式背后的內容卻截然不同, 父輩的資歷依然是其社會權威的來源, 可“能力”不再是權威的來源。

資歷與能力的分離形成了鄉村社會秩序的“雙權威”格局。一方面, “資歷”, 尤其是子女有出息的資歷讓父輩不僅在家庭獲得尊重, 在鄉村也成為“為人父母者”持家的榜樣;另一方面, “能力”, 則成為年輕后生獲得社會聲望的重要途徑, 不僅在家庭讓父輩為之驕傲, 在鄉村也成為人們爭相學習的對象。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任慶方2010年回家探親期間聽說村上有人開淘寶店, 覺得自己一定會做得更好。他算了一筆賬, 如果自己全身心地投入, 會比在外打工賺得更多, 而且還能照顧家人。

于是他回到丁樓村在網上做起了影樓服飾生意。2012年, 任慶方又湊了13萬元開辦了服飾加工廠, 自己生產。2013年銷售額達到60萬, 還開了天貓店;2015年近300萬。2014年他被共青團曹縣縣委授予“十佳創業青年”稱號, 共青團菏澤市市委還將其樹立為農村電商青年創業典型。任慶方的經營模式迅速成為丁樓村電商學習的對象。任慶生就是其中一位。

論年齡, 任慶生是同族任慶方的兄長;論經營電商的能力, 任慶方則是任慶生請教的對象。可學習不意味著跟隨, 而是在跟隨中創新。在學習中發展的慶生表演服飾產品不僅在中國銷售, 也銷往新加坡、加拿大、韓國、馬來西亞等七八個海外國家。

如果不僅“能力”好, “德行”也好, 后生也能成為鄉村社會的“新鄉賢”, 任慶生便是典型的例子。

在丁樓村, 任慶生自己電商做得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他更像是個“鄉賢”, 把自己經營電商的經驗教訓對村民們傾囊相授。2010—2017年, 丁樓村經營電商的農戶從幾戶發展為280多戶, 占村家庭戶數的90%以上。2014年, 任慶生被推選為丁樓村村支部書記。

因電商技術應用產生新代際分工帶來的鄉村社會秩序, 既延續了中國文化中老有所養、幼有所教的傳統, 又演化出用賢舉能的新風尚, 形成了資歷與能力雙力驅動的社會秩序, 不僅讓家庭和諧, 也推動著鄉風文明的發展。這一發展的具體呈現是, 丁樓村沒有了犯罪, 鄉親之間沒有了爭吵, 城市里的廣場舞也出現在了農戶的家門前。

▍政府潤澤的政治秩序：助推引領、治理有效

第三、四兩節的討論似乎在說明鄉村是一個自我組織、自我運行的地域共同體。事實上, 不是!中國是一個有著近3000年行政管理體系的國家, 即使在傳統中國, 鄉村社會看起來是人群自治共同體, 實際上卻是國家權力無處不在的地域行政共同體。只是, 國家權力在村莊層次有著不同的表現形態。

在傳統的中國鄉村, 除了皇權下達, 還有民意上傳, 而這一切都是通過居住在鄉村, 卻與鄉村利益有著一定距離的鄉紳實現的, 即費孝通討論的“雙軌政治”。進入近代以來, 國家權力逐步下達到村莊, 卻不在村莊設置政府機構, 而是運用村莊代理人上傳下達。在海梅村我們觀察到, 其政治秩序有著明顯的自立性, 鄉土專家評定項目系政府設計, 也從科層化的官僚系統內部展開, 村民只是作為評定的對象, 評定工作則由村干部負責落實。村級干部有著鮮明的代理人特征, 評定的結果對村民的社會經濟生活也沒有實質影響, 進而形成了雙軌政治的變形, 即鄉村政治秩序的上下分治和有形無實。

在丁樓村我們則觀察到了另一種鄉村政治秩序。地方政府并不獨立設計財政轉移支付下鄉的項目或計劃, 而是順應農戶發展電商的需要, 在農戶無力應對的領域和環節施展政府能力, 服務和引領鄉村發展。

