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了《行政訴訟法》修正案。這部25年歷史的法律，見證了中國的改革歷程，從計劃經濟時代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行政訴訟法》的功能，也在起著微妙的變化。

        這部有著25年歷史的法律，迎來首次修訂；或者說，這部25年歷史的法律，見證了中國的改革歷程，從計劃經濟時代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行政訴訟法》的功能，也在起著微妙的變化。

        現行《行政訴訟法》頒布于1989年，于1990年正式施行。20多年前的電影《秋菊打官司》就是以《行政訴訟法》施行為背景的，挺著大肚子“要討一個說法”、將公安局長“推上被告席”的秋菊，成為中國法治勃興的象征。可以說，當初這部《行政訴訟法》，被寄予立木取信、將政府也能違法等話題“脫敏”的社會作用。

        具體來說，就是當初的行政訴訟，被賦予司法審查行政行為合法性的重要職責。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通知里自信滿滿地指出：人民法院是“審查和確認主管行政機關依據職權所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其他行政決定是否合法、正確”，因此“不應進行調解”。1989年現行《行政訴訟法》也明確了“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這一原則。

        但從后來的現實看，法院無力全盤承擔審查政府行為合法性的職責。當初《行政訴訟法》規定只能判決行政行為是否合法、不能調解，顯然是“制度高估”，“縣法院審不了縣政府”是普遍現象。于是，各級法院變著花樣搞“協調和解”，讓民告官的案子撤訴，形成了法律“空轉”。

        而這次修法，則是針對司法現狀，做了現實主義的陣線收縮：法院將從司法審查政府行為的合法性，更多地轉向解決公民與政府之間的行政糾紛。

        所以，這次修法，在重申“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的基礎上，加了一個“但書”：“但是，行政賠償、補償以及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的自由裁量權的案件可以調解。”

        其實，類似的基于現實主義的“陣線收縮”，之前也有過。比如1997版 《刑事訴訟法》為了加強訴訟的法庭對抗、防止法官受檢察院引導，引進了外國的“起訴狀一本主義”——即，檢察院起訴時只向法院提交證據目錄，而證據本身要在法庭上當著辯護律師的面當庭遞交、質證。但這種單兵突進的改革，因為沒有其他制度的支撐，效果并不佳，最終在2012版的《刑事訴訟法》中被廢止。

        立法做現實主義的陣線收縮，未必不是好事。能落地的法律，總比法律架空高蹈好。但既然陣線收縮了，那么法院今后就要守住這條底線，不能再退，除了前述三類案件之外，法院就不能再搞“法外調解”，該判決政府違法的時候，就要拿出勇氣來。