網絡是電商發展的基礎設施, 也是村民無力企及的領域。為服務電商發展, 地方政府積極利用財政轉移支付資源進行網絡建設。以大集鎮為例, 2013年4月, 鎮政府利用山東省光網改造試點, 聯合菏澤市聯通公司曹縣分公司, 在鄉村進行光網改造。2013—2016年間, 大集鎮的光纖入戶數與網點數一直穩步增加, 接入互聯網的平均增長率達114%, 光纖入戶數增長率達129%。截止到2016年, 大集全鎮已有5800多戶實現了光纖入戶, 各行政村已實現了光網全覆蓋。

場地是電商發展的又一必要條件, 也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的關鍵環節。通常的情境是, 隨著銷售的發展, 村民不僅需要場地暫存產品, 也需要場地進行生產。為解決場地問題, 村民們能做的是在房前屋后搭建臨時空間。政府則可以利用政策資源興建地方性的產業園。

還是以大集鎮為例。在注意到場地難題后, 鎮政府從2013年開始, 一方面協調各方資源, 或改造和利用村鎮廢棄、閑置的廠房、廢舊庭院, 或興建表演服飾加工廠。另一方面, 為發揮產業集群效應, 開展電商產業園的建設。大集鎮淘寶產業園總投資2.6億元, 一期占地120畝, 布局上采用前店后廠模式, 以生產、加工淘寶表演服裝為主, 集網絡銷售、產品展示、物流運輸于一體, 一期工程已全部投入運營, 狀態良好, 年銷售收入達10億元, 帶動直接就業3000余人。產業園二期建設已啟動, 建成后, 將成為中國最大的表演服飾加工銷售集聚區。2016年, 其被列為山東省重點發展項目。

技能習得是鄉村發展中的又一難題。我們知道鄉村熟人社會的特征有利于簡單技能的擴散與傳播, 可電商是有門檻的經營活動, 賦能便成為發展電商的瓶頸之一。為此, 地方政府或運用榜樣的力量, 樹立各種百姓身邊的榜樣, 邀請他們現身說法, 道出各自的經營經驗;或建立村級電商服務站, 開展現場咨詢服務, 對村民展開一對一幫扶活動, 丁樓村的任慶方、任慶生、丁培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培訓是村民無力組織的又一領域。菏澤市各級政府積極響應村民的需求, 組織各類資源, 展開各種形式的培訓, 僅2016年, 菏澤市舉辦的各類電商培訓多達634余場次, 平均一天有2場次, 參加培訓的達9萬多人次。

除此以外, 電商發展的中間環節也有政府的無形支持。還是以丁樓村為例。在銷售和生產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 進行企業注冊、進而使企業的各項權益得到保障是丁樓村大多數電商曾經遇到的一個環節。傳統的企業注冊不僅手續煩瑣, 涉及多個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更讓村民摸不著頭腦。為此, 政府要求工商部門與公安消防、稅務、金融等多部門協調, 為電商創業企業搞一站式服務。2013年, 大集鎮黨委政府專門發文, 為企業注冊提供優惠政策, 凡需注冊有限公司的, 所需辦理的一切證件和手續均由政府出資, 派專人協助和負責辦理;并專設淘寶產業發展領導小組, 對電商和加工企業實行歸口管理, 除公安消防安全檢查外, 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該小組批準, 不得向電商企業及網店亂檢查、亂收費。

在丁樓村和菏澤市各區縣的調研中我們發現, 為發展電商, 政府提供的各項直接和間接的服務, 以及引導、推動、整合政策, 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清單。不過, 這個清單無一例外地說明, 有效的鄉村政治秩序不是在權力斗爭中爭取的, 更不是在對社會和市場的管束中強化的, 而是在積極回應百姓發展的需求中而獲得的, 也通過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得到鞏固和強化。

其中, 農民收入的增加是百姓支持政府的基礎。以曹縣為例, 圖2表明, 2013年以來, 淘寶村的人均純收入始終高于全縣的人均純收入;與此同時, 全縣的人均純收入也在快速增長之中。

丁樓村的例子說明, 政府服務于發展不僅是村民的需要, 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的抓手, 推動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更是積極潤澤地方政治秩序的有效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基層政治秩序的發展也曾經出現過類似的情境。20世紀80到90年代, 基層政府為了經濟發展也積極服務于鄉鎮企業, 被稱之為政府對企業的“庇護”;由于鄉鎮企業在許多地方事實上是鄉鎮政府所有的企業, 有學者認為地方政府就是企業。不過, 與鄉鎮企業年代不同的是, 當年, 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之間的確有許多扯不清的關系, 無論是在產權上還是在收益分配上, 兩者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是顯而易見的;如今, 在丁樓村, 基層政府與企業之間沒有任何經濟利益的糾纏。如果一定說兩者之間有著共同的利益, 那就是都希望通過產業興旺促進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丁樓村的政治秩序也可以被看作是“雙軌政治”的另一種變形。與海梅村的上下分治和有形無實不同, 丁樓村的政治秩序既貫徹了振興鄉村的國家政策, 也上傳了百姓在追求美好生活中對政府服務的需求, 且得到了基層政府積極反饋。政府與百姓之間形成了一種直接的網絡互動, 我們姑且稱之為“助推引領”。

▍結論

中國過去近40年的經歷說明, 社會、市場、政府是影響鄉村秩序的三股重要力量, 圍繞“發展”目標, 三者的認知不同、行為不同就會塑造不同的鄉村秩序。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 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圍繞鄉村振興, 讓三者形成合力, 則是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解決不平衡發展和不充分發展的必由之路。

菏澤市曹縣丁樓村的例子說明, 圍繞農村電商發展呈現的鄉村秩序是一類邁向鄉村振興的協奏曲。

在過去100多年里, 中國的確在從傳統走向現代, 可是中國的家庭文化依然存在, 尤其是在欠發達地區。家庭文化讓在外打工多年的青壯年勞動力返回家鄉, 上贍長輩, 下育子孫, 把多年積累的勞動技能帶回家鄉創業創新, 觸發了鄉村秩序的另一種新格局。

由一個人帶回的電商, 在實踐中迅速成為人們模仿的對象。鄉土熟人社會之間的無秘文化, 為相互之間的模仿提供了正當性。模仿中的創新成為推動產業的動力, 模仿中的競爭又讓專業化成為必然。專業化進一步帶動著產業聚集和生態化。由此, 形成了一個高度市場化的丁樓村新經濟秩序。

之所以強調丁樓村, 是因為這個秩序嵌在鄉村的社會文化之中。其中, 最重要的是家庭文化。中國是一個家庭主義的社會, 中國人認為, 人生的最大價值在于“子女有出息”。子女有出息的指標不在于傳宗接代, 而在于光宗耀祖;光宗耀祖的指標之一就是家業興旺。因此, 發展是家庭的共同目標。盡管勞動力返鄉的動力來自于贍老育小, 實現返鄉目標的支撐還是來自于家庭的經濟發展。如此, 在長輩依然擁有資歷權威的同時, 年青一代憑借其為家業興旺做出的貢獻而獲得了能力上的權威性, 進而形成了一個不同于傳統鄉村的新社會秩序。

楊開道先生曾經認為, 中國農村發展最大的問題在于農民的組織。如何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為千百年來中國行政發展始終的議題。在丁樓村案例中我們觀察到, 基層政府順應電商發展的需要, 不僅為電商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 運用行政資源補足村民能力的短板、及時響應村民對政府服務的呼聲;也主動發現電商發展對公共產品的需要, 助力電商發展, 引領電商發展, 形成了一個順應地區發展的新政治秩序。

在菏澤市的電商發展中, 丁樓村是眾多鄉村的一個例子, 也是典型的例子。無論是在沒有產業基礎的還是在有產業基礎的鄉村, 我們都能觀察到, 圍繞產業興旺形成了目標一致的經濟秩序、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三秩歸一, 這個“一”正是鄉村振興。當然, 電商下鄉帶來的影響遠不止“三秩歸一”, 譬如對村民思想意識的影響、生活方式的影響等, 不過, 這些內容超出了本文的主題, 當另題討論。

本文原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原題為《三秩歸一：電商發展形塑的鄉村秩序——菏澤市農村電商的案例分析》，